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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这场“打给外国人看”的惨仗，事关中国在九国公约会议上的形象。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让其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本不可能产生的，类似于新媒体时代的战争：
河这边的人表演悲壮，河那边的人无中间环节的围观战争直播并进行有限参与，还有飞艇上的国际媒体实时传播、评论、影响战局。为“被报道”而生，也让壮举陷入了一种媒介陷阱。
单从军事角度考虑，这次战斗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军事利益。《申报》写：“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引起友邦的更进一步同情。”当年的媒体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血肉铸就的战场，只是舆论战的道具。
正如黄晓明饰演的特派员说的丧气话：“他们的热情，改变不了战局。”而在谢晋元看来，八百壮士可以作为勇气的种子，叫醒苏州河对岸的人，继而散播给更多国民。
当“观看”与“被观看”仅有一桥之隔，商女还能再唱《后庭花》吗？
战役从诞生就陷入了困局，而管虎的《八佰》还要面临更复杂的嵌套难题。坐在影院的观众，不仅在看军队，还在看“看军队的国民”。在多重视角的切换中，我们看到了一个1：1的四行仓库实景。
管虎还原了战争场面，也描摹了上海租界群像。但似乎在多层嵌套中迷失了叙事的干净：很多人物念着导演想说的话，变成了另一种层面的表演。
真实图景到底是仓库，是对岸租界，还是飞艇上的国联观察团?创作导向的多碗水端平殊为不易，但《八佰》在输出效果上仍然是上佳的：一方面，没有掩盖军人们作为棋子的事实。另一方面，没有让这种操纵感影响到抗争的主叙事。
你自知是行头满身的戏子，甚至是时代大局的弃子，仍能够驭马杀敌，奔向理想主义的“长坂坡”。
弃子困境
淞沪会战最后一役，“八百壮士”奉命坚守上海四行仓库，以少敌多顽强抵抗四天四夜。在老太太“酒酿丸子”的回忆里，《八佰》在民间记忆与历史记载协助下切入。
到底是回归民间记忆的温情，还是再现历史记载的厚重，影片的摇摆不定就像河对岸的外国记者。一面小瞧军队的蚍蜉撼树，一面又感动他们的困兽之斗。在情绪来回转换的惊呼中，看客感被强化。
四百余人，自壮胆气翻一番成了八百壮士。但这些人中，却不尽是慷慨赴死之辈。姜武饰演的老铁，张译饰演的老算盘，都是实打实的贪生。
游过来的热血学生更有意思，前一秒还嚷着要参军抗敌，后一秒就被鲜血淋漓的场景劝退。老算盘的狡辩之辞在今天仍不失为经典网友回帖逻辑：“我不走，日本人就能死绝了?”负面角色的“贪生”，让正面角色的“赴死”有了底蕴。
恰如姚晨饰演的何香凝的感叹，国人皆如此，焉能亡之。自古危局必有流血者，而流血的价值如果是唤醒，其意义远在“弃子”之外。当军人们一个个捆绑炸弹，念着名字和籍贯去炸日军防护时，《八佰》孕育的“种子”便埋进了观众内心。
难能可贵的是，自爆的画面几乎戛然而止。没有在这个情绪点上大做文章，反而起到了灵犀一点的效果。在剧情还在向后推进时，牺牲画面还在观众的脑中闪回。电影的叙事走在了煽情之前，没有被后者拖累。
524团由通城县保安团补充，八百壮士中的湖北人占80%左右。因此，影片中“三个湖北人”的设定显得颇为重要。“老湖北”作为最年长的一代，先把“小湖北”托孤给欧豪饰演的“端午”。后来端午在临死前，又把小湖北托付给活着的兄弟。
“小湖北”成了壮士里的精神豆芽，逐渐领悟这场战争的意义。刚开始，他是跟着叔叔哥哥来上海拍照，坐大船去英国玩的。到中程，他发现这并不是游玩而是赴死。至片尾，谢晋元对他说：“等你长大了，就能看到这个国家好起来的样子。”
值得注意的是，小湖北自称是朱元璋第十八代子孙。“朱家丢失天下”与“今人力挽华夏”，形成了古今互文的对比。不过，在浮光掠影的探讨中，《八佰》有意指涉家国天下的话题，但却缺乏强而有力的支撑展开。
仓库成分复杂：既有谢晋元这样的军官代表，也有王千源这样的底层老兵油子。既有李晨、魏晨这样的勇士，也有张译、姜武这样的懦夫。勇与怯，生与死，都被困在那水泥建筑之中。
媒介陷阱
欧豪和张译计划从水道遁逃至对岸租界，但当欧豪看到国民对战士的鼓励崇敬，一下子来了劲，决定返回仓库。媒体的力量可见一斑，很难说清楚那一刻他是自己变勇敢了，还是让舆论给整懵圈了。
如果说仓库是自我认证的困境，那么河对岸就是观看他者的牢笼。知识分子、富商巨贾、街坊百姓、进步青年、贩夫走卒、戏台伶人，无一不是隔岸观火的看客。麻木不仁的他们，甚至可以为八百壮士坚持几天而打赌。
