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三位发展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迪弗洛(Esther Duflo)和哈佛大学教授克雷默(Michael Kremer)。
应该说，有效减贫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和社会现实问题，各国都不乏有识之士为此积极探索，并付出艰辛努力。
普惠金融无疑是其中一支重要的积极力量。在《贫困的本质》一书中，巴纳吉和迪弗洛以其开创性的基于实验的方法，深入研究了“不那么简单的经济学”——贷款给穷人，而这正是普惠金融的使命。无独有偶，在刚刚闭幕的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香港大学冯氏讲席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主任陈志武在闭幕致辞时特别强调了“普惠保险对于解决贫困真的是非常管用、非常重要的”。而在2015年底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贫困”一词出现了8次，“扶贫”出现了5次。
自规划发布以来的几年里，我国普惠金融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薄弱金融可得性有效提升，服务质效明显提高，基础设施持续优化。除了政策层面的大手笔，金融科技驱动普惠数字化无疑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功效。
为什么穷人不容易得到金融服务呢?巴纳吉和迪弗洛指出，“主要限制在于，收集关于他们的信息会产生费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努力的方向、取得的成效正是降低收集、分析信息的成本，提高其效率和精准度。正如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所说，要“积极稳妥地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段在营销获客、风险定价、流程运营等方面的应用，有序地创新全流程线上融资、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等业务模式，努力实现普惠金融服务在可得性、适当性和匹配性上的边际改善”。
仅以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先行区浙江为例，金融科技和金融服务的深度耦合，推动普惠金融形成了新的动能。一方面，有一批原生态的金融科技企业茁壮成长，在服务小微的征程中正成为移动支付、大数据风控、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主导力量或生力军。例如，蚂蚁金服创造的“310模式”已累计服务1900万小微企业及个人经营者。再比如，铜板街深入应用AI打造的智能金融服务体系已累计服务了近400万中等收入客户，并帮助600多万小微企业及个人获得了平等、高效、透明的普惠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广泛应用金融科技，让自己下沉到更基层的客群去。例如，泰隆银行开发了“PAD金融移动服务平台”、浙商证券开创性地用云计算解决了网上证券交易接入等。
当然，作为系关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明星工程，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金融科技驱动的数字普惠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和广泛的用武之地，唯有坚守服务小微的初心，敬畏风险，敬畏科技，有担当、负责任，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普惠金融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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