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王红霞
编辑／陈纪英
产品经理一度站在了神坛之上。在乔布斯、马化腾、张小龙等产品大神的光环之下，它代表着一条改变世界的通道，一种“只要我有想法，就能创造出什么”的掌控感。
“时势造英雄”，产品经理的兴起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热潮，大批年轻人疯狂涌入，一本名为《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的入门指南，也变成了畅销书。
但这本书出版六年后，作者苏杰却心灰意冷的表示，“产品经理这个岗位很可能变成打字员那样的工种，越来越不重要，甚至消失”。
兴于此，衰于此，当急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已经从增量切换到存量时代，产品经理的职位缺口也在大量缩减。
互联网招聘平台拉勾提供的数据显示，受大厂裁员影响，2021年Q4产品经理需求同比大幅回缩51.4%。同期，互联网对5-10年及10年以上的资深产品经理需求，同比上涨了3.7%。
要么升级，要么转型，庞大的产品经理群体，走到了十字路口。
其实，产品经理从来不该被神化，不少怀抱浪漫投身其中的产品人，可能都会经历梦碎时刻，毕竟，琐碎的BUG常存，神奇的光环罕见，在理想感召下入场，亲历高度内卷，才是主流产品人面对的真实现状。
有些产品人已经打算出走，有人仍想创造点什么，有人已经转行，有人还在迷茫中焦灼。
我们采访了六位产品经理，得以窥见这条赛道上的水深火热。
两头受气的传声筒与夹心层
早上九点半，某大厂产品经理李诚卡着点急匆匆赶到工位上，就收到了部门Leader的约谈。
他推开会议室的门，发现同坐的还有HR。Leader满脸客套地假笑着，却一言不发，示意HR开场告知裁员。
这是2019年底，新一轮互联网寒潮刚刚到来不久。李诚是部门里被裁掉的第二个人。但他并不惶恐，甚至对此期盼已久，“拿着补偿离场挺好的”。
过去一年里，部门Leader唯大老板是从，以“KPI”为指挥棒，而非产品价值和用户导向，怀抱着产品经理理想的李诚，已经“没法再和Leader共事了”。
他猜测，越来越“难以驯服”的自己，早已成为了Leader的“眼中钉”。
三个月前的一次周会上，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双方都“口不择言”，拍上桌子。
李诚抛出了积攒已久的怨气，“你做产品就是为了跪舔大老板的KPI？你为用户和商户着想了吗？！”
Leader梗着脖子质问他，“你的意思是，产品部所有人做的事都没有任何价值吗？！”
李诚一时语塞，会后他和好友痛诉，“他没法用逻辑说过我，竟然用道德制高点来压我！”
这一次交锋后，李诚彻底心累了，在之后的产品争议中，他选择了消极应对，“做一个唯Leader是从的工具人”。
其实，李诚并不期望一切都要按他的想法来，好的争论能带来成长，但是，当争论涉及到价值观底线时，KPI似乎就成为了唯一正确的“答案”。
尽管不认可Leader的价值观，但其实，他也理解Leader的苦衷。
李诚身在大厂边缘部门。最近几年，部门一直在调整业务方向，但产出效果一直堪忧，用户规模也上不去，“Leader向上不太好交代，而且互联网寒冬来了，公司预算也在缩减，再做不出成绩，部门可能会被砍掉，所以为了数据好看，底线都不要了。”
为此，Leader要求把整个页面都设计成用户注册“陷阱”，点击任何位置，哪怕是不小心碰到空白处，都会弹出“手机号提交注册框”。
“这不就是流氓软件吗？！”李诚愤愤不平的反问。
但在Leader高压之下，他很无奈，向开发团队传递指令时，他也很心虚，“我要是说这是老板要求的，就会显得自己很没主张，要是说结果最重要，就显得我不择手段。”
李诚的遭遇不是孤例——大部分互联网公司，无法授予产品经理核心决策权，同时又期待产品人能够承担起增长重任，并以此来评判产品经理的业务水平。也就是说，产品经理要找到一个点，这个点是内部各种角色的平衡点，又是市场的爆点，还是用户的G点，“把我们当神了吧”，李诚苦笑。
