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硬核财经（ID： yinghecaijing）作者：Original核叔
1986年冬，人民大会堂首次迎来了一位华尔街大亨——纽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并受到了邓公的亲切接见。在会见时邓公接受了范尔霖赠送的纽交所证章，回赠给客人的是一张中国公司的股票。
“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这一光荣时刻属于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小飞乐），这家公司于1984年10月由飞乐电声总厂发起设立，并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申请发行股票，11月14日正式向社会公开发行。
1989年发行的小飞乐股票
在小飞乐成立之前，1984年7月天桥百货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
当年天桥百货先于小飞乐发行300万元的股票，但是和真正意义上的股票还有明显的差距。天桥百货的“股票”上竟然出现了“五年还本、每年5.4%利息外加分红”的条款，这更像是一只债券。
当时这种类似债券的“股票”不下十几二十张，但是统统不符合国际通行标准样式，唯独小飞乐一开始就以规范的股份制企业的要求来进行转制、设计股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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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没有证监会、证交所和证券公司的年代，股票的发行、流通全都控制在银行手中，申请股票的发行需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复，而刚刚成立的工商银行成为了最早的营业部和交易所。
1986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开办代理股票买卖业务，开业第一天代理卖出飞乐音响公司和延中实业公司发行的股票1000多股。当时在静安分公司开业前，这还是一间10平米的小理发店。
不过这种由银行全盘掌控的局面并未维持多久，因为属于中国券商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新时代大幕
新中国的证券市场是从模仿西方国家开始的，证券市场的初期建设也是由海归派主导的。当年海归派中的商学院学生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会，简称CBA，成员中的高西庆、李青原、刘二飞、王巍等人，都是之后在资本市场叱诧风云的人物。
在CBA这群人里面，还有一对亲哥俩，哥哥王东明读的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弟弟王波明读的是哥伦比亚大学。
这哥俩的背景可不简单，他们的父亲王炳南曾是周总理的亲密战友，1964年官至外交部副部长，后来因为政治原因被诬陷迫害，哥俩的青少年时代基本都在北京街头上瞎混，弟弟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烧碱车间里当工人。
直到父亲被平反之后，又恰逢中国改革开放，两人这才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1980年哥俩一块儿到了美国。
当年出国的那群人可是实打实的镀金，哥哥王东明1984年学成归来，就直接去了北京华远经济建设公司任副总，而当时的任志强，也不过是华远公司建设部的一个小经理。
弟弟王波明就更厉害了，198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顶着常春藤毕业生的光环，王波明还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并且亲眼见证了纽约股市的暴跌。得益于在华尔街的这段经历，王波明回国后就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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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8日，北京万寿宾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这里悄然举行。
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刚从纽交所辞职回国的王波明也参加了这个会。
当时到会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
这次会议的最大成果就是，确定组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他们充分运用在国外的所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框架。
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签字仪式
1989年3月联办正式成立，王波明任副总干事。联办在成立后干了四件大事，分别是主持参与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设计、创办和组建。
1990年中央正打算开发上海浦东，明确提出把上海建成远东金融中心，当时上海的朱市长极力邀请“联办”到浦东筹划股票交易所，并表示可以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
