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网络提速降费要迈出更大步伐。就此话题，记者采访了全球移动通信协会（GSMA）政策工作组成员、中国通信学会会士金耀星。
记者：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网络提速降费要迈出更大步伐的要求，您如何看待政府的该项决策部署？
金耀星：政府进一步的“提速降费”要求，对于率先改革、资费长期处于下降通道、为推动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电信行业来说，本来就是努力方向，从全社会、长远的大格局来看，意义更是非凡。
电信行业是同时具备战略性、先导性和基础性特征的行业。有研究表明，宽带普及率每增长10%，可带动GDP增长1%；每增加1000个新的宽带连接，可创造大约80个新的工作岗位。网络提速降费，与交通运输物流业扩容降费一样，将降低整个社会的基础交易成本，从而推动全社会发展。
最近GSMA有一个统计：2016年，全球移动通信服务的收入约3.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4.4%。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称：2016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为35948亿元，同比增长了54.2%！虽然电信业务总量的增幅要高于收入增幅，但无论是从总量的角度，还是从增速的角度，都可以看出社会发展对电信行业高度依赖的程度。
故看一个行业的生命力，不能简单地看一时的价格水平，而要看社会对其的潜在、长远的根本需求。
众所周知，电信行业投资巨大，而其价格政策之所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社会对其高度依赖，并具有高度网络外部性等一般网络经济特征，这些与水、电、气、油等基础设施的特征类似。除此之外，电信行业还有业务复杂、边际成本很低等特殊因素。提速降费对电信行业是一种挑战，但更可能是一种机遇。如果我们能紧紧抓住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视频、5G等发展机遇，则在弥补降价影响之外，行业收入的增幅仍然十分可期。
记者：我国目前正处于迈向新常态的转型期，对于调整经济结构、推动发展新动能，信息通信行业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金耀星：在我国，信息通信行业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作用是很独特的，而这又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由于历史原因，我们除了有特殊的制度优势之外，还有改革开放以后的全球化后发优势，因而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更为难得的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在实现后发的、跨越式发展过程中，恰恰又遇到了全球信息化、互联网化的转型浪潮，其叠加效应使得我国迅速进入了数字经济的先进行列。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规划，在很大程度上要参照发达国家的产业变迁轨迹，然而，由于信息社会的快速到来，使得西方的产业变迁轨迹在中国似乎“失灵”了。中国的数字经济将许多欧洲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
按照工业社会的逻辑，人是成本，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几乎等同于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故有“人被异化”的说法。但在信息社会，人是宝贵的资源。而这恰恰是具有丰富、优质人力资源（每年产生上千万人口、几百万高等教育毕业生）的中国的强大优势。举一个简单例子，假定一个应用软件，其达到成熟所需的用户门槛数是1亿用户，这个软件在中国成熟的时间需要1年，则类似的软件在欧美等地达到成熟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就是我国信息通信产业高速发展的“秘密”所在。
更何况，原来工业社会的成本体系在信息社会需要重新计算。地球承载人口总量的极限到底是多少？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对社会形态的假设不同，则结论相差巨大。以土地为主要生存资源的农业社会，以矿物、能源为主要资源的工业社会，和以信息为主要资源的信息社会结论都不一样。
我国也经历了粗放式、环境污染的工业化之路。进入21世纪以后，尽管代价昂贵，但中国领导人果断进行了战略调整。从科学发展观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中国正在快速迈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信息社会。在此轮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网络强国、“互联网+”、分享经济、大数据、智能制造等都提到了战略高度。目前我国政策的大环境是鼓励“双创”，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党中央将其放到了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战略地位。而该政策可行性的基础，除了制度红利的释放，还包括信息通信行业支撑的一般交易成本的大大降低。
综上所述，信息通信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确实是举足轻重的。
记者：最近我们注意到，有所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争，即有人担心虚拟经济的发展会对实体经济构成损害，对此，您怎么看？
金耀星：首先要说明的是，数字经济并不等同于虚拟经济。一般来说，如果说虚拟经济是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的，则它除了包括数字经济，还至少包括金融服务业等。有一部分虚拟经济确实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例如金融、电子商务等。
数字经济作为虚拟经济的一部分，除了和实体经济相关联的部分，其本身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虚拟经济并不都产生于实体经济，有些是远离实体经济的，甚至与实体经济无关，而这些无关部分将来可能会远远超过实体经济。
随着物质消费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实体经济的上升空间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如衣食数量、居住空间等），而精神文化消费的比例将会极大的提高。与精神生活相关的消费越来越多地将会从有形转向无形（如娱乐、社交、教育等）。例如，2016年中国网络直播的主播最高有上千万元的收入，令很多人瞠目结舌。也许有一天，人们的物质消费额，相对于精神消费额而言可以忽略不计。
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几年前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情形：在农业社会（在中国也就是100～200年前的事），农业税取消可能吗？当时几乎全部的公共财政和国家机器均建立在农业之上，主要的税收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农业、农民。当时的人绝难想象，进入21世纪后，农业税的比例只占全部税收的五十分之一左右，还不及征收成本，保留不如取消。取消农业税的产业基础就是工业消费的比例远远超过了农业消费。
不过，发展数字经济（虚拟经济）并不等于可削弱实体经济，即人的衣食住行必须保证。就像农业税没有了，但是农业不能没有一样。
当然，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发展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目前可能还处于起步期。从该意义上来说，中央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是有一定超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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