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行业改革历史，有一条隐形的主线，即“抑强扶弱”，而对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在电信行业拥有话语权/决策权/话事权的精英群体，大都对一个政策充满迷之自信，即不对称管制。
电信行业管理部门习惯性的以不对称来平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关系，电信运营商也总是倾向于获得不对称管制的政策支持，公众和媒体也总会对一出来的不对称政策报以热切的期望。
但是，历史总是在但是这两个字处转折！
中国的不对称管制政策出台实施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不断的让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史，弱者不但没有被扶持起来，强者反而变的越来越强大，以至于不对称管制政策机会把能够用来不对称的要素都快用光了。
所以最近颇有一些业者私下讨论认为中国的电信行业是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模式了，其实这些观点是一种纯粹的错觉，只要三家运营商还存在，怎么能说是计划呢？
资费不对称废了被扶持者的网络质量
问题是，为何原本抑强扶弱的不对称管制会脱离设计者的划定的轨道，甚至南辕北辙呢？
从电信管制部门与电信运营商的互动关系来看，这是他们之间自然选择的结果，这种模式有两个好处：
1）对电信管制部门来说，降低了管制政策规划/设计/执法的成本，还能获得道德上的心理优势和社会口碑；
2）对电信运营商来说，降低了市场失败的心理成本和道德负担，还能获得进一步的不对称博弈优势。
我来详细解释下他们之间的互动。
我们知道，不对称管制一般是对涉及到电信运营行业重大生产力要素的不对称管制，比如资费价格管制，这是中国电信行业从一开始就娴熟运用的不对称手段。早期的中国联通在资费上享有低于中国移动10%的定价优势，即是一个例子。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96年到2008年期间，电信管理部门和运营商之间主要的博弈点就是价格监管，运营商之间不停的相互告状，监管部门不停的发文斥责和纠正。
耗费了各方巨大的精力和成本——关键是耗费了监管者的精力，使得监管者无暇他顾，但是监管者实际上也可能乐此不疲，因为价格监管的执法成本相对较低，执行起来也能立竿见影，但是却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但是在告状的一方来说，只要告胜了一次，就是成功，而且还能屡次成功，这个时候由于市场部门有资费不对称的政策加持，在公司内部是有相对比较大的话语权的，于是对价格充满迷之自信，而不具备资费价格优势的中国移动就不同了，市场部门的话语权不像对手那样，没有办法依靠价格来竞争，只能和网络部门一起寻找其他的吸引用户的差一点，所以很早的时候中国移动就提出了网络是生命线的说法。
这是被逼出来了，因为十多年都不能依靠价格竞争，只能靠网络质量取胜，后来市场部门可能觉得也不能让网络部门太重要，就有提出了业务和服务双领先，结果就是服务优势成了中国移动的竞争优势。
结果就是当那时候的中国联通发现资费不对称管制不行了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结果就是在电信管理者来看：我已经给了这么重大的政策支持，还支持了这么多年，你都没成，你让我怎么办？
而到了资费不对称管制的后期，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开始寻求新的不对称管制了，并在事实上开始突破电信行业固定和移动分业经营的大框架，大规模上马小灵通业务，事实上开始进入移动业务经营领域。
这个时候，电信监管部门对资费不对称管制开始松动，毕竟有人大违规在前，你又怎么好意思说的小违规呢？监管部门对双方的违规行为只能睁一眼闭一眼。
在这个阶段，梦想一个落后的技术解决移动运营的问题，与GSM这种生而为移动业务的技术相比，竞争的结局你可想而知，局部性的骚扰，反而给中国移动加速网络建设和用户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外部推力。
携号转网不对称管制只是黄粱一梦
时光荏苒， 转眼之间到了2008年，中国开始进入3G时代。
鉴于中国移动获得是自主知识产权的TDS制式，中国联通拥有全球主流的W制式，新的不对称管制思潮又开始兴起，这一次，动得脑筋不是资费，而是携号转网。从一些人的视角出发，推动携号转网有其非常合理的理由：中国移动的3G网络速度低/终端差，如果能够携号转网，这用户还不挤破了头往联通转？（之所以不提电信，是因为电信在3G时代终端也是少，且贵）。
在设计这个携号转网的政策时，还有一个小细节特别有意思，即中国移动的TDS用户不能转出，暗示保护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网络。
