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世间有一种庸俗势力的大合唱，谁一旦对它屈服，就永远沉沦了，真是可惜;有无数为人师表的先生们在按照他们自己的模样塑造别人，真是可惜。
——王小波《爱你就像爱生命》
人世间庆典无数，却很少有人为责任与自省而庆祝。
多少人从堆积成山的模拟卷中突围，才摸索出这条通往未名湖的路。朗润园的秋叶微黄，开学的九月正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就像一个人恰同学少年，也像一座学府已踽踽百年。
2016年深秋，北大举办了一场“胡适与北大”的专题展览，纪念这位思想先驱就任北大校长七十周年。在展览现场的留言簿里，有学生写下“先校长归来，叫我如何不想他”，别有一番意味。
北大的文化基因里，有诗意，更有一股敢于担当的勇气。
任何思想运动都离不开一支犀利舞动的笔。北大首任校长严复，甲午之战后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气势恢宏的时论文章。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无数仁人志士，也都以笔为矛、以文为盾，毫不留情地撕开了中国人陈旧思想的一道口子。
而如今，北大红楼仍孑然伫立于王府井大街的北侧，如同北京在车水马龙的市井之声中，交还给历史的一面鲜红旗帜。
很多人的北大就是这幢楼，它有如一枚勋章，挂在心头。
20世纪前叶，站在民族危情与思想解放浪潮中的北大，游行示威、撰文办报、针砭时事、社团兴起。身边的师长同窗亦是战友，身在北大就是处于教育的前线。学生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第五任校长蔡元培所秉承的办学理念，“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彼时，它是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
当时在北大教书的蒋梦麟，读到学生五四这一天游行示威的新闻时，正在家中吃早餐。据说这个新闻当时被当局多重封锁，但北大的学生们却蒙过政府的耳目，透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通电报。这电报就是第二天全国各报新闻的唯一来源。
风暴之后，霁日重现。北大再度改组，将教学与行政的体系划分，教育系统也益臻健全。学术为先与思想自由，成为了北大治学的准则。此后数年，尽管政治风云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有谋的教育家们的管理下，引满帆篷，秩序井然。
当学生之最幸，大概就是身处于彼时的北大校园。思想的激荡从未如此热烈，做学问之纯粹也不是今日的大学能够抵得上分毫。北大风霜满载的脸，是中国教育无法复刻的丰碑。
将自己的校庆日定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除了对历史的敬重，更是北大对未来的期许。少年时积攒的思想涌泉，将在青年时不自觉地喷保对于一座学府，乃至对中国教育而言，它都是一种象征，而青年则对这种象征继往开来的承载。
120年后的北大校长，读错一个字，念错一句话，却失了一颗心，垮了一代人。百年未老的北大，似乎一瞬老去。
这已经不是近日来北大第一次站在风口浪尖。既往的质疑尚未散去，捂着的心口仍汩汩流着血，却不料又射来了一枚暗箭。
年初，许知远和李诞展开了一场中年严肃派知识分子与佛系娱乐青年的对话，引来了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讨论。
毕业于北大的许知远，在访谈中不断质疑着现世这个娱乐至上的欢乐常他拷问社会文明是否丧失精致与严肃，曾在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中大放异彩的“学术精神与思想”，是否正在发生深层的腐烂与不救。
李诞笑了。他说他也曾经是一个听张楚、读库斯图里卡、钟情马尔克斯的人。但是他必须看清，这个年代本身，已经逐渐陷入一个飘然不群便动辄得咎的怪圈，功名利禄也仿佛正盘踞着文人墨客的初心。他不得不选择用另一面的自己，来与这样的社会短兵相接。
他们并不是在诘问教育，却让人又不自觉地产生联想。
教育与官场，学术与庙堂，唇齿之间尽是酒肉之气而独缺匠子之心。蔡元培先生所推崇的“大学即做学问”的原则，一退再退，踪迹难觅。
加华伟业资本认为，北大不是个案，它也不该成为万矢之的。前有高校校长不辨成语词意，后有副省长不识本省简称。真正发生溃烂的，是教书育人的群体观念，以及他们对于教育本质的理解。
从小到大，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曾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对中西教育制度的优劣讨论。印度电影《起跑线》描绘了阶级分化的印度社会中，“上学难”问题竟然达到了某种具有讽刺性的平等。不同阶级的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相同困扰，教育界令人无奈的贿赂、造假、敷衍的现实，都让我们倒吸一口冷气。
红黄蓝事件之后，仿佛舆论再无追问。底层教育这层根扎得不牢，严谨治学、求真务实的教育理念又何以依附?
我们知道的是，几乎每个大学都有一条“保研之路”，导师利用强权压制学生的新闻层出不穷，越是高等的学府，就越容易跟头一摔，陷入泥沼。而我们不知道的，又实在太多。
浑水如覆，除了教育，整个社会制度更难独善其身。
奔跑得越来越快的新时代青年，在逐渐收窄的上升通道中，步履维艰。他们正处于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郁达夫、钱玄同那样的年纪。有人的笔中锋芒渐弱，刀枪不再，也有人保持着质疑和焦虑，过着看上去无比拧巴的人生。
加华伟业资本赞赏这种“质疑与焦虑”，它们并非如校长的道歉信中所言“不能创造价值，阻碍我们走向未来的脚步”。恰恰相反，它们正是对未来的另一种描模苏格拉底曾在申辩中说，“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所说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种“质疑”，用追根究底的提问使人产生疑惑，并激励他们思考人生。
2016年，那场“胡适与北大”的展览中，也有十六个字作为箴言挂在墙壁上，“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认为新思潮根本的意义在于“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失去质疑的能力，屈就于一种完全彻底的妥协，这将成为中国教育真正根基摇摆的开始。
北大120周年校庆之前，也走上了北大的讲台。他面对着这群昂扬向上的中国青年，说了八个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复兴之始，正始于青年。让青年人保有希望、心怀常识、汲取力量，是整个社会释放活力的源头。
念错字的校长和一封尚缺真诚的道歉信不是主角，我们真正应当去关心的，是北大校庆演讲台下那群倾听讲话的青年学生，以及关注社会教育、不曾放弃奋斗的未老战士。
他们或许愤怒，或许喟叹，或许忧伤，甚至或许无谓。他们可能会缔造后世，但首先，是现世塑造了他们。唇齿张合，一呼一吸，错音至简，心绪繁杂。我们该去看一看，他们心中是否有撞击与破碎的声音，是否还有将这一切拼合重塑的勇气。
国之道，重在教育，教育之道，端在树人。电影《无问西东》上映时万人空巷，有人说，他真怀念那个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年代。
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能够被称为是“民族的良心”，时代会为后世给出答案。我们只能说，对知识文化的敬畏，在历史中多次拯救国民于水火，而今它需要继续发酵、不断渗透，成为中国人真正树立大国文明自信的开始。
一个北大中文系普通的毕业生，曾经对母校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现在静园有了高大上的燕京学堂，文史哲院系也搬到了叫做李兆基人文学苑的新建筑中，老师们也应该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吧。但是我现在常常回北大，总还是会在已经没有了中文系小木牌的五院门口，站一嗅儿，看看里面绿了满墙的爬山虎，还有暮春时会开在小院门口的紫藤萝。
如今北大还是那个北大吗?加华伟业资本愿意说，是的，它还是那个北大，让我们再耐心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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