几个月后，朱市长在加拿大访问时，就宣布上海要建立自己的股票交易所，而且年底就要开门。既然上面发话了，肯定得赶紧做出来。
就这样，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在此之前，深圳证券交易所为了抢到“第一”称号，居然就赶在12月1日试开张了。同年12月5日，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正式开始运行。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1992年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联办”开始退居二线，创办了旗下一揽子财经媒体，包括《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王波明成为全国最大财经媒体的总编。
弟弟王波明从资本市场转去了做传媒，而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王东明，却转战证券行业，开启了自己近30年的券商生涯。
万国王朝：1988-1995
在新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上，上海永远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但是新中国的第一家证券公司并未诞生在上海，而是特区深圳。
就在王波明回国前夕，1987年9月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
当时的特区证券是集交易所、登记公司、证券公司于一身，从股票的发行、登记、交易全部在小小的营业厅里完成。1987年深发展成为特区证券的第一只挂牌股票，即后来深交所的000001。
但是与上海相比，当时深圳的金融人才极度匮乏，90年代之前的深圳券商一直没能形成气候。中国券商史上第一个大王朝诞生于1988年的上海滩，而这个王朝的缔造者是被誉为“证券教父”的管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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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金生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出身于江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他，1965年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他在母校获得了法国文学硕士学位。
但是在当年法语专业没有任何对口的工作，而刚刚成立的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又急需高素质人才，就这样管金生误打误撞进了金融行业。在上海信托，管金生先后任经理助理、副经理，并被选送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深造，成为法学、工商管理双料硕士。
1988年2月，万国证券公司正式成立，由上海信托等10家股东筹资3500万元，管金生任副董事长、总经理、总裁。同年，脱胎于人行上海分行和交通银行的申银证券和海通证券也先后成立。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这三家券商的掌门人均为上交所的理事，除管金生外，还有申银证券的阚治东和海通证券的汤仁荣。
上交所成立之日：右三至右一分别为阚治东、管金生和汤仁荣
1988年最早一批成立的证券公司多达33家，执牛耳者却是上海这3家券商，管金生的万国证券更是独领风骚。
万国成立不到两个月，就作为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在国际证券界亮相——在由20多个国际证券公司组成的、对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新加坡分行在伦敦发行欧洲日元证券的承销团中，日本野村证券任总干事，万国任副总干事。1992年年底，在香港与李嘉诚合作，一举收购香港上市公司香港大众，完成了大陆证券公司首次收购境外企业并成为控股人。
1993年万国证券在首批券商信用评级中成为唯一获得国内AAA最高信用级别的一家。1994年，万国证券A股交易占上交所总成交量的22%，B股则达到50%，在上交所会员中首屈一指。当年上市的上海12只B股中有8只是由万国证券作国内主承销商。
这家起步时只有3500万元资本金的证券公司，在短短6年的时间就发展成资产规模数十亿元的综合性公司，并在新加坡、伦敦开设分公司。如日中天的万国打起了“万国证券，证券王国”的旗号，声言要成为中国的野村、中国的美林。
但是万国王朝在迈入1995年春天之时走向了它的末路，震惊中外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发生之后，管金生和他的万国证券一同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根据后来的处理结果，327事件被定性为一起严重的违规事件，起因是多空双方在国库券是否加息上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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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上交所推出了国债期货市场，327品种是该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期货，1995年6月到期。本来国库券是固定利率，但是为了吸引更多投资者买入，国家会提供保值贴补，固定利率变成了浮动利率。
