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评论 笔者从赵维臣同志治丧委员会获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赵维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0月11日1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治丧委员会定于2016年10月17日（星期一）上午9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赵维臣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公开简历显示，赵维臣出生于1929年，196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1946年参加工作后曾先后担任过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并担任过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1992年下半年，电子工业部、电力部和铁道部联合向国务院正式提出组建联通公司的请示报告。两年后，也就是1994年7月19日，中国联通作为中国第二家获得电信经营特许权的公司正式成立。搞了多半辈子经济的赵维臣，在即将离开原国家经贸委岗位时，又被国家领导安排到了另一个新的岗位----还在酝酿当中的中国联通，出任联通的第一任当家人。
自国务院178号文件下发后，以赵维臣为组长的联通五人筹备领导小组开始进行筹备工作。回头来看，虽然不是通信业出身，但联通筹备领导小组还是非常了解移动通信竞争的本质，经过多方争取，拿到了900MHz频段上的6MHz频宽资源，为后来的网络建设和覆盖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个频谱的数量远远少于当时邮电系统内部的19MHz。
在解决频谱问题之后，网络建设资金又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联通在成立之初，股本金只筹集到了13.4亿元，用这笔钱去建设一张覆盖全国的电信网络无异于杯水车薪。但当时的市场是指数型增长的，“新生儿”的联通必须要和“巨无霸”的邮电系统进行正面对抗，因为时间是等不起的。因此，尽快筹到建设资金成为当务之急。由于当时联通缺乏起码的资质和业绩，不能通过银行贷款，联通只能变通、只能走“曲线”，到国际市场上获得充足的资金。
这个也就是经典的“中中外（由联通股东单位所属的一家中方企业与境外公司设立中外合作或合资企业，后者再与中国联通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合同，项目执行期通常为15年；合资(合作)公司提供资金，双方在一定区域内联合投资通信网络，建成后由联通公司经营，双方按约定的比例分享现金流）融资模式，这种模式既不违反国家的政策，也没有给国家带来外债。正是这种融资模式使联通在前5年的发展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金，特别是在建设GSM网时，起到了最为关键性的资金支持。
不过，随着整个移动通信市场的发展，“中中外”模式的弊端也开始显露出来，由于合资公司的财务权大多被外资所控制，使得运营公司所产生的大部分现金和利润都与联通没有什么关联，这在某种程度上将极大的影响中国联通的未来发展；而且，中中外模式下众多运营实体的存在，也不适合移动通信全程全网的发展模式。为此，主管部门遂于1998年叫停联通的“中中外”模式。
笔者需要说的是，任何商业模式的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商业环境和产业语境，但能够勇挑“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历史使命，能够在暗礁潜伏的市场中勉力前行和蒙眼拓荒，中国联通和它的首位掌舵人--赵维臣，都值得我们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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