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企业家中，哲学家型的CEO不多，华为的任正非算一个，海尔的张瑞敏算一个。
任正非不仅自己学习哲学，还要求华为中高层以上的管理者学习一点哲学，让华为成为一家靠哲学来管理的企业。张瑞敏抛头露面的次数不多，但每次公开演讲都引用大量中西方哲学家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抛出自己的管理哲学。一场演讲下来，听者没取到多少生意经，反而感觉像上了一堂哲学课。
关于华为的管理哲学，任正非讲得很多，繁复致密但较为散乱，没有形成一套明确统一的理论。像中国的孔子和希腊先哲苏格拉底，述而不著但影响深远。张瑞敏似乎有意“立言”，将自身所学和管理实践相结合而提出“人单合一”的管理哲学，他不仅让其成为海尔的指导思想，还大有向全球企业推行之意。
在此，我无意将任正非和张瑞敏两位优秀的企业家相比较，只是言及二人在企业管理模式上的共通之处概而论之，不再赘述。这里，我只想谈谈对海尔“人单合一”模式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是我在9月17日上午观看完张瑞敏在第五届人单合一模式引领论坛演讲之后有感而发。
繁杂的知识和思想凝练成一套明确扼要的理论，往往让人感到晦涩玄深。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对所谓“人单合一”有许多疑惑，我希望用我浅薄的见识来辅助大家解开这些疑惑。
人单合一思想从何而来？
中国企业的现代化比西方晚了一二百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才逐渐被引入进来继而推行开来。而所谓现代化实则为西方化，这是任谁也不能否认的。包括华为在内，许多中国企业早期的管理制度都是从西方企业那里全盘照搬过来的。
对西方企业管理模式的学习和践行的确让中国企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说明至少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来自西方的现代化管理制度是合乎时宜的，但是否合乎当下的时宜是值得商榷的。
从文化层面来看，中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求诸于内，而西方求诸于外。中国着眼于人，而西方着眼于物。两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国家而非中国，从根本上看正是两种文化的不同所致。正是对外部事物的探究和对科学精神的推崇，才让西方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物质繁荣，进而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成为世界的主导者。
但工业革命带来一个恶果，机器的大规模生产取代手工业，人不再是人，而是成为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张瑞敏在演讲中播放了卓别林《摩登时代》的片段，人的身体被卷进机器中成了机器运转的一部分。在企业管理模式上，掌握生产工具的企业主由上而下管理充当劳动力的自然人。在这样的模式下，人的个性和价值得不到伸展，同时由于失去了手工劳作的成就感，生活变得异常苦闷。
从文艺复兴直至今日，西方一直倡导个性解放，主张个人权利。但在工业革命之后，一切权益让位于社会生产效率，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和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极大压抑了人的个性。由此导致的西方国家工人大罢工屡见不鲜。这套东西搬到中国之后，其弊端也在近几年逐步开始显现。城市工薪阶层对沦为“工具人”的自嘲以及对所谓“资本家”的敌意，无不是由此而生。
对此，西方各界并非没有反思。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晚年提出“让每个人在思想和行动上成为自己的CEO”，这一观点为张瑞敏所极为认同，其出发点无外乎激发构成组织的个体的价值、自主性和创造力。但所谓知易行难，这一理念在现代企业中的推行并不容易。除非让个体从情感和理智上真正意识到这么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否则“人人都是CEO”就成了一句空话。
那么，如何唤醒个体意识就成了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显然要向心求、向内求，这就回到我们中国文化的范畴。所以张瑞敏又谈到心学的创立者王阳明。有人问王阳明：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王阳明回答说：不是不可移，而是不肯移。对于现代企业来说，上智下愚的管理模式并非不可移，而是在理智和情感上不肯移，认为没有“移”的必要。
那么如何要让个体认为有“移”的必要呢？张瑞敏给出的答案就是“人单合一”。人指的是构成组织的个体，单指得不是狭义上的订单，而是用户价值。把个体和价值捆绑在一起，让个体在创造用户价值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把决策权、用人权、分配权下放给每个个体，如此，自然人就变成了自主人，成为创业的主体。个人和组织的价值也因此得到最大化。