市场在1994年底就传言327等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国库券可能要加息，但是管金生从始至终都认为不可能加息，因为一旦加息需要国家多支出10多亿元的资金，在客观形势吃紧的情况下，显然绝非易事，当时万国证券是市场上第一大空头。
2月23日，财政部发出公告，关于1992年期国库券保值贴补的消息终于得到证实，现券由9.50%的利率提高到12.24%。也就是说，327的到期价格将会提高，对空头来说大大不利。
当天以中经开为首的多方力量势不可挡，一开盘327价位就跳空高开，数百万的空单被轻而易举地吃掉，价格大幅飙升，收盘前8分钟为151.30元，看起来空方大势已去。
有人算过一笔账，按照16时22分13秒的交易价格151.30元到期交割，万国证券赔60亿元，这样的损失将导致公司破产，被逼到绝路的管金生只能孤注一掷。
在管金生的指示下，万国证券一次性丢出730万口(约合人民币1460亿元)的抛单，多方顿时兵败如山倒，327收盘价被压制在147.40元。照此计算，万国证券不仅不亏，而且净赚42亿元。
327国债期货1995年2月23日当天走势
2月23日收市后，327的持仓总量高达1400万口，若单边计算，约合人民币2800亿元，是327相应的现货债券的12倍。当晚上交所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交易异常，经查是某会员公司为影响当日结算价而蓄意违规。
管金生押上万国几乎所有家当豪赌国债，结果满盘皆输，1995年4月落寞辞职。万国证券经此一仗，元气大伤，不久被重组。
5月17日，中国证监会作出了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决定，两天之后，管金生在海南被捕，罪名为贪污、挪用公款40余万元，但没有违反期货交易规则的说辞。
有人说，管金生是因327而生出祸端，却硬套了一个行贿的罪名，可谓张冠李戴。1997年2月3日，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管金生17年徒刑。
管金生的老朋友阚治东则幸运躲过一劫，327事件发生时阚治东正在香港出差，在通信极为不便的年代，远在上海的申银证券不敢轻举妄动，才不至于落得与万国同样的下场。
327风波之后，在上海市政府的安排下，申银证券与万国证券合并为申银万国证券，阚治东掌管两大巨头，成为上海证券界头号人物。但是高处不胜寒，1997年阚治东因为“陆家嘴事件”被撤职。
如今的万国证券和申银证券，只能在申万宏源这几个字里找到一丝存活过的气息了。
君安王朝：1992-1998
1992年诞生了四家在后来叱咤风云的券商，分别是北京的华夏证券、上海的国泰证券以及深圳的南方证券、君安证券。
其中，前三家券商的来头可不小，均由四大国有行和中国人保发起设立，注册资金10亿元，被称作三大全国性证券公司。先前已经投身证券行业的王东明，1992年-1995年在华夏证券和南方证券分别任职。
与三大全国性券商相比，君安证券就略显寒酸了，注册资金仅5000万元，不过君安的军队背景是全国其他券商所不能比的，中国名称里有君（军）的券商只此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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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有着军队背景的券商，其创始人张国庆就是一名退伍军人。张国庆自部队复员之后可谓顺风顺水，1970年代进入湖北人民银行系统，后任职湖北人行办公室副主任，80年代末调任深圳人行证券管理处处长。
1992年10月，由包括军队企业在内的5家国有企业投资设立的君安证券成立，张国庆担任总经理。
君安证券在中国股市翻云覆雨长达五年，1993-1998年深交所成交量第一。在发迹于1996年至1997年的大牛市中，君安频频得手，尤其在长虹一战中大获全胜，攫取了超过40亿元真金白银，君安也一度执市场之牛耳。
君安证券1997年底的总资产达175亿元，利润7.1亿元，当时在国内均名列第一。张国庆也因此与管金生、阚治东一道，被称为中国股市教父级人物。
在君安证券巅峰那几年，还有一个小插曲，1994年的那次“君万之争”轰动全国，张国庆得到了“门口的野蛮人”的称号。
3月30日上午10点30分，张国庆亲自告知王石，君安已经联络了部分万科的股东，准备对万科的经营战略提不信任票，并建议改组董事会，新闻发布会将在2个半小时后召开。这是中国企业史上，股东与管理层的第一次直接对抗。
《告全体股东书》和《改革倡议》
被逼到了墙角的王石的反应与最近一次的“宝万之争”如出一辙，他当即动用一切关系和手段，向万科最大的股东——国有股发出了求援，同时稳住一部分参与倡议的股东。
3月31日，王石向深交所提出紧急恳请，以“防止人为操纵股价异动”为理由，要求停牌万科，并获得批准——这是中国股市的第一次停牌。
就这样，万科股票被整整停牌了4天，而万科赢就赢在王石发现了君安高层的老鼠仓，总计购买了2000万元的万科股票，这一发现让君安发难的正当性受到了质疑。
最终北京的证监会站到了王石一边，试图靠袭击战而牟利的张国庆见大势已去，只好向证监会的南下代表承诺:
“既然是你们发话了，就是一盘臭狗屎让我吃，我也把它咽下去。”
不过在1997年君安证券迈向巅峰之时，张国庆早已忘掉了当年的挫败感，走下了他人生中最险的一步棋——管理层收购（MBO）。虽然MBO在今天的资本市场略显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是君安开风气之先的最大胆创新。
君安证券在1997年进行增资扩股到7亿。经过安排，君安职工持股会变成君安证券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达77%，原大股东合能集团持股仅7.71%，成为第二大股东。