对此，投资人子柳曾在其刷屏文章《产品经理的穷途，交互设计的末路》中说，产品经理的功能不该被神化，“很多老板会有一个误区，我的业务上不去是因为产品没做好，产品没做好体现在APP的界面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体现在不能三步点击找到主功能……这是中了乔布斯和张小龙的毒。你一个卖货的不去上街吆喝，怪货架长得不好看有个毛用？”
而张楠则成为了CEO和开发人员之间的“夹心饼”。她在一家小型电商公司担任产品经理，公司规模不大，只有200多名员工，刚刚拿到A轮融资。
入职3个月后，她就认清了自己的定位：”老板的传声筒，开发的出气筒“。
有一次，张楠拿着开发团队给的项目排期，向CEO汇报，某项目预计三周后上线。老板很不耐烦地训斥她，“太慢了！”
但是，她没有权力向开发施压，只能忐忑地把老板的意思转达给开发Leader。
不出所料，开发Leader当时就黑了脸，人员不充足，老板又逼得紧，心中积压的怨气向张楠倾泻而出，“三周的排期已经要熬夜加班了，怎么可能压缩到两周？你做产品不能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呀！”
张楠压抑着心中的委屈，耐心哄着开发人员一起去见老板，“每一天都神经紧绷，每次去找开发之前，我都要深呼吸做个心理准备，两头受气的日子真不好过。”
没有决策权，又顶着产品负责人的头衔，成为开发、设计等合作团队积怨的出气筒，这是产品人的必修课。
和李诚与部门Leader处处做对不同，张楠对于其名义上的Leader——产品总监，却充满了同情。
CEO对产品的控制事无巨细，像页面文案“更多”非要改成“查看更多”这样的细枝末节，都要亲自干预。
为了催进度，CEO也习惯越过产品总监直接下达指令，还把6个产品经理的工位全都调到办公室门口，方便随时召唤。
找不到位置的产品总监，职责被完全架空，1年后，就主动请辞了。
那一刻，张楠感到特别绝望，“即便以后做成产品总监，处境还是这么糟糕，做产品经理还奔头吗？！”
想不清楚的时候，张楠便画思维导图，分析自己该去该留。一年后她终于忍无可忍提出了离职，去了向往已久的云南散心，在她之前，一起共事的5个产品经理已经走了4个了。
找不到成就感的“工具人”
有一种挫败感叫“不管怎么努力，结果都差别不大”，对此，某大厂产品经理张浩体验地淋漓尽致。
不久前的一次周会上，张浩被部门Leader责问了，起因是半月前，部门大老板让他向APP首页申请流量分配入口，却迟迟没进展。
“你都做了三年产品了，分不清缓急吗？！”一想到老板眼里的不屑和失望，张浩就觉得惶恐不安。
但张浩的委屈说不出口，一出口就像给自己找借口。
他所在的大厂有十几个子业务单元，都想占据APP首页引流获客，开疆扩土。但张浩所在的部门非常边缘，对于公司营收贡献也寥寥无几，“在公司一点话语权都没有”。
“根本办不到，就算是我部门大老板亲自去要入口，也于事无补”，张浩向《财经故事荟》解释，“好比你是开饭馆的，90%的用户来你这里，肯定是为了吃饭，还有极小部分想借用下洗手间，还带不来营收，那就餐区域肯定要比洗手间更显眼，我们部门就是那个洗手间，爹不疼娘不爱。”
如今，惴惴不安的张浩很是担心，“再做不出成绩，就离劝退不远了”。
在某智能硬件公司担任产品经理的陶杰，半年前从数据分析转岗到产品岗，一度激情满怀，如今只做了半年，却已经失去了激情。
他的不满在于公司层级太多，“每个人都能指挥产品如何设计，产品经理反而没多少话语权”。
和朋友吐槽时，他想起了张小龙的那句名言，“每天有5 亿人吐槽微信，每天都有 1 亿人教我做产品”，“但张小龙可以不理那5亿人，我却要天天听命于公司的所有上级”。
“不能做主”是很多产品人的痛，网络上有人调侃，“产品经理确实是产品的看护人，但他只有抚养权，决策权要和很多部门分摊”。
在公司内部，陶杰上面还有三个层级，业务部门各有各的想法，还涉及到外部合作方。他忙于平衡各方利益，加之公司战略方向不清晰，已经变了好几次，“我所负责的业务更注重细水长流的用户运营，短期内不易出现高速增长，现在已经没有初始的激情，产品设计的灵感也日渐枯竭”。
夏欢的挫败感则来自于日复一日的琐碎，“每天都很忙，但不知道忙成了什么”。
10点和开发团队开需求评审会，预计2小时；
13点和设计师讨论设计稿；
14点约了数据分析师看数据；
15点半讨论APP首页改版的产品方案；
16点接到开发召唤，某需求出现异议，要她去确认；
17点30和运营讨论商户拜访计划；
......
