01
我们都是乡下人，虽然如今生活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中，生活半径远超国界，但这不能否定我们的身份来源。我们都是乡下人，出生在乡下，生长在乡下，在农村接受了最初的教育：自然的、风俗的，以及学校的。
无论走到哪里，从事什么职业，我总是惦记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窑洞、屋舍、炊烟、土地与粮食……坐落在我的心里。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回去看看，更何况父母还生活在那里——他们是安土重迁的老一代人。
02
这次回家，也在村里四处转了转，回到给自己开蒙的小学，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状。
我的母校目前竟然只有区区两个小学生，与此相对的是教师有七位。此外还有烧锅炉的一位，保安一位。
要知道，我们坪上村的户籍人口达2000人。这个黄河岸边的村庄虽然说不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在山西也属于人口集中的大村镇了，过去也是熙来攘往人烟稠密的景况，曾经出过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
如今则景象萧瑟，门前冷落车马稀，除了不愿随子女外出的老人带着有数的学龄前儿童外，村民所剩无几。我回去恰逢入冬，孤寂的感觉更甚。
据我所知，不光我们村，前后附近的村庄概莫能外。
犹记得小时候读书时，孩子们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的。那时候学校条件较差，校舍只是一排窑洞（那一排窑洞就在下图所在的位置，现在变成楼房了），桌椅板凳不够用，孩子们上学得自己带小板凳，歪歪扭扭地坐在一起，学习的劲头却十足。
别说如今的电脑了，彼时的我们连电池都很少见到。
现在的校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钢筋水泥结构的两层楼房，宽阔平整的操场，各种设施相对齐全。然而，整座学校空空荡荡，失去了往昔的热闹。
本村小学虽然仅余二人上学，这还算好的，其实许多村庄的学校早就关闭了。比如我初中读书的中学，如今已经是人去楼空。真所谓：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03
后退几十年，中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农业国家，不仅绝大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就算城里人，向上追溯两三代，也多来自农村。
在我们的思想意识深处，每个人都有前近代社会中所特有的农民身份的固有属性，对自然的信赖与亲和，对宗族的依靠，对商品社会的陌生反应，以及对外在的广阔世界变化的无知无觉。
尤其是山西人，虽然有晋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以经商为本，但与徽商或其它南方地区的商户不同，山西人无论做多大的买卖，其终老之所必然是出生地，回乡盖房买地是晋商的必然选择。
这说明，从根本上，或者从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深层意识上，对出身农业的身份背叛是绝无可能的。这也从反面说明，短时期内人们从骨子里是无法摆脱农耕身份的。
但是如今，形势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从农村的教育和学校的现状能有所说明。
04
至少在八十年代，几乎所有中国自然村都有自己的小学，绝大多数乡镇有自己的中学，少数的高中集中在县城和很少的人口较大的镇里，这构成了县以下地区的学校分布的基本结构。
那时候的教育设施是相对落后的，但由于人口分布是随着县乡村的自然结构而成正比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由于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落后，导致大多数孩子在小学阶段只能就近读书，只有年纪稍大才可能到较远的乡镇或县城上学。
以村为本位的小学和以乡为本位的初中，到以镇和县城为本位的高中，成为一个乡下孩子求学的必经之路。
在这条道路上，教育设施虽然落后，教师资源相对溃乏（很多小学一个老师教几个年级的几乎所有课程），但仍然是相对公平的。
那时候，教育资源的分配还没有集中化、收费化，农村学生在高考中胜出的人数仍然由于人口基数大而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北大清华中的寒门子弟比比皆是。
比如我们家的4个兄弟姊妹，都接受了高等教育，这不是出于偶然。我同龄的乡村子弟，靠读书进入高等学府的，人数亦相当可观。
05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开放期，下海潮、经商潮带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舆论也鼓励人们开动脑筋灵活多变地搞活经济。
基础设施建设，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增加，乡镇企业尤其是南方经济的全面开花，带来了蓬勃向上的发展动态与欣欣向荣的局面，城市就业机会的不断增加吸引着乡村务农的人员，进城打工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一大景观。
并且随着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教育改革，教育双轨制的推出，两厢结合，对农村教育的结构和基本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一方面，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化，家庭经济状况在大的社会发展形势中的提升，对新一代出生的子女教育的重视成为新的社会特征；另一方面，以村为本位的学校布局，由于学校基础设施的不足和乡村教员的结构落后，开始了新一轮的全面化的集中教学的新变化。
人们期望孩子从小即开始接受更系统、更全面的教育，这时候，集中办学的优势体现出来，各科教师充足，学历较高，基础设施完善，并且有着从小学、初中、高中的一体化不间断的过程。
大部分学生从小学阶段开始，就离开小村庄，到乡镇或县城租房求学。即便是农村人，也认识到了由教育制度改革引起的、从大城市逐步扩散而深入影响到各级市县的教育投资的重要性。
06
与此同时，新一代的乡村青年已经在观念上彻底摆脱了父辈所有的那种传统上的地域束缚。
他们外出打工，广开眼界，对生活的理解和要求已经与城市生活相互融合，他们喜欢人口繁密的都市生活，琳琅满目的商品，复杂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生活的不确定和更多的可能性，并且也出于更重要的对个人发展的规划，试图从蓬勃向上的社会氛围中寻求自我突破和阶层晋升的可能。
这一切，当然只能在大都市哪怕是比乡镇高一级的县城中实现。
这就导致了年轻一代的打工族攒钱在城市买房，最低限度也在县城买房生活的新局面。与此相应的，当然是他们的下一代要迁移到城市中生活和接受教育，哪怕户籍依然在老家，但生活则早已飞跃到了更远的地方。
无怪乎，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地带，镜头下，常常看到的只是一些耄耋老人和懵懂孩童。
学校只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乡村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这种社会发展导致的人口分布的变化，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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