君安职工持股会的两大股东分别是“新长英”和“泰东”，分别为当时君安董事长张国庆和总经理杨骏控制的两个投资公司。就这样，君安证券从一家国企变更为私人控股的企业，这在后来的国企改制中出现了无数这样的案例，比如高俊芳和她的长春长生。
但在1997年这种创新方式并不为人所接受，搞不好是要吃枪子儿的！终于灾难还是降临了，当时君安一位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因不满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失势，遂将MBO方案及公司全部账目拿到纪检监察部门举报。
很快，证券监管部门和审计机构派出工作组进驻君安。1998年7月，审计结果查明，张国庆等人“账外违法经营隐瞒转移收入”的总额在12.3亿元左右，张先后动用5.2亿元，获得君安约77%的权益。
有关部门认定，张国庆涉嫌“侵吞国有资产，将国有资产变相转入私人名下”，1998年9月，他以“虚假注资”和“非法逃汇”等罪名获刑4年。在那个证券市场的蛮荒时代，中国股市三大教父无一幸免。
张国庆锒铛入狱后，君安证券被安排与上海的国泰证券合并为国泰君安，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
后来有媒体在一则评论中意蕴复杂地说，“假如张国庆的MBO晚个两三年，他或许不但不会有如此下场，反而成为竞相歌颂的英雄也未可知。试问，从这个世纪初开始的MBO热潮，让多少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坐拥亿万的富豪，同时还享尽殊荣美誉”。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中金
在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后的很多年里，国内没有任何一家纯粹的投资银行，当时证券的保荐、承销等投行业务在券商经营中只占很小一块，一直到1995年中金公司的诞生，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投行。
1995年之前，中国一些大型企业希望去海外上市，但国内还没有一家投资银行可以担当此任。由此，一些金融领域的专家、官员希望建立中国真正的国际化的投资银行，成立合资投资银行这一方案成为不错的选择。
1993年，华侨林重庚——时任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向高层递交了一份报告，阐述在中国成立一家中外合资投资机构的迫切性。
不久，这些呼吁得到了高层的反馈，要求中国建设银行负责向央行提交相关的可行性报告。随后，人民银行出台了对应的政策《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类机构管理办法》。当时，恰逢摩根士丹利急于打入中国市场。几经接洽，建行与大摩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1994年10月25日，中金公司五位股东代表：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岐山，时任摩根士丹利总裁约翰·麦克，时任中国经济技术投资和担保公司总裁蒋乐民，时任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副总裁郑国枰，时任名力集团董事总经理查懋声齐聚钓鱼台，举行了签字仪式。
1995年6月25日，中金公司挂牌成立，王岐山出任中金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林重庚任第一任CEO，杨彬、汤世生和方风雷任副总裁。
虽然中国证监会有规定，合资投行外方不能超过33%，但中金公司成了一个特例：流量被垄断，内容平台生意难做？看看这群前阿里人的解决方案占股比例达到了34.3%。
摩根士丹利带来的最大贡献，不仅仅是为中金建立了完整的投行体系，而且从组织架构到薪酬体系，甚至企业文化，都有着大摩的影子，这也让中金变成了中国最专业的国际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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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0月，中国移动的海外上市成为中金公司第一单主承销业务，这是让国内所有券商都羡慕的大单，中国移动在港交所和纽交所上市，融资42.2亿美元，中金公司获利不菲。
此后，中金公司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完成的海外IPO项目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等，中国企业的海外项目几乎被中金垄断。
1999年，中金公司获得A股承销资格，随后的2000年，中金公司以一单融资额78.5亿元人民币的宝钢IPO，高调进入国内A股市场，并雄踞国内A股承销第一的位置长达3年。此后的中石化、招商银行、中国联通的A股IPO，均由中金公司斩获。
由于中金公司走的是纯投行战略，所以基本上没有万国、君安那样的投资风险，但正是因为这样的纯投行战略，使得中金渐渐被竞争对手赶超。
的确，中金公司拿大单的能力在国内无人能及，不过随着大国企上市资源的逐渐枯竭，中金的利润来源也大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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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创业板推出后，上市主体逐渐由中金擅长打交道的大型国企，转变成规模相小的民企。由于骨子里的心高气傲，以及缺乏做小项目的经验，中金只能眼睁睁看着创业板的蛋糕被竞争对手瓜分。
