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清华大学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创业计划大赛，5个多月的时间里，收到了100多份参赛作品。
就在前一年，麻省理工的创业计划竞赛结束后，从中诞生了70家“学生公司”，并在一份统计数据中指出：在这个高技术公司云集的地方，表现最优秀的50家公司中，有48%的创业者出自创业比赛，甚至在短短几年内就成长为营业额达到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
一时间，风险投资者迅速涌入大学校园，去寻找未来的技术领袖，同时高校的创业计划竞赛，也成了美国经济的直接驱动力量之一。
然而中国的创业大赛也悄然走过了21年的历史，逐渐从校园走向社会，以至于各种巧立名目的创业比赛。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创业比赛到底走出了哪些优秀的创业项目，恐怕很多人会一脸茫然。
曾经在美国引领知识经济时代的竞赛，到了中国还是变了味。
赛场成了“秀场”
同济大学教授郑惠强在2017年的两会提案中，将国内热度渐兴的创业比赛作为议题，切实指出了“双创”时代的三个“副作用”：
1、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全国范围内的创业类竞赛多达49场，2016年前11个月就已经突破58场，平均个礼拜就有超过1场全国性的创业大赛鸣锣开赛。2、比赛的专业竞争“深度”不足，“曲终人散”后也很少再有“回头客”。3、一些比赛过分强调形式和表演，忽略了对内容和技术的关注，舞台的布景酷炫无比，参赛者们个个西装革履、演技十足，形式往往盖过了项目本身。
回头来看，郑惠强教授的提案可谓针针见血，只是两年时间过去后，国内大大小小的创业比赛数量只增不减，甚至直接将赛场变成了“秀场”。
早几年的创业比赛中，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参赛选手上台后就说自己是第二个马云，“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马云，这次千万不要错过我”。对于如何成为第二个马云，往往会给到几个标志性的数字，比如A轮要融资1000万美元，B轮要融资10个亿美金，没准儿两年后就能直接登陆纳斯达克。
近两年开始涌现出一些“海归项目”，团队里总要有几个老外背书，参赛者的路演功底也有所进步，不再张口闭口成为第二个马云、第二个比尔·盖茨，而是上演了一场场创业相关的脱口秀：在台上演出时潇洒自如，时不时丢几个包袱，煞有罗永浩老师的神韵，至于项目本身似乎并不重要。
原因出在了哪？可能是项目方自身为了眼球效应，为原本严肃的创业比赛加入了太多娱乐化因素，也可能是这届创业者太幽默，总想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刷存在感。但归根结底，这不应该是创新比赛的常态。
创投线路失灵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创新比赛大多借鉴了硅谷的创投机制。
很多比赛像是一场答辩赛，给选手们固定的时长演示项目，台下坐着的名头高大上的投资界认识，希望以投资者们敏锐的洞察力，发掘所有参赛团队里的优秀项目，进而推动一些有价值的落地，完成创业比赛被赋予的使命。
这样的赛制对创业者着实有着不小的吸引力，中国的创业者大多是“白手起家”，特别是一些缺少关系和门路的创业者，参加创业比赛不失为一个“找资源”的机会。一旦被某位投资者评委相中，很可能就是企业成长的新起点。
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国内不少创新比赛在赛制上就存在明显的漏洞，很多比赛的评委席里很少有懂技术、懂产品的“专业人士”，就像新东方针对托福和GRE考试开发出的应试技巧，选手们只需要学会应付评委们的常规路径，奖金似乎是唾手可得的事情。
以至于出现了很多“参赛专业户”，辗转于这样或那样的创业比赛，即便在多次获奖后还是继续参赛，因为拿奖金比创业要轻松的多。
赛场变秀场，创业比赛娱乐化，或许都还只是表面现象。
一些真正有想法的创业者，恐怕没有太多精力专注于比赛，自然不会像“参赛专业户”那般娴熟。然而很多比赛的主办方还背着项目落地的KPI压力，由此衍生出的一个特定现象就是：一些早已成熟的项目，会找两个“代理人”去参加比赛，然后成为大赛孵化落地的标杆，甚至出现了有国企、央企背景的项目，已经与“创业”二字无关。
可以借鉴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汪潮涌的观点：“所有严肃的投资人都会告诉你，好企业是创出来的，不是选秀选出来的。”摆脱不了选秀式的赛制，中国的创业比赛永远都只是在雾里看花。
以色列的启示
二十年前提及“创新”的时候，硅谷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神话，近几年被提起最多的却可能是以色列。连股神巴菲特都说：“如果你到中东寻找石油，无需在以色列停留；但若你找的是人才、活力和智慧，那么以色列是唯一一站。”
