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新零售时代会再次落伍吗？阿里南下，香港北上，两股力量正在把香港推向中国“新零售之城”的大竞赛中。
大概从2015年开始，深圳的崛起与香港的没落就成为媒体上的热点话题，这一方面反映了大陆经济的腾飞，使更紧密背靠大陆市场的深圳迅速崛起，也反映出香港在00后时代的坐吃山空、毫无作为，以至于错过整整一个新经济时代。而旁观者也为曾经以弹丸之地创造了相当于大陆近20%GDP经济奇迹的香港人扼腕，香港人，你真的睡着了吗？
港资对內地新零售模式表示不感冒
香港衰弱的背景非常复杂，比如人口结构老龄化、高房价、过度依赖金融业等等，但其中有一个客观原因不能回避，即对新生事物的漠视与缺乏热情，这既包括对科研与创新重视不够--比如香港的科技研发强度是新加坡的1/3，深圳的1/5，也包括对新商业模式态度之保守，比如对新零售的态度--最近香港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2018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展望》，其中提到新零售，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副总裁林诗慧为香港市场对新零售的“淡静”进行辩护，称香港在相关领域并不落后，香港在居民生活习惯、生活便利程度、租金等方面都与内地不同，香港不可照搬內地新零售模式。
从字面上看，林诗慧的表述并没有问题，因为任何事物都不能绝对的“照搬”，香港有自己的“市情”，但考虑到冯氏集团香港零售领域商业巨头的地位，这种态度实际也部分反映出香港商界对内地新零售浪潮的态度：警惕、冷漠。有没有傲慢成分不知道，是不是在装睡也不知道，但不热情不拥抱是显而易见的。
谁是新零售之都？香港很可能再次错过一个发展良机
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的零售业高度发达，香港是自由港，这是香港的骄傲，但如果因为这些既有的荣光而故步自封，香港很有可能再次错过一个发展良机。
香港对新零售表示无感，而在一河之隔的内地，新零售掀起的“谁是新零售之都”大战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各大城市互不相让，有人认可杭州，因为那里是新零售的提出地；有人站队上海，因为那里是中国现代零售业的发源地；还有人支持北京，认为科技之都对新零售最开明、最热情，福州市甚至把这个目标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无论如何，从手机支付到“盒区房”，新零售正在动物凶猛般的融入内地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生活，而在两会上，“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进消费升级,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也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在那些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火爆的内地城市，新零售正在改变着城市面貌。
以2017年广受关注的新零售业态代表“盒马鲜生”为例，其每到一处都引发当地市场震动，店内人潮涌动。数据显示，在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北京、杭州和上海的盒马鲜生到店消费人数较平日分别增长131%、129%和89%......类似的爆发点会越来越多。线上线下商业协同甚至正在促进了都市里社会共同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提升。比如今年初，全球首家智能公厕在杭州西湖银泰对外开放，里面部署的自动贩卖机和虚拟试妆镜，让女性可以在私密空间解决卫生巾、护肤美妆用品的试用和购买。在此之前，银泰、大润发等实体零售场也布设了基于数字化技术打造的智能母婴室，方便母亲在小小的空间内体验“一站式带娃”的便利服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到香港无不会被香港现代化的商业经济和公共服务水平所震惊，而未来，如果香港再不迎头而上，内地蓬勃兴起的新业态新模式或许会使来访的香港人震惊。
从利益角度看，香港商界对新零售的抵制与冷漠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内地的国美苏宁抵制京东阿里一样，这是传统势力对新兴事物的自然反应。回归20年来，香港在内地消费者的眼中，始终是个挂满五颜六色招牌的海岛，作为世界著名的免税港，香港的进口商品拥有诱人的价格优势。但与繁荣的零售业态形成反差的是当地极低的电商渗透率——不足两个百分点。
