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批信托公司暴露出大规模风险甚至引发持续不断的社会事件，对信托行业的监管和整顿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信托被视作制度红利的产物，在政策优势和行业上升期，整个行业迅速乘风起飞，获得突飞猛进式发展。在突如其来的政策变化和行业下行环境中，信托行业在整个金融体系里又是首当其冲者——受到冲击最为严重。
近两三年来，信托项目爆雷、产品违约、投资人集体维权等事件持续不断，风险甚至严重到整个公司不得不易主改名，重新来过，昔日雪松控股入主中江信托，“雷王”中江信托改名雪松信托即是典型一例，如今安信信托又再度遭此命运，虽然尚未公布最终方案，但重组势在必行。更有诸多其他信托公司暗雷深埋。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若仔细分析这些信托公司各自走到最终不可收拾之局面的原因，每家都有自身投资失误、管理失职、风控不足等具体情形，但是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仍可从中提炼出大量共同点。
比如，这些公司在过去近十年时间中，都曾以“行业黑马”形象现身，经营数据经历了暴涨暴跌的过程;经营策略和思路尤为大胆粗放，敢于接收其他传统机构望而生畏的项目;薪酬激励到位，业务经理收入十分可观等等。
这种行为上的一致性背后逻辑也十分简单，归根到底就是金融的本质，风险越大，收益越高，信托公司正是为了更高的收益才去冒这更高的风险。
不过，作为持牌金融机构，信托本身在业务开展上就受到各类指标、条条框框的监管条款以及例行检查、抽查等监管政策的约束，即使是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正常而言信托公司也断不会明知有朝一日会被拖下泥潭而走上“邪路”，之所以会触碰这些今天看来是高风险的项目，笔者认为，其背后仍是对风险的理解不足以及自身专业管理能力的缺失，简而言之，彼时并未想到有这一日。
在持续关注风险项目和机构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信托公司对于追偿投资款的客户们最常用的一个解释是政策调整、宏观形势变化等，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解释，金融的本质就是管理风险，政策、宏观环境均是风险的一部分。
但并非到此为止，仍需进一步深究，正常的市场、正常的金融体系下，金融机构理论上会在经营过程中得到锻炼，对风险有起码的认识和管理，“判断失误”的情形可能偶然存在，但严重的、大面积的判断失误则需其他解释。
事实上，这与信托行业本身在金融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业务模式相关，在很多人看来，信托就是一个放贷的通道，最值钱的是信托牌照赋予的放贷资质，这种资质在过去经济上升期间，功能又被数倍放大。作为“影子银行”的一部分，对风险的把控建立在信仰背书的基础上，而非专业管理，这种模式决定了信托公司不需过多使用风险管理能力。
另一方面则在于信托牌照的稀缺性，稀缺是支撑价值的一大因素，长期以来，信托公司未有新增，导致信托牌照价值的“刚性”，这种价值刚性亦成为信托公司的一种底气：即使经营失败，无法收拾，还可转手卖给他人，接盘者趋之若鹜。
有信托行业人士对笔者感慨，信托是随着政策释放而诞生的行业，此前数年的飞速发展也在于制度红利，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各类资管主体统一监管标准，这种制度红利也在逐渐消失，信托牌照的价值也在下降，“从上升到饱和，再到衰落，目前已经明显可见在走下坡路的迹象了。”一位信托公司人士对笔者感慨。
从政策和行业的角度，当下谈得更多的是转型，大方向即从被动通道到主动管理。讽刺的是，目前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安信信托，正是少有的以主动管理类业务为主的信托机构。该公司选择大量名不见经传的小型项目合作投资开发，风险高的，但也是符合逻辑的，毕竟对于一家民营信托机构而言，主动管理这种具有挑战性的模式，实操层面只能从“小项目”入手，大型开发商不太可能让渡管理权，允许别人对项目进行主动管理。理论上也符合信托公司“差异化”发展之路。走到今天的局面，固然有安信信托股东及管理层内部的问题，但同时也更让人深信，主动管理，对信托而言并非一条容易之路。安信信托的“锅”是否要主动管理来背，仍是个大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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