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焦虑并不新鲜。但从来没有如此多的行业内知名人物对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感到如此焦虑。帕克，罗森斯坦和其他内部人士现在谈论的是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危害，这代表了硅谷内部出现的一种非正式但影响力巨大的科技批评潮流。你可以称把发声的这类人称之为“科技人文主义者”。在公众对科技行业权力日益关注的同时，他们认为其产品的主要问题是威胁到了我们的健康和人性。
很明显，这些产品的设计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让人们上瘾，以尽可能多地获得我们的关注。科技人文主义者表示，这种商业模式既不健康也不谈不上人性化——它损害我们的心理健康，并在我们养成的行为减少了人性。对于这个问题，科技人文主义者提出的主要解决方案是更好的设计。通过重新设计技术来减少上瘾和操控性，他们相信科技行业可以让开发的产品更健康——我们人类完全可以重新调整技术，构建不会“劫持”我们思想的产品。
科技人文主义者的中心是旧金山人文科技中心。这家非营利性组织成立于今年早些时候，已经组建了一个顾问团队，其组成人员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知名投资者罗杰·麦克纳米（Roger McNamee）、Lyft总裁约翰·齐默（John Zimmer）以及罗森斯坦。但其最著名的代言人是是执行董事崔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他曾是谷歌的“设计伦理学家”，曾被《大西洋月刊》誉为“硅谷最有良心的人”。哈里斯花了数年时间试图说服业界相信存在科技上瘾的危害。 2月份，eBay创始人、亿万富翁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发起了一项相关倡议：科技与社会解决方案实验室（Tech and Society Solutions Lab），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科技行业对健康社会的贡献度”。
随着业界对硅谷的怀疑与日俱增，科技人文主义者正在成为科技企业的忠诚反对者。他们利用他们自己掌握的内部资质来促进对错误技术的诊治，以及如何让科技回到正轨。因此他们得到了很多关注。随着业界对科技行业的反对越来越强烈，科技人员自身对他们罪恶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人文科技中心已被《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连线》等知名媒体竞相报道。
但是，科技人文主义的影响力不能单靠媒体对它的正面报道来衡量。科技人文主义的真正影响在于，业内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大佬开始为其站台发声。 Snap公司首席执行官埃文·斯皮格尔（Evan Spiegel）警告说，社交媒体在鼓励“朋友间盲目攀比”和“在不值得分心的事情花时间”方面发挥了作用。Twitter老板杰克·多西(Jack Dorsey)最近声称，他希望改善该平台的“交互式健康”。
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因鼓励他的工程师们“行动迅速、打破常规”而闻名。但现在，似乎其也在转向科技人文主义。今年1月份，他宣布Facebook有一个新的优先事项：在平台上最大限度地“让时间花得更有价值”，而不是花费时间。扎克伯格意为用户通过“让时间花得更有价值”，与自己的朋友进行更多互动，而不是与企业，品牌或媒体打交道进行互动。他表示，新闻推送算法已经将这些“更有意义”的活动放在了优先位置。
扎克伯格选择的措辞有着特殊的意义：“让时间花得更有价值”是哈里斯在共同创立人文科技中心之前所领导的倡导团体名称。在4月份，扎克伯格把这句话带到了国会的听证会。当摄影师拍下扎克伯格在参议院作证时使用的笔记照片时，还对于Facebook在“福祉”主题下对“让时间花得更有价值”的重点强调。
这种对“福祉”的新关注可能会引起一些观察家的欢迎。在多年无视批评者之后，行业领导者们终于承认存在问题。值得称赞的是，科技人文学者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问题上——硅谷发明的操控性设计决策。
但是这些决定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征兆：数字基础设施正在日益影响我们个人，社会和公民生活，而这些基础设施却由少数亿万富豪拥有和控制。由于忽略了权力问题，科技人文主义者的诊疗手段并不完整，甚至会帮助整个科技行业逃避有意义的改革举措。扎克伯格等科技行业领导人所接受的科技人文主义很可能只会导致表面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平息一些针对科技行业的公众怒火，但不会解决愤怒的根源。可以说，这些变化会让硅谷的权力更大。
人文科技中心认为，技术必须与人类“保持一致”，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进行更好的设计。他们的网站中有一个题为“未来之路”的章节。一张熟悉的进化图像显示了几个猿猴的轮廓，从蹲下到起身成为一个直立人，然后回过头去思考他的成长历史。
“未来，我们将回首作为人性化设计转折点的今天，”标题写道。对于“吸引用户注意力，侵蚀社会的技术”引发的诸多问题，文中称“人性化设计是最终的解决方案”。该网站利用了硅谷长久以来坚持的“设计思维”哲学修辞，解释说人性化设计“首先要理解我们最脆弱的人类本能，以便我们可以进行更有同情心的设计”。
科技人文主义的语言能够如此轻易地渗透到科技行业的高层有着充足的理由：这种语言对硅谷来说并不陌生。相反，“人性化”技术一直是它的核心抱负和力量源泉。正是通过开发一种“人性化”的计算形式，像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这样的企业家将计算带入了数百万用户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的成功使湾区的科技产业发展成全球化的行业发动机，并创造了当今科技人文主义者所哀叹的数字化世界。