以我浅薄的见识和理解，我认为“人单合一”的思想就是这么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张瑞敏对中西方哲学和企业管理思想进行调和的一种产物。
人单合一模式行不行得通？
我们已经认识到，如果不能停止对人性的斫丧，统御式的自上而下的现代管理制度在西方将走入死胡同，就是在中国也已行不通了。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近些年中国企业家对解放人性的呼吁反而压过了西方。诸如“工业时代把人变成机器，DT时代把机器变成人”之类的论调，多出自中国企业家之口。反观西方企业家却鲜有此类言论，但西方学者、经济学家开始进行反思。
在9月17日上午张瑞敏的演讲结束之后，五位来自美国、英国的经济学家、管理科学家现场连线谈了对人单合一模式的看法。在此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听到“震撼”一词，这种震撼一方面来自对张瑞敏作为一名企业家在哲学领域的造诣之深，一方面来自人单合一模式蕴藏的古老东方智慧带来的冲击。
在连线的结尾，量子管理理论创始人丹娜·佐哈尔发出了意味深长的疑问：西方机械的管理理念一定是正确的吗？中国古老的智慧何不能为世界所用？
在这里我想就人单合一模式是否行得通谈谈我的看法。当我们谈论这一问题时，一定要认识到一点，那就是一种思想、一个模式能否行得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思想和模式是否合乎时宜。一百多年前，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时，我们不能说一向求诸于内的中国文化失败了，而是它不再合乎当时的时宜。近代西方选择了一条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路，这条路中国之前没走过，而西方闯进国门逼着中国回过头来走，中国不能不走。直到今天，中西方在同一条路上走到了同一个十字路口。
此时，无论在企业文化还是社会文化上，中国必然要回到玄深致密的中国文化中寻找智慧。包括张瑞敏在演讲中提到的易经文化，他总结易经的核心理论就是整体关联、动态平衡。但他同时又提到丹娜·佐哈尔的理论“没有原因，只有关系”。我认为这是张瑞敏对中西方文化的调和而做的一种努力。
在当下的中国，大多数人获得了空前的物质满足，但物质的充裕并没有让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明显的提升，这一方面与无暇顾及精神生活导致的心神不宁有关，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人的“工具化”导致个体无法在劳动中获得必要的成就感和愉悦感。从这方面来看，让自然人成为自主人的“人单合一”模式显然是合乎时宜的。因而能够得到个体的积极响应。
出于对实现个人价值的利益考量，以及对人人平等理念的价值认同，人单合一模式没有理由不得到个体的拥护。而我对人单合一模式唯一的担忧是，如果一个组织中的所有个体的个性都得到伸展，人人都主张自我的价值和权利，那么必然会导致个体间的激烈竞争，客观上削弱组织的协同效应。对于企业来说，内部竞争当然是必要的，但它也有可能破坏人际关系的和睦。让人精于算计，而疏于感情。
当然，按照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任何一种管理模式也不可能做到完美。只要它对企业现阶段的发展来说是合乎时宜的，那么它就是行之有效的。
人单合一模式具备普适性吗？
让我们回到丹娜·佐哈尔的问题，从中国古老智慧中汲取营养的东方管理哲学（这么概括并不十分准确）是否普适于全球企业？
我认为不管中西方文化有着多么大的不同，至少在伸展人的个性、释放个体价值上是存在共识的。人单合一模式的可行性已经在海尔及其并购而来的美国GE家电业务中得到验证，这就说明人单合一模式有在全球企业中推行的可能性。
但我们必须注意，中西方文化有其不可调和性。原因不仅来自文化本身的冲突，也来自经济、政治等因素。虽然过去几十年西方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但却远不及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反过来，要西方接受一种中西文化调和的理论和制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会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势必会对西方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压迫感。处于困惑和反思之中的西方必然而且已经开始从中国文化中寻找解药和智慧。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一定会为带有鲜明中国色彩的管理哲学在全球范围的推行创造绝佳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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