她频繁穿梭在各个合作部门间，有时候甚至一整天都沾不到工位，“这样说来我好像很重要，缺了我事情就无法推动，但忙了一天下来，没有一个事情有结果。”
夏欢的困扰并非个例。绝大多数产品经理的日常被沟通需求、汇报方案、写文档、项目跟进等琐碎事务占满。“产品经理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不像程序员是“写代码的”，设计师是“画图的”那般，能用通俗易懂的概念去定义。
一位合格的产品经理更像“万金油”，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会，只要是产品相关的知识，都应该掌握，只要和产品相关的场景，都应该出现。
精力被四分五裂，下班后夏欢只能靠追剧来暂时屏蔽现实。
90后的夏欢，8年前一毕业，就碰上了产品经理兴起的大潮。她是某985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佼佼者，还没毕业时，就通过比赛得到了上海某互联网公司的开发岗位，导师赞赏，同学艳羡。
但入职后，每天盯着电脑写代码让她头晕眼花，在跟产品对接需求的过程中，觉得产品经理一职更适合自己。
恰逢当时移动互联网大潮汹涌，产品经理岗位需求大爆发，很多公司从无到有新设立了产品部。
夏欢所在的公司也跟随潮流，外聘了一位阿里系的产品经理，担任部门Leader，她也成功转岗。
作为一个习惯性自省的人，产品的琐碎让她感受不到意义， “我知道自己的工作并非毫无用处，可就算是某个产品功能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上线了，甚至获得了用户好评，为什么我也不会有多大的成就感呢？！”
她好几年都没想清楚这个问题，直到有次看到心理学大V李松蔚关于意义感的分析，才觉得醍醐灌顶。
李松蔚说，“意义感的本质是，我们能感觉自己和未来、和他人、和更大世界有联系。而坐在钢筋水泥的办公室里，终日和文件、领导打交道的办公室职员，需要耗费额外的心力，来不断确认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价值，除了薪酬，很难直观感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也不知道有谁在意自己所做的一切。”
其实，夏欢参与的这款APP应用已有数亿用户，但参与其中的产品经理有好几十位，“再加上开发测试人员可能有上千人，每个人都是螺丝钉，并不是像马化腾乔布斯一样，是最终的拍板者”，所以，夏欢一直无法弥合产品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割裂感。
而大部分产品经理的价值感，可能还远远不如夏欢。截止到2020年底，中国市场上监测到的App数量高达345万款，但其实单个用户平均下载的APP只有四十多个。这也意味着大部分产品经理开发的APP，都沦为了无人问津的“僵尸应用”。
招聘缩五成，上行通道窄
即便觉得价值感缺失，但夏欢依然迟迟没有离开，她留恋这一职位的唯一原因，就是每月三四万元的高薪，以及大厂工带来的安稳感。
单单从薪酬来看，产品经理这一职位的确具备不小的吸引力。拉勾数据显示，2021年，产品经理的薪资每季度都在逐步上涨，第四季度平均月薪为26300元，高于互联网行业大盘。
但到了2021年Q4，产品人的处境开始掉头向下，一方面互联网寒冬之下，裁员消息此起彼伏，产品人也遭受波及。
另一方面，存量时代，整体职位收缩之下，一线执行产品经理的写文档、画原型、推动项目等基础技能，可替代性太强，面临淘汰风险，他们需要新出路，或上行，或转行。
但上行通道，并不那么容易开启。基层产品经理上行遇到的第一坎就是，成长无太多章法可循。
知名产品经理纯银曾说过，“产品感觉是一个玄学，产品经验只要讲出口，就可能失真，理解需求特别悬，没法套路化，很多曾做出过成功产品的人，换一个项目去做，甚至类型差异也不那么大，也会失败”。
因此，“野蛮生长”是很多产品经理难以逃脱的宿命，优秀的指路人如同中彩票一般罕见，大多数产品人只能在跌跌撞撞中摸爬滚打，难以跻身到更高层级。
一些人看到了这个真相，正寻求新的方向。
如今，夏欢彻底离开了互联网大厂，回到了老家三线城市，转型为健身教练，尽管月收入降低到六七千元，她对新角色的适应超乎自己想象，“花了3年的时间权衡利弊，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才有了临门一脚的勇气”。
新行业也有新痛苦，身为健身教练，夏欢要背负销售KPI。一旦团队业绩不好，8点就被叫起来“集体军训”，晚上下班后还要集体训话2小时，俗称“熬鹰”，工作时长有时甚至超过产品经理。
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夏欢从来没考虑过回头，“做教练有具体的成就感，当学员在我的指导下学会正确的动作，我就很满足，但做产品没有，我不想再回去了。”
跟夏欢一样喜欢健身的陶杰，如今正面临两难纠结，跳槽去互联网大厂，担心自己又变成螺丝钉，彻底转行做健身教练，很合心意但前景不明确，薪水也太低，担心不稳定。
做了6年产品的刘子明则选择了出来创业，半年后宣告创业失败。
几年前，他曾对产品经理工作抱有很大期望，向几十家互联网公司投递了简历，还单独定制了求职信，只期待找到一个月薪4000元以上的产品助理职位，可谓至诚和疯狂。
后来，他甚至放弃国企Offer来到北京，主动997，半年内就从产品经理升到产品总监。“我以前是很极端，要么轰轰烈烈，要么游戏人间，我喜欢创造，而在我看来产品经理就是一个创造性较强的工种，很适合我。”
但在产品经理赛道上，他高开低走，很快做到了核心层，但却在职场的勾心斗角中，丧失了初心——他喜欢创造，但不喜职场。
“我提了很多方案，老板和VP都不喜欢，让我们硬抄一个市场和需求都很成熟的产品，我们只能照做，后来老板又以产品做的不满意为由，把总监和我开除了。讽刺的是，那个VP出去创业后，用的方案就是我最初提报的那版。”
如今创业失败，他还没想好下一步行动，但绝对不想再去做产品经理了，“有种本能的排斥。”（李诚、张楠、张浩、夏欢、陶杰、刘子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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