这个故事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硅谷还只有少数几家聚集在一起的电子公司。电脑随后以大型机的形式出现。这些机器又笨又贵，而且很难使用。只有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能够负担得起，并且专门用于计算导弹轨迹或信用评分等特殊用途。
换句话说，当时的计算机是工业应用，并不是个人产品，硅谷仍然依赖少数大的机构客户。 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时美国国防部（迄今为止最大的数字设备买家）开始缩减采购量，这种依赖性造成的实际危险就立刻变得明显起来。但是军事采购量的下降并不是当时计算机行业面临的唯一危机。
计算机也有想象化的问题。大型机的不可访问性使得它们很容易被妖魔化。在隆隆作响的数字化庞然大物前，许多观察者声称看到了一些不人道的东西，甚至是邪恶的东西。对于反战活动家来说，电脑是战争机器，在越南造成数千人死亡。对于像社会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这样的高级评论员来说，电脑是一种威胁要消灭个人自由的技术官僚主义工具。
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加州北部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帮忙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这些实验产生了突破性的创新，促进了图形用户界面，鼠标和微处理器的诞生。计算机变得更小，更实用，更具互动性，从而减少了硅谷对少数大客户的依赖，同时让数字技术变得更友好。
引领这一转变的先驱们相信，他们正在让计算变得更加人性化。他们深深汲取了这个时代的反主流文化，并坚持开发更加“人类”的生活方式。用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的话说，他们希望自己的机器成为“人的延伸”，并释放“人类潜能”而不是刻意压抑它。在这个由计算机爱好者、黑客、嬉皮士和专业工程师组成的生态系统中心，是著名的反文化企业家和《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的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在1972年一篇著名的《滚石》杂志文章中，布兰德呼吁开发一种新的计算模式，即“服务于人类利益，而非机器”。
布兰德的门徒们通过技术创新来回应这一呼吁，而正是这些技术创新将计算机转换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形式。他们还提出了一种新的对待计算机的思维方式——这不再是非人性化的机器，而是释放“人类潜能”的工具。
再没有谁比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对计算机产业转型的贡献更大。乔布斯是布兰德的粉丝，也是《全球目录》的读者。乔布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布兰德的愿景，在80年代中期发布的个人电脑Macintosh推动了大众个人计算时代的到来，20年后发布的iPhone又使得人类进入了大众智能手机时代。布兰德后来承认，乔布斯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全球目录》的精髓。 “他掌握了工具为人所用的精髓，”布兰德对乔布斯的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如是表示。
人性的本质就是它的不断变化。因此，它不能作为评估科技影响的稳定基础。然而，这种关于人性不会改变的假设是有用的。将人性视为静止，纯粹和必要的东西有利于将发言者提升到有影响力的位置提升到权力的位置。他们能够就此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无论有意或无意，这就是科技人文主义者在谈论科技威胁到人性时所做的一切——就好像假定人类的本性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一直保持不变，直至iPhone的出现。将人性和科技分离开来为一小群人确定正确方式知名了方向。尽管科技人文主义者可能会相信他们是为了共同利益而行事，但他们自己也承认有着精英做派。“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以道德方式来引导人们的思想，”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 ）宣称。
哈里斯和他的科技人文主义同行们经常援引公共健康的措辞。人文科技中心的罗杰·麦克纳米(Roger McNamee)甚至称公共健康是“整个事情的根源”，而哈里斯则将使用Snapchat比做吸烟。公共健康框架不可避免地将科技人文主义者扮演了家长式的角色。解决公共健康危机需要公共卫生专业知识，同时也排除了民主辩论的可能性。你无法提出如何治疗疾病的任何问题，你只能打电话给医生。
这种家长式风格却形成了关于科技人文主义的一种讽刺：他们用来描述用户的语言往往是非人性化的。 “Facebook吸引掌控原始冲动的“蜥蜴脑”(Lizard brain)——主要是恐惧和愤怒，”麦克纳米说。哈里斯回应了这种观点：“想象你有一条输入电缆，”他说， “你正试图将它插入人的大脑。你是想将它插入原始冲动的大脑皮层中，还是想将它插入更具思考性的区域？”
人文科技中心网站提供了一些建议，教你如何与自己的智能手机建立一种更省心、更轻松的关系：将屏幕设置为黑白模式，关闭应用程序通知并在卧室外为设备充电。它还宣布了两项重大举措：一项旨在提高人们关于科技对年轻人“数字健康和福祉”负面影响认识的的全国性运动;和一个名为“危害分类目录”的网站，其将收集不同技术对健康影响的信息，以指导工程师开发“更健康”的产品。
