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市场上关于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沸沸扬扬。美国对中国突如其来的科技进步产生了焦虑感，担心中国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尤其是在芯片技术、新材料、人工智能以及5G通讯等领域被中国超越，于是收紧了对中国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政策，同时借题发挥，对中兴、华为等优秀中国科技企业采取了制裁或者调查措施。而且，美国还打算限制中国留学生申请相关领域的专业学位。
山雨欲来风满楼。美国的不友好举措激发了国人科技自主创新的决心。客观冷静的分析，中国人不缺乏聪明才智，加上超常的勤奋，假以时日，在上述领域取得关键性的突破应是预料中的事。但这一切又依赖于一个前提：中国的“创新文化”蔚然成风。至少从明朝中叶以来，中国在世界科学史上的创造性贡献就屈指可数，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文化历来注重循规蹈矩，下级服从上级，儿子顺从父亲，妻子追随丈夫，不得越雷池一步。每个人都把世俗的评价看得很重，社会设定了一条“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不走这条道路的读书人被视为不肖子孙，被人鄙视，抬不起头。中国人的创造性思维才刚萌芽，就在尊师法古的读书声中扼杀掉了。
今天指出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否认传统文化的意思。相反，本人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位传统孝道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但无法否认的是，整齐划一的思想钳制使得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于创新有一种天然的排斥。这个一直到“洋务运动”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洗礼，以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经过欧风美雨的浸润后，情况才稍有改观。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可喜的是，由于政府对科技研发和创新的空前重视，中国近年来科研经费在飞速地增长，科研工作者的待遇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科研者待遇、课题经费、实验室条件等方面甚至有超过美国的势头。但是，在软的制度和文化层面，依然存在着诸多障碍。比如说，对科研者的考评侧重于论文数量、刊物级别等量化指标，于是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存在着大量的进行低水平、重复性研究的论文和课题;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与社会需求脱节，大量的企业应用级别的课题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此外，社会整体急功近利，喜欢复制、模仿别人的研究成果而不愿投资进行自主研发，等等。
文化和制度的问题，积重难返，要彻底改变非朝夕之功，但科技创新的问题却刻不容缓。这次的“中兴事件”舆论的广泛参与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对于科技创新，金融的介入或能促其早日开花结果。像芯片这种产业，光品类、型号有几十万、上百万种之多，而且更新迭代极快。这样的产业，靠政府来扶持，用政府的资金来做研发，显然是杯水车薪，或者像撒胡椒面一样不解决问题。而要等单个的企业有能力来进行自主研发，又恐被文化的积习牵着“走老路”：能复制就复制，能模仿就模仿，花时间自己搞不如市场上去买，如此二十年之后，中国的芯片业的行业地位无从改变。
那么，我们金融业是否可以助推中国的科技创新呢?我认为大有可为。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在关键的高科技领域已经进行着紧锣密鼓的布局，大家所熟悉的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5G通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等等，都不乏PE/VC的影子。在这次中兴事件之后，大家也都在反思，对于芯片这种非常分散行业，与其等着政府去推动，还不如让民间资本自己来，政府只要提供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优惠以及公平公正的执法环境就可以了。政府可以制定产业政策，进行产业引导(比如成立产业引导基金)，但还是不适合去当“运动员”，亲自披挂上阵。这样不但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挤出效应”，也容易贻人口实，被扣上“不公平竞争”的帽子。相反，大量的实践证明，民间的力量是无穷的，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力量还是来自于民间。所以，我相信，当沉睡的民间金融资本一旦觉醒之后，它就会进入到实体经济，给实体经济带来力量，为中国的科技创新铺起一条康庄大道!
(作者潘福平为富曼欧资本董事长,上海世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弘孝基金管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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