阔太太们搓着麻将讨论时局，赌场大佬喂着孔雀静观其变。此岸与彼岸，仿佛毫不相关，但又割舍不断。侯勇饰演的大学教授，最终朝对岸的日军开了枪。刘晓庆饰演的大佬蓉姐，拿出了物资吗啡。就连白俄舞女，也在捐款时说自己妈妈是中国人。
观看者的心灵逐渐被同胞的鲜血所荡涤，但那种煮豆燃豆萁的无力感也在蔓延。“送电线”成了租界一方觉醒的转折点，青年们在帮派大佬面前留下生死状后，牵着电线在桥上狂奔。
巴蜀商会的小刀跑完全程，在被日军击毙的前一刻，他用四川话大喊了一句“我日你妈”。不管是陕西方言“瓜怂”还是湖北方言“个斑马”，每个生命流逝之前最特殊的印记就是他们的籍贯。
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但都清楚地记得生养自己的土地在何处。最后敢死队的签名，大家在地图上的家乡留下了名字。欧豪在弥留之际，把上海的位置告诉了李晨：“我要死了，就没人告诉你了。”
王千源对“那种滋味”的向往，张译哭诉没见过故乡媳妇。那些生前未竟之事，都是凡俗的欲求。只不过壮士们无法抗力于自身问题，只好淡淡的说下辈子一定尝。
不止租界看仓库，小湖北也在仓库看租界。对面戏台“荣声社”的演绎，最终在他脑海里化成了这样一幅画面：残阳如血，身穿戏服的人坐在白马之上，坡下是敌人的千军万马。
戏子驭马，本是心中的虚像，却不无现实的反应了八百壮士的“表演性”与“悲壮感”。明明是一场表演，但面临的却是真正的生死较量。玩弄权术者，以人为棋，以血做戏。身在台上者，戏假情真，以命相搏。
那身骑白马的英雄，本只有一个背影。端午牺牲后，小湖北给了他一张端午的脸。他曾分不清，长坂坡的赵云和四行仓库的端午。此刻，端午就是他臆想世界里的英雄，虽千万人亦往矣。
贯穿的白马，是八百壮士的不灭英灵。寒鸦栖树，闻者心惊。白马跃蹄，黍离之悲。它曾驮着谢晋元的身躯，也承载着抗战勇士的宿命，最终象征性的替换了影片里那片模糊的旗帜。
立场迷局
戏外话题不输戏里的《八佰》，本身又何尝不是一场新媒体时代的“战争”。
本欲点燃2019年暑期档，却在宣发中偶然或必然的引发了争议;紧接着上海电影节期间因为技术原因暂停放映;随后又取消了去年7月15日的公映计划。而眼下，作为疫情后第一部国产大片，点映票房破千万、豆瓣8.3开分的《八佰》，仍要面对观众对其政治立场的拷问。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实际上，《八佰》最适合上映的年份就是2020年。作为全亚洲首部全程IMAX摄像机拍摄的电影，投资超5.5亿的《八佰》基本票房要达到15亿才能勉力回本。而后疫情时代的国内国际环境，原本是爱国题材最适合的土壤。
然而《八佰》的爱国，又是一种尴尬的爱国。恰如八百壮士的战斗，是必输和必要的战斗。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八佰》的高潮，是壮士们在楼顶用血肉之躯保卫青白旗。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其政治含义不言而喻。而当“护旗”桥段被现代拍摄手法所强化，增强艺术效果的同时，也增加了立场风险。
八百壮士的指挥官谢晋元，本是执行88师师长孙元良的命令守卫四行仓库的。但孙元良此人，不仅强奸劳军的上海女学生，还借机劫掠企业物资，大发战争财。南京保卫战中，城破之日又丢弃部队，躲藏到相好的妓女家中。
不管是片里“护旗”，还是片外管虎与孙元良之子秦汉的会面，《八佰》似乎存在着“掩恶”的瑕疵。既然都找了秦汉，为何不顺路去上海找谢晋元的儿子谢继民?
这固然有秦汉是老一辈演艺明星，更有话题性能帮助宣发的充分理由。但官博转发“向英雄致敬”，难免有些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倾向，至少不够严谨。
去年满街刷耳《我和我的祖国》，《八佰》多少不合时宜，甚至出现了抵制的声音。而重剪的影片，又由此出现了断裂感。张译逃出去后，先看着对岸，接着又跑出了镜头。姜武举起大刀唱《定军山》，便没了下文。王千源举枪去打日本人，也没有最终交代。
拿着同样的素材又剪一遍，好比厨师“改菜”：麻烦不说，没有第一遍流畅也是必然。受到删减影响确实造成某些人物的塑造问题，但有的角色也很有设定矛盾。欧豪都27了，还被叫“小孩儿”真的好吗?
而租界群像的模糊，就像是教科书般照本宣科，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河两岸的视觉冲突，觉醒与顿悟显得轻浮。而在剧情之外，现代人如何从影片找到爱国之外的更多寄托，都是《八佰》宏大叙事留下的个体疮痍。
但敏感题材虽然一波三折，最终没有被一刀切，总归令人欣慰。
河这边的人已经用尽孤勇，打了一场不完美的仗。河对岸的人又会如何选择呢?《八佰》不是五星电影，但硬糖君衷心祝福它，祝福仍有一腔孤勇的中国电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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