事实则是携号转网的鼓噪者遭遇了市场的冷遇，到今天，一个用户已经多张卡的情况下，其实早已经失去了意义，这项政策既没有认识到携号转网本身的复杂性，也没有预见到市场发展的趋势。
最终无疾而终。
携号转网除了偶尔有食古不化的学者们在两会上提提，早期深陷其中的人们早已经偃旗息鼓了。
牌照不对称管制使得主导运营压抑后爆发
发展到后来，电信监管部门在不对称管制上又开始迷信牌照的不对称管制效果。
最早的牌照不对称试验田就是固网牌照，2008年时理论上中国三大运营商进入全业务运营的元年，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移动的固网牌照给中国铁通，中国移动的移动业务主体公司并不能开展固网业务。
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中国移动眼睁睁的看着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用“固移融合”业务大杀四方，而只能有限度的协同铁通进行反击。
固网牌照的限制带来两个效果。
其一是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对固网业务，尤其是宽带业务的发展产生了战略错判，把宽带业务做成了移动业务的补充。由于中国移动被限制发展固网业务，电信和联通在固网业务上基本又处于划江而治的南北割据状态，市场有效竞争不足，且利润丰厚，电信和联通对固网业务的投资严重不足。这为中国移动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其二是中国移动上下充满了对宽带业务的渴望，在铁通的协同中，部分地方开始大胆的尝试发展固网宽带业务，以至于这一段时间，监管的重点又变成了是不是违规发展固网业务，名声昭著的686号文屡屡见诸运营商争端，但是往往是越禁忌越刺激，固网业务的渴望和积蓄的压力，使得中国移动在被解禁之后，以及整个公司战略方向在2016年开始迅速确认宽带市场要发展之后，在市场上势如破竹，短短三年时间迅速坐二望一！
何以至此？被不对称管制压抑的禁忌所带来的刺激的后果。
4G牌照不对称到底让谁错失窗口期？
谈不对称，不得不谈4G牌照这件事情。
众所周知，中国移动主导的TD-LTE是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4G技术，从3G时代开始，中国移动就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TD-LTE上，并推动了标准的国际化和技术的成熟，对于这一技术，国内运营商只有中国移动真心实地的在干，其他的运营商都在翘首以待或者看笑话或者等着监管部门发放所谓的更主流的FDD-LTE。
在2012年监管部门果然不负众望，先是象征性的给三大运营商颁发了TD-LTE的牌照，随后过了又给联通和电信发了所谓更主流的FDD牌照。
那么给中国移动的FDD牌照是什么时候发的呢？2018年3月，六年之后，中国的4G用户已经发展的差不多了的时候。
但是这个牌照不对称管制的结果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已经有目共睹，何以至此？我提供几个视角供大家思考。
在早期拿到TD-LTE牌照之后，由于联通和电信从来就没有认真的准备上马TD-LTE的网络设备，所以在人才和技术以及组织上的准备不足，无法开展网络建设工作，尤其是这两个运营商都在热切的期待FDD-LTE的牌照，所以就是在建设TD-LTE的时候，也是暗度陈仓，结果就是这给网络建设狂魔中国移动接近一年的窗口期。
在一年的时间，中国移动建设了全球最大规模的4G网络，而那时候中国联通还在纠结上马HSPA对抗中国移动的4G。
恰恰是这一年，使得联通和电信失去了在网络口碑上和中国移动对抗的窗口期，某种角度，这难道不是不对称监管的后果之一吗？
刻舟求剑。只懂得静态的军旗推演，忽视了市场是动态的，并非长官意志决定的。
到今天，其实在我看来，已经可以放弃不对称监管了，因为我们看不到不对称监管还存在的社会目标是什么了，比如资费，每年两会都会制定一个新的降费目标，三大运营商都能完成，这需要不对称监管来抑强扶弱吗？比如网络建设，已经成立了铁塔公司共享共建了，还需要不对称监管消除弱势运营商的发展壁垒吗？
关键是，今天中国电信行业监管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就剩下一个提速降费了吗？或者是是为了不遗余力的支持混改成功？如果是后者，难道是一个不对称监管就可以解决的吗？
写到这里，其实题目所提出的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不知道读者诸君是不是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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