这些举措可能会帮助一些人减少智能手机的使用。这对于某些人开说是一个合理的个人目标，但也有一些人可能不会认同这个目标，也不需要任何不健康的东西。许多人依赖互联网寻求慰籍并团结彼此，那些在真实社会中感到被边缘化的人尤为如此。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在被人包围时可能会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因为这可以让他容忍被人包围。对他而言，技术的持续使用可能根本不具有破坏性，反而实际上可以挽救生命。
将某些潜在的有益行为视作“生病”并不是人文科技中心提出建议的唯一问题。他们仍然局限于个人层面，旨在重新设计个人用户如何与技术交互，而非解决整个科技行业的结构性问题。科技人文主义未能解决技术反弹的根本原因：少数几家公司控制有我们的数字生活并获取利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通过提出健康和人性问题并设计解决方案，科技人文主义者可以对其进行个性化。
这可能就是他们的方法为什么对科技行业有如此的吸引力。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科技人文主义者的善意，他们可能真的想解决引发技术反弹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却在给那些造成这些问题的公司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科技人文主义远没有战胜硅谷，相反它为硅谷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式来平息公众的忧虑，同时并没有放弃任何巨大的财富和权力。通过将公众对大型科技企业的愤怒转化为对健康和人性的关注，科技人文主义使Facebook等科技企业巨头避开了真正的民主控制。在危险的时刻，它甚至可能帮助这些大企业保护它们的利润。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这样一个Facebook，它有着科技人文主义的原则，同时又保持了盈利能力和强大的垄断态势。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科技人文主义原则可以开辟出新的商业机会，使Facebook变得更强大，更能赚钱，这似乎正是Facebook所计划的。
当扎克伯格首次Facebook将优先考虑“让时间花得更有价值”时，是在公司发布2017年第四季度财报的几周前。随后的第四季度财报显示，用户在该平台上花费的总时间已经下降了大约5％，即每天大约五千万小时。但扎克伯格说，这是通过设计实现的：这是对新闻推送调整的响应，优先考虑与“朋友”进行“有意义的”互动，而不是像视频和新闻那样消费“公共内容”。这将确保“Facebook不仅仅有趣，而且有益于人们的健康”。
扎克伯格说，他预计这些变化将继续减少用户花费在平台上的总时间，但“你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将会更有价值”。这可能是描述用户所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但它也是指Facebook发现的东西更有价值。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扎克伯格指出：“从长远来看，即使用户花费的时间减少了，但如果同时用户在Facebook平台上花了更多时间建立与他们所关心的人的关系，那么这将有助于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社区，打造一个更强大的业务。”
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也强调，这一转变将创造“更多的货币化机会”。为何这样讲？每个人都知道数据是Facebook的命脉，但并非所有数据都有同样的价值。对于Facebook来说，其最宝贵的数据来源之一是称之为“系数”的指标，其能够衡量两个用户之间的亲密程度——扎克伯格将其称之为“每段关系的索引项”。 Facebook会记录用户之间的所有互动——从喜欢朋友的帖子到查看他们的个人资料再到发送消息。不同的互动有着不同的权重，这些互动为Facebook提供了一种判断，即一个用户与另一个用户有多亲近。例如消息传递被认为是最强烈的互动信号。有理由认为，相互发送信息的用户要比只是点赞喜欢的用户之间更亲密。
为什么系数如此宝贵？因为Facebook使用它来创建一个用户会喜欢的Facebook：系数指导算法决定用户看到的内容和顺序；它还有助于提高广告投放的针对性，向用户展示经常与之互动的朋友所喜欢的内容。广告商可以针对那些喜欢产品用户的最亲密朋友进行投放，因为亲密的朋友总会喜欢同样的东西。
所以当扎克伯格谈到要增加“有意义”的互动和建立关系时，他并没有屈从于更好照顾用户的外界压力。相反，强调“让时间花得更有价值”创建这样一个Facebook，优先考虑数据丰富的个人交互，从而打造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平台。与其花费大量时间去做那些没有价值的事情——比如观看病毒式视频——完全可以让用户花上更少的时间处理对Facebook确实有价值的事情。
换句话说，“让时间花得更有价值”意味着Facebook可以更有效率地赚钱。它可以优先考虑数据提取的强度，而不是其广泛性。这是一个明智的商业行为，同时伪装成了对批评者的让步。转向这种模式不仅回避了对科技上瘾的担忧，也承认了Facebook目前增长模式的某些基本限制。一天只有那么有限的几个小时， Facebook无法把花费的总时间放在优先位置——它必须学着从更少的时间中提取更多的价值。
在许多方面，这个过程让人回想起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19世纪，英格兰的工厂老板发现他们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赚更多的钱。在某些时候，工人会死于疲惫，或者他们会反抗，或者工会会推动议会通过限制工作时间的法律。所以工业家们不得不想办法让员工的时间更有价值——从每一时刻中赚取更多的钱，而不是增加更多的工作时间。他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做到这一点：开发新技术和新技术，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价值。