而且中金的经纪业务也只重视高端、QFII、超大户和大客户，在与中投证券合并之前，中金在全国只有20个网点（2015年），反观中信的营业部数量早就超过200家了。
另外，中金在融资融券方面也落后于同行业，在2012-2014年IPO暂停的那段日子，其他券商凭借创新服务填补了因为无法承销IPO的损失时，中金却一无所获。
为了扭转在经纪业务上的劣势，2016年中金公司选择与拥有200家营业部的中投证券合并，但是合并后的中金公司，其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仍排不上全国前十。
2018年，中金公司失去券商一哥的位置已经12年了。
那四年，券商倒闭了一半。
已经与中金公司合并的中投证券，这家券商可谓命途多舛，它的前身正是曾经威震一方的南方证券，这一切还要从21世纪初那次券商的至暗时刻说起。
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创出2245点的历史新高，也是在这一天，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在今天股东减持都是重大利空，而当年的国有股减持是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发布的，其威力可想而知。
由此，国有股减持直接导致市场上流通的股票数量大大增加，如购买力不变的话，其结果就是股票价格的下跌，而这一跌就是整整四年！在这四年的漫漫熊市中，沪深两市A股跌幅超过40%的股票近千只，占总数的比例超过70%。
尤其庄股在熊市中跌幅巨大，跌幅超过70%的股票，基本都是业绩较差的股票，跌幅超过90%的股票，大部分都是ST股票，比如银广夏这只造假股票，4年跌幅高达95%，是跌幅最大的股票，曾经在327事件中大获全胜的中经开也葬身于此。
2001年-2005年，沪指从2245点一路下跌到998点，这期间证券公司几乎倒闭了一半，而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当属三大全国性券商之二的南方证券和华夏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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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证券的巅峰在2000年，其承销业务排名位居全国第一，经纪业务跃居业内第三。顺风顺水的南方证券吸收了大量的委托理财业务，并签订了大量保底合约，这是南方证券增资扩股的开始，也为后来南方证券背上包袱埋下了伏笔。
2001年行情急转直下，南方证券开始难以为继，机构债务近百亿元，挪用客户保证金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频繁出现。2002年6月，前申万总经理阚治东临危受命，但仍未阻止危机的爆发。
2003年10月，南方证券大范围爆发信用危机，委托理财客户纷纷上门挤兑，南方证券生死悬于一线。当时，南证的客户保证金存款约为80亿元，委托理财规模也约在80亿元。于是阚治东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挪用客户保证金用以偿还委托理财客户的投资本金。
阚治东意在破釜沉舟，但是之后市场行情没有任何起色，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让南方证券的窟窿越来越大，2004年被政府接管，2005年破产清算，阚治东也因此身陷囹圄。
2007年庭审时的阚治东(右)
2005年8月1日，建银投资宣布以3.5亿元接手南方证券74家营业部和投资业务。9月28日，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投证券宣告成立。
与南证齐名的华夏证券，也深陷保底违规委托理财，挪用客户保证金57亿元之巨，被逼得采取高息揽存来归还保证金，但却导致其每年的财务成本增加3.5亿元，最终难以收拾，于2005年被证监会撤销业务资格。
除此之外，一线券商中，申银万国、国泰君安、银河证券等公司也一度命悬一线，最终依靠央行通过汇金和建银的巨额注资才勉强得以存活。
这段时间倒闭的券商还有很多：
大鹏证券、汉唐证券、联合证券、闽发证券、天一证券、鞍山证券、新华证券、佳木斯证券、大连证券、珠海证券、富友证券、武汉证券、海南证券、云南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广东证券、民安证券……
王东明和他的中信证券
在那次券商的倒闭潮中，有两家证券公司表现尤为亮眼，坚持纯投行战略的中金公司这期间坐上了国内券商的头把交椅，同时也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劲的对手——中信证券。
目前稳居国内券商龙头的中信证券，同样诞生于1995年，此前已经有多年券商从业经历的王东明任公司总经理。虽然背靠中信集团，但是中信证券远不如中金的出身尊贵，在投行和经纪业务上都不占优势，只能算作一家二流券商，而且为了省那么一点所得税，把注册地从北京搬到了深圳。
不过中信证券一直都是中金坚定的追随者，效仿中金专注于投行业务，甚少涉猎自营和委托理财业务，秉承并严格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宗旨，王东明的坚持使得中信证券在世纪之初迎来了重大机遇。
1999年增资时，中信证券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做了准备。没想到在筹备上市的过程中遭遇了当时最惨绝人寰的熊市，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中信证券幸运地逃过此劫，2003年成为国内第一家IPO上市的券商。