仅从数字上看，以色列为世界贡献了2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均拥有创新企业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在纳斯达克的上市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中国，超过欧洲所有企业的总和；科技产业贡献超过GDP的 90%, 享有 “中东硅谷”、“创业国度” 的美誉；以色列拥有超过6000家的科技创新企业，独角兽的名单可以写满几十页纸……
如果说硅谷的崛起离不开创业氛围和风投，以色列的创新密码却在于人。
现实中的以色列是个笼罩在危险中的国家，五次中东战争全部和以色列相关，即便到了今天，与以色列邻邦的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埃及、伊拉克，几乎都“乱成了一锅粥”。如果没有创业和创新，这样的国家似乎很难生存下去。
于是乎，创新、创造力、冒险精神、理解市场规律，成了以色列创业者最基本的特征。
比如郎咸平曾在书中给电动汽车判了死刑，理由是电动汽车充电时间太长，谁愿意开车去充一两个小时的电再出发呢？以色列一家名为StoreDot的公司给出了纳米技术的解决方案，表示未来只需要充电5分钟，就能为汽车提供480公里的续航。
如果是在国内，类似的解决方案在创新比赛上很大可能会被毙掉，一是台下的评委压根不理解技术原理，第一反应就是斥责参赛者在吹牛；二是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连比亚迪、宁德时代都搞不定的事情，一家创业公司哪里会有机会。
看来中国的创新大赛，还需要思考如何不给创业者设限，尊重创业者的冒险精神。
从“树苗”到“种子”
不应该把中国的创业大赛一棒子打死，本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在这样或那样的创业大赛中，不乏想要从现有模式下突围的尝试，比如实地集团主办的SEED AWARD。
有别于很多创新大赛的是，SEED AWARD的评委中没有所谓的投资人，也没有第三方基金或投资机构，取而代之的是“AlphaGo之父”哈萨比斯、U盘发明人Dov Moran、AI泰斗级人物Michael I.Jordan等12位专家组成的评审团，以及在硅谷、广州、伦敦等城市的多场“达人秀”。
所有入围的选手，都有机会在舞台上演示自己的创意，或是一场PPT演讲，或是生动的现场演示，前提都是如何将自己的创意创造落地，去解决生活中的真实痛点，而非单单为了讨好现场的投资人。评委所扮演的角色也被改变，不再是投资人式的“过堂审问”，专家们会更侧重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给创意提出可行的建议。
让人想起了曾在加州闻名一时HomebrewComputer Club，“极客”们在轻松的氛围里展示自己的创意，少了些目的性和功利性，却诞生了像苹果这样伟大的公司。演示了第一台苹果电脑的乔布斯，正是在这里被隐匿在台下观众里的投资人相中的。
但在今天，不带有功利性的创业几乎找寻不到，一些年轻人处于“一夜暴富”的心态，以上市圈钱或被收购作为创业的初衷，带着创业不久的项目到处参赛，无异于创业圈的“相亲行为”。如果创业者眼中只有商业利益，缺少了应有的“工匠精神”和社会责任，才是对资源最大的浪费，这也是中国创业者与以色列最大的差别。
SEED AWARD让我眼前一亮的正是所采用的“种子机制”，以往的多数创新比赛都是选“树苗”的过程，设法找到茁壮的树苗，然后施肥成为参天大树，偏偏忽略了参赛选手们创业的初衷。两者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选“树苗”是选项目的过程，选“种子”其实是在选人，把舞台交给有创意思维的人才。
在被诟病许久的中国创新赛事里，尝试作出改变终归不是件坏事。
写在最后
创业比赛在中国行进了21年，有理由相信，这些创新比赛还将继续下去，还将影响一批又一批更为年轻的创业者。
或许也到了重新思考甚至改变方向的时候，创业比赛的价值不只在于鼓励年轻人去创新创业，而要在端正年轻人创业初心的同时，让他们能有公平成长的土壤。
正如以色列开国总统哈伊姆·魏茨曼的一句名言：“只要给我们一碗水，一颗种子，这个民族就能生存。”相比于硅谷式的造富神话，我们欠缺的可能正是以色列的危机意识和种子精神。
像“树苗”这类“快速高效的利益驱动项目”，给它浇水、施肥也有机会参天大树，但人才终究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创新能力的底色，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像SEED AWARD这样正在打造的“创意种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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