在香港，传统势力甚至比内地要更强很多倍。曾经有一个传说，香港是“李家城”。暂不去深究这句话的真实性，但李家在香港的影响力确是毋庸置疑的。香港1/7的私宅物业、70%的零售市场份额、近一半的港口生意、香港市场份额最大的电器连锁店和香港的主要电信及移动通讯营业商之一等都是李家的。李家在香港土地、电信、水电、天然气等多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一个李家势力就如此庞大，更不用说香港还有“四大家族”。
“新零售之城”的争夺，实际上是对未来城市发展范式的争夺
但还有一句话，“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本质上讲，新业态、新模式、新零售对一座城市的影响并不在于商业蛋糕的重新切分，所谓“新零售之城”的争夺，实际上是对未来城市发展范式的选择，在商家而言，它表现在大数据、无人零售、人脸识别、增强现实等新技术的应用，表现在基于数据驱动的人、货、场的重构，但对于每个城市居民，它实际上就是生活的改变，在新零售时代，人们可能不需要生活在最方便、最繁华的地区，但却能享受到过去只有繁华商圈才有的高质量消费，每一个街区都被新技术。新零售赋能，都有机会享受到高质量的经济活动与公共服务。
比如，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在《一个人的经济》一书中曾提到，未来便利店或许将成为年轻人的家庭冰箱。而阿里巴巴也在新零售中提到要打造“三公里理想生活圈”，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商品可以1小时送达到消费者手里，家庭的一日三餐、日用消费都可以一站式解决。
最近几年，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忽然又火起来，这本书从规划的角度讨论城市的生与死，讲了现代城市应如何保持活力，而在未来，像新零售这样的新模式新业态，也有可能会决定着一个城市的兴与衰，最典型的就是阿里巴巴在北京率先启动“三公里理想生活区”计划，后来这个计划又被进化为“新零售之城”，过去盒马在哪里、天猫智慧门店在哪里，其周围三公里就是理想生活区。随着新零售由点到面的延伸，物流供应链能力的提升以及越来越多智慧门店和商圈的接入，未来人在哪里，周围三公里都将成为每个人专属的理想生活区。
香港为什么不能变成这样的城市？是因为香港的房租更贵、快递人力更贵，还是因为香港人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足够方便不需要再做改进？但无论如何，要不要新零售应该由香港人自己回答，而不是被当地的传统零售巨头包办未来。
阿里南下，香港北上，香港是中国新零售之都的最佳候选
所幸，无论是冯氏也好，还是四大家族也好，并不能完全左右香港商业的命运，目前至少有两股力量再把香港推向中国“新零售之城”的大竞赛中，其中一股是来自内地互联网企业的南下，这包括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也包括顺丰这样的互联网物流企业，尤其是阿里巴巴，近年来一直在推进天猫出海，双11也向香港渗透，同时也把新零售和全球化的思维带给合作的香港商家与品牌，早在去年双11，天猫新零售体验店就已经落地香港国际机场，而支付宝、阿里云等基础设施也在香港落地生根。在马云的规划中，香港是天猫走向全球化的第一站。而新零售作为中国原创的商业变革新模式，也应该从香港起航，走向世界。
另一股力量在来自香港本土，一些开放的企业开始拥抱新零售，北上“取经”。比如今年两会期间，就有不少港区代表委员在北京考察内地消费新模式，深受触动，比如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理文造纸董事局主席李文俊在参观盒马鲜生后就说，“像盒马鲜生这样的创新消费模式，让我大开眼界，我希望有机会把这种新零售模式介绍给香港的青年人，我相信这种消费新模式，会给香港青年人带来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他甚至还在现场提出“一个小的请求”，希望下回带着香港青少年到访盒马，让他们更加认识到什么叫“新零售”的模式。
作为一名内地居民，当然希望中国的新零售之都率先出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身边城市，但客观说，作为世界零售之都，在新零售之城的建设上最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的其实是香港，如果香港能够结合新零售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的充分实践所提供的扎实的经验，未来想象空间将远到天际，当然，前提是香港能够从沉睡中苏醒，吸取前车之鉴，积极拥抱这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那些伟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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