也是在这一年，诸如华夏证券、南方证券等行业巨人纷纷倒下，大半券商遭遇了灭顶之灾，名不见经传的中信证券开始崛起之路，并逐渐跻身券商的第一梯队。
中信证券跻身第一梯队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在长江电力的IPO项目中，中信证券第一次战胜中金公司，使之损失上百亿的承销业绩。这是在A股市场上，中金公司的地位第一次被撼动。一年之后，武钢的90亿增发项目还是被中信证券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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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2003年，王东明升任中信证券董事长，开始全盘掌控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那四年的券商倒闭潮对于中信证券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王东明开始践行他的大项目、大网络、大平台的发展战略，甚至豪言要做“中国版的高盛”。
中信证券的大项目战略在1999年就已确立，经过多年深耕之后，2003年中信证券股票融资额排名市场第一，大项目战略初见成效。此后，四大国有行A股上市，中信证券均为主承销商或联合承销商，全中国只此一家。
2002年，中信证券启动大网络战略，在一次内部办公会上，王东明明确指出，“国有企业若不主动进取，等待别人来救你，那基本就没大戏了，中信要趁着市场低迷进行扩张。”在国内券商普遍最差钱的时候不断出手，吃掉总部位于山东、浙江的万通证券、金通证券。
2005年8月，中信证券参与华夏证券重组，与建银投资共同出资筹建中信建投证券、建投中信资管，分别受让华夏证券的全部证券业务及相关资产和非证券类资产。时至今日，中信建投的英文名仍然沿用了华夏证券的China Securities。
2006年中信证券启动大平台战略，经过四轮收购，最终于2007年实现了对华夏基金100%的控股，新的华夏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超2000亿元，王东明任董事长。与此同时，中信完成对金牛期货的收购，并设立金石投资，金控平台已初具规模。
境外市场，中信在香港设立了中信证券国际，是中信证券海外业务拓展的平台，第一笔业务就是中国银行的H股业务，2012年又收购了法国里昂证券。
王东明借助一系列的收购行动，使中信证券一举确立了其行业龙头地位，营业部数量从当初的45家增加到165家，总资产从2003年底的118.1亿元增加到2007年底的1897亿元。市值成倍增长，从2003年末的193.81亿元增长到2007年末的2959.51亿元。
除了一系列的收购，王东明又成功抓住机会，成为第二批股改的重点企业，当时不少投资者质疑其10送3.2股的补偿标准较低，并对捆绑的3000万股权激励表示不解。然而在其坚持之下，最终这份股改方案获得一致性通过。
因为股权激励计划，中信在迅速变强的路上也成功留住了人才，始终没有遭遇人才流失的危机，其后国企股权激励被叫停，王东明可谓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遇。
虽然中信证券在扩张过程中很好地控制了风险，但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2015年股灾配合上海司度做空，成了中信证券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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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空主力”司度在2015年股灾期间开设了多个融资融券账户，开展大规模融券交易并由此获利。当年7月，司度的账户被交易所限制交易，随后多家券商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证监会披露信息显示，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国信证券违规为司度提供两融服务。
这可不是简单的违规行为，当时完全是跟国家的救市大业背道而驰，2015年8月25日至9月15日，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在内共计被抓高管11名，并在随后领下3.7亿元的顶格罚单，券商评级从AA级掉到了BBB级。
11月17日，中信证券党委书记王东明宣布退休，次日卸任董事长的职务。至于王东明是不是因为亿元罚单而引咎辞职，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于这位缔造了中信帝国的券业大佬黯然离去，也由衷地感到惋惜。至此，中信证券的王东明时代告一段落。
王东明时代告一段落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前不久中信证券收到证监会的结案通知书，经审理，证监会认为中信证券的涉案违法事实不成立，决定该案结案。
中信证券也在2016年证监会刘主席造访以后迎来了生机，当时刘主席说了三句话，“一是要把去年的曲折、失误转化为财富；二是要勇于担当，成为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三是要做行业的领头羊，有所为、有所不为。”
2017年8月，证监会公布2017年证券公司分类结果，中信证券连升两级，重回AA级。
中信证券自2006年超越中金公司成为券商净利润第一以来，已经将这一桂冠保持了12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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