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济是“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创新，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给传统的市场格局、管理模式和制度体系带来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从本质上来看均涉及新业态与旧业态、平台与资源提供者、政府管理与平台治理这三大关系。因此，协调与处理好这三大关系，对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关系一：新旧业态之间的剧烈冲突
毫无疑问，分享经济的业态创新必然会冲击既有的利益格局。
分享经济是“互联网+”在各领域的融合渗透，政府管制程度越高、用户痛点越多的领域，就越容易催生新业态。新业态在技术、理念与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使其更受消费者欢迎。
在交通出行领域，分享经济的发展正如火如荼。相对于传统出租车而言，网约车凭借着能够提供更为便捷、供需匹配、更加优质的出行体验，抢占了传统出租车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导致两者之间出现了剧烈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不仅仅表现在市场竞争上，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冲突。
然而，新业态的发展同时也存在着政策风险。新业态与旧业态冲突的背后，存在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新业态的政策风险。新业态的出现，往往打破了既有的制度框架，这使其面临着身份的合法性问题。新业态的合法性越不确定，旧业态对其抵制就可能越强烈。例如，网约车的合法性在尚未得到政府认可时，出租车司机围攻网约车司机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是，在网约车合法性得到确认之后，类似事件就很少出现了。
从现实情况来看，许多新业态只能打政策的“擦边球”，或者游走于政策的灰色地带，这给新业态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此相应，资本市场往往对存在合法性风险的新业态抱有疑虑并存观望态度。2016年7月，交通部等七部委出台文件，明确了网约车身份的合法性。这标志着政府开始正式从制度层面回应新业态与旧业态的冲突、新业态的合法性等问题。不过，该政策落地效果不容乐观。更具挑战性的是，尚有相当多的分享经济新业态存在着类似的政策风险，例如小猪短租、Airbnb等互联网民宿、短租业务仍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
关系二：平台与资源提供者之间的责权划分
当前，在分享经济新业态的发展中，普遍存在着平台与资源提供者之间责任、权益划分不明确的问题。
一方面，平台与个体资源提供者之间的责任划分不清晰。对于自营平台而言，平台自身就是资源提供者，所以平台理应对所有资源的交易过程负责。对于第三方平台而言，主要发挥信息中介的作用，本身并不提供资源。不过，不同的第三方平台对于交易过程的介入程度有所不同，有些只是简单地充当信息中介，而有些则介入到定价、运营等环节。对于第二种情况，平台与资源提供者之间的责任划分就更为复杂。例如，乘客在乘坐网约车的过程中因交通事故而受伤，网约车平台应该负多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海量分散资源提供者的权益缺乏保障。在分享经济各业态中，绝大部分个体资源提供者与平台并非传统的劳动关系，因此他们的权利得不到《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的保护。例如，在平台上从事劳务分享的兼职人员，如果在工作过程中受伤，会难以获得平台的赔偿。但如果要求平台承担过多责任，则会抑制分享经济的发展。例如，国外就出现过劳务分享企业由于劳工诉讼而破产的案例。因此，如何既能够有效保护好劳动者权益，又避免给予平台过多的责任，是一个难以平衡的问题。
关系三：政府与平台之间的监管难题
分享经济下的新业态往往会对政府的监管工作提出新挑战。
第一，属地化管理与平台化运营之间存在冲突。分享经济通常采用平台经济模式，而平台经济具有“一点建设、全网服务”典型特征，这种跨地域性运营与既有的属地化管理之间有着内在矛盾。在现实中，行业管理部门出于税收、管理便捷等考虑，往往会要求平台在当地建立分支机构，并将业务运营数据在当地监管机构进行备份。这种属地化的管理方式显然不适应平台经济特点，大大提高了平台的运营成本。因此，鼓励平台经济发展与调动地方积极性缺一不可，这显然是一个大难题。
第二，政府和平台的责任边界模糊。新业态的发展有其自身特点，政府如果直接套用传统的监管模式，则会束缚新业态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监管思维与监管模式的创新成为必然。从实践来看，许多行业管理部门实行“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用户”的逐级监管模式。
但是，逐级监管模式也存在许多问题，而最突出的就是平台的责任界定问题。一方面，相当多的平台只是连接资源提供者与消费者的信息中介，如果赋予平台过多的责任，则会束缚平台乃至分享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要给予平台充分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平台对于交易活动有着不同程度的介入，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保障等多个方面，则应该积极承担自身应有的责任。
政府对策：包容创新、审慎监管
政府应顺应分享经济的发展趋势，按照包容创新、审慎监管等原则，进一步增强政策包容性与灵活性，加强分类指导，创新监管模式，从而促进分享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第一，对新旧业态实行分类管理。
政策具有稳定性，而分享经济新业态的创新性给这种稳定性造成了挑战。现有的诸多行业管理政策是按照传统业态的特点来设计的，其在准入条件、监管模式与监管手段方面，可能都与新业态的发展有不适应之处。因此，应实施分类管理，避免用旧办法管制新业态。
政府应鼓励旧业态的转型升级与新业态的差异化发展。新业态的出现，必然会对传统的业态造成冲击。在此情况下，旧业态应顺应趋势，主动转型升级，提高自身竞争力。与此同时，政府应鼓励新业态走差异化发展路线，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需求。
第二，明确平台与资源提供者的责权关系。
针对平台与资源提供者之间责任界定不明确的情况，政府应根据分享经济的特点，科学合理地界定平台与资源提供者的责任义务，明确履责范围与追责标准。同时，平台应该充分利用保险等市场化手段，充分保障平台上资源提供者的权益。
为了更好地保障海量分散资源提供者的权益，政府要研究并完善适应分享经济特点、更加灵活的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参保缴费措施，严格落实国家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并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第三，协调好政府管理与平台治理的关系。
为了给分享经济在地方上的发展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应因地制宜，鼓励有条件的行业和地区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同时，充分发挥分享经济平台的技术优势，进一步完善“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用户”的逐级监管模式，提升平台的内部治理能力，探索建立政府、平台、用户、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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