今天的Facebook面临同样的情况。他们必须让用户的注意力更有价值，而科技人文主义者的措辞和概念可以帮助Facebook做到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这似乎正在发挥作用。尽管据财报称用户花费的总时间减少，但Facebook最近宣布2018年第一季度的营收为119.7亿美元，与华尔街预期营收相比增近6亿美元。
今天的科技人文主义来自于硅谷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他们认为技术和人性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可以协调一致。这种信念引领了几代人的行动，他们打造“人性化”的机器，奠定了科技行业发展的基础。今天，它可能会为硅谷提供一种保护这种力量免受公众强烈抵制的新方法，甚至可以通过发现新的盈利机会来强化这种力量。
幸运的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思考人性如何与技术共存——这既是对我们人类物种发展历史的真实体现，也是对构建更加和谐未来的有用方式。这个传统并没有把“人类”作为一种固定的抽象概念，而是作为不同的人类，其能力由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来决定。引用生物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唐娜·哈尔韦（Donna Haraway）的话说，其将我们视为动物和机器的混合体——就像“半机械人”一样。
说我们都是“半机械人”，并不是意味着所有的技术对我们都有好处，或者说我们应该接受每一项新发明。但是这确实表明，与技术的共存并不能使技术变得更加“人性化”。这个目标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它让我们听任专家的摆布，告诉我们如何做人。它把关于技术的未来控制权交给那些相信自己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人手中，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了解我们人类物种的基本真理。
相比之下，“半机械人”的思维方式告诉我们，我们人类物种基本上是技术性的。当我们改进我们的工具时，也会改变我们自己。但即使我们与机器的持续共同进化不可避免，但展现的方式并非如此。相反，这由谁拥有并运行这些机器来决定。这是一个谁掌控力量的问题。
今天，这种力量是由那些掌握技术并且为了盈利而运营的公司所拥有的。引发技术反弹的各种丑闻都有一个来源。诸如假新闻以及亚马逊仓库中糟糕的工作环境都是有利可图的。如果没有利润，这些情况就不会存在。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如果技术是人类的一个特征，那么塑造我们如何与技术共处的力量应该是每个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这对我们的技术生活影响最大的决策应当由自己决定，而非掌握在扎克伯格，富有的投资者或少数“人文主义设计师”的手中。
这样一来，我们应该努力将科技力量分散化，而非试图将科技人性化。我们应该要求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决定我们如何生活在技术之中，而不是大科技企业的人来决定。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首先，这要求限制和削弱硅谷的力量。反托拉斯法和税收政策为追回大科技企业建立在共同资源上的财富提供了有用的方法。毕竟，如果没有数十亿美元的公共资金，硅谷就不会存在，更不用说我们都免费提供的大量信息。 Facebook的市值达到5000亿美元，拥有22亿用户——你可以估计一下你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有多少。您可以将相同的逻辑应用于谷歌。这根本无可避免：无论你是否拥有账户，两个平台都会在互联网上跟踪你的行为。
除了对科技公司进行征税和削弱力量外，政府还应该制定有关这些公司行为的规则，限制了其如何收集和使用用户数据，例如像将于本月晚些时候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但是，对硅谷进行更加有力的监管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从私营公司手中夺回数字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这意味着开发公共或合作的替代方案，使公众能够决定科技的运行方式。这种科技模式可以专注于服务个人和社会需求，而不是为投资者增加利润。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是城市宽带：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的一次成功实验表明，公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以低于私人公司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其他模式可能包括司机拥有的Uber，用户拥有的Facebook或巴塞罗那正在开发的社会所有的“智慧城市”。或者，我们可能会要求技术公司为用户数据信息买单，以便用户能够共同从共同创建的资源中受益。
我们需要更多的实验。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思考科技行业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技术反弹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不会再出现。
旧的技术乌托邦主义正在崩溃。什么将取代它？硅谷表示，它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实现这一承诺可能需要一种新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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