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消息（九九）随着5G进入规模商用阶段，6G逐渐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焦点领域。2022年11月15日，由中国IMT-2030（6G）推进组和中国通信学会联合主办的2022全球6G发展大会在上海开幕。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开幕式上的视频演讲中分享了移动通信代际演进的十年回顾与十年展望。
十年回顾：从5G研究起步看6G技术
邬贺铨介绍，中国4G在2013年开始商用，5G研究也是从2013年开始，5G技术支柱在2013年已基本就绪。
5G控制信道采用的POLAR码是土耳其教授2008年发表的，到2016年POLAR被3GPP采纳为5G控制信道编码标准；大规模天线理论1908年就已提出，到1998年贝尔实验室建立MIMO试验系统，从1998年到2013年有20多年历史，“可以说，5G主要技术在20年前就有了。”
邬贺铨指出，5G曾经希望开发一些颠覆性的技术，但因为急于商用化没有着力继续深入。5G实际上是将前人理论工程化实现，当然也得益于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和算法的进步。当前6G研究起步没有当年5G起步时较为丰富的技术积累，理论研究储备不足，在新材料技术应用、毫米波传播理论、宽带星地通信、网络行为建模等方面需要从基础研究做起。
当前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
世界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邬贺铨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和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现在逆全球化的行动从贸易到科技、教育、市场以及各类技术组织，破坏了国际合作氛围；技术标准制定的政治化，存在分裂全球统一标准的风险，国际标准化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国的网络产品和提出的技术方案受到西方国家不公正对待，并将6G过分提高到国家对抗手段的高度。
信息论创始人香农提出，信息是用来减少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信息价值是确定性增加。邬贺铨表示，疫情的持续和反复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更深层次的影响会表现在科技领域。人类极大地增加了对数字化生产生活的依赖，对移动通信的发展有更高的期待，2030年社会需要有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
十年展望：6G商用面临约束
2030年是国际标准化计划6G商用时间，中国要实现碳达峰，双碳成为通信制约的重要目标；2030年中国老龄化率将达到25%，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推进的同时对信息产品适老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是6G商用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
在通信领域，2030年中国移动通信普及率相对目前很难有更大的增长，今年一季度中国移动通信普及率达到117.6%，已经到达天花板；2030年蜂窝物联网连接数保守估计十倍于移动手机数，今年9月份，蜂窝物联网连接数已经超过蜂窝连接的手机数；2030年中国网民每天在线时长相比现在很难有显著增长，去年底中国网民平均每天在线时间为4个小时，十年以后不会有更大增长。
至于2030年中国用户每月移动通信资费支出增长空间，目前中国网民移动通信每月支出相对人均国民月收入约占0.5%，联合国给出的上限是2%，也就是4倍的上限；与此同时，期待6G流量的高增长，意味着运营商6G单位流量资费需要大幅下降，移动通信系统的成本也要显著下降；另外，到2030年，世界芯片技术估计将要达到1nm水平，中国仍然有不少差距，因而6G架构方案不宜过分依赖芯片的高工艺水平。
邬贺铨表示，从1G到4G，每一代移动通信峰值速率都比上一代提高1000倍，这似乎是移动通信代际演进的规律，但5G和4G相比峰值速率只提升200倍，6G也不必追求千倍提高峰值速率以及颠覆性的多址方式。但针对新需求和集成电路技术的进步，同时开发利用新频段，每隔十年有必要推出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继续提升频谱效率和能效，增强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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