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4日,工信部向三大运营商颁发“LTE/第四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TD-LTE)”经营许可,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4G时代。
然而,3G投资的保护、4G标准的选择,却引起了不同声音。而中移动将采购终端原本的三模标准提升至五模,中国电信的4G真正商用迟迟不落地,也反映了产业链各环节对4G的暧昧态度。
事实上,4G牌照的发放最关键的一个是时间点,另一个是发放的内容。
早在发牌前,就有反对的声音称3G 时代的投资需要保护,毕竟4G不是3G的简单升级,所需要的投资数千亿元计,而3G时代数千亿元的投资刚启动3年,过早推动4G将带来极大浪费。
阚凯力教授也是此观点的支持者,他在《谁在绑架中国4G政策》中称,目前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3G网络,在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其利用率不足一半。即使在一线城市用户集中的“热点”地区,通过3G网络的升级(如HSPA+),其网速可以达到42Mbps,与4G已经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中国用户对于3G的网速和服务,还有很大发展潜力,用户在总体上也是满意的。
与之不同的是,另一方认为中国的3G牌照已经较其他国家迟发了10年,现在还要继续犹豫的话,将会对通信行业的技术创新带来长远影响。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对记者表示,由于此前中国移动的3G在中国商用太迟,一系列的决策都在摇摆,已经没有接入国际的机会。背后很难说是否是这个技术成果失败,但确实造成我们整体3G的滞后。接下来的问题应该是,4G要接着滞后,还是忍痛加快发展?
“无论是产业经济发展,还是国家安全,搞自己的标准,或是让自己的标准成为国际标准,都是重大国际战略,而且这是强者的战略,弱者只能看热闹。” 通信评论人士项立刚对记者说。
“这个意义上,中国搞TD-SCDMA理由是非常清楚的,当然,对于中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我们的对手是不会坦然接受的,所以有了围堵,确实TD-SCDMA全世界只有中国用,发展也不尽如人意,但是哪个事情不是这样一步步起来的?能一天就成长起来?但正是中国的坚持,在TD-SCDMA之后,有了TD-LTE,也有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中间更多的机会,全世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TD-LTE.”项立刚说。
而在这背后,隐藏的还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命题:政治利益与国家战略,和市场经济规律之间发生冲突时,到底如何取舍?
而与其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付亮认为,更应该总结过去的经验,让今后少走弯路。他表示,过去TD在3G的国际标准上是没有话语权的,跟国外厂商的博弈,只能是靠国内庞大的市场作为筹码。而4G,“从目前的格局看,建设速度相当快。”
“今天中国的4G政策,还真不是一家绑架,而是多家角力的结果。”项立刚对记者表示,任何一个政府的产业政策都是多种力量角力的结果。而TD-LTE 能否成功,取决于TD-LTE 产业能否具有竞争力,只有相当多的运营商选择TD-LTE,只有多数设备供应商提供TD-LTE设备,只有有竞争力的终端芯片制造商成为产业链重要一环,TD-LTE才能形成规模效应。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
上马4G是应该的,如果问谁在绑架4G政策,在美国企业进行游说的氛围也不低。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去客观评价,究竟3G时代的 TD-SCDMA做得怎么样?之前投入人力、物力之后成效如何?为什么TD-SCDMA那么成功,中国移动还要坚持五模手机呢?有什么经验教训应该吸取,出现的问题怎么去弥补。
现在需要我们反思的是:我们的3G牌照发放太迟了,3G发得迟,导致大家对移动通讯服务有需求,但是用不起。解决这个办法要尽快推动4G,但是由于3G牌照发放迟,造成4G牌照的发放遭遇困难。这其中不光是重复建设的问题,还有通信技术有投资回收期。一代通信标准生命周期通常是20年,但10年之后下一代标准已经开始。由于3G发放太迟,如果4G不发,那和国际上比还是滞后;但发放4G牌照,刚投资的3G成本怎么收回?既然是补课,肯定有一定损失,这需要运营商自己慢慢消化,让3G、4G在技术本身和设备上尽可能实现共用,降低成本。
我觉得大家需要整体反思的是,3G的决策存在什么问题。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让非商业化的东西绑架了我们的通信发展。
例如,TD标准从2011年开始的1年间的发展相当于之前数年,这是因为2011年中国移动获得牌照后,对产业链梳理,它的规模优势令产业环节的劣势缩小,所以2011年、2012年取得快速进步。但即使如此,由于TD-SCDMA 在中国商用太迟,一系列的决策都在摇摆。已经没有接入国际的机会了。早期中国台湾感兴趣、韩国感兴趣、日本软银特感兴趣,但是中国作为主推的国家都没有商用,把这个周期错过了。这背后很难说是否这个技术成果是失败的,但确实浪费了很多时间和在国际市场上的机会,结果造成我们整体3G的滞后。
接下来的问题是4G接着滞后还是忍痛加快发展?
在这个时候,需要起得更早,发放牌照去牵头推动TD-LTE产业发展,是有必要的。到现在为止发牌三个多月, 建设速度相当快,但看到了另一个问题:如何解决三家运营商之间有效竞争的格局问题。
发放4G牌照中,TD-LTE技术相对产业链成熟度略微差,优先发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发给谁,怎么发,怎么去让它促进通信行业的有效竞争,又是为历史去补课。目前来看,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格局还是非常明显。
通信评论人士、飞象网总裁项立刚:
任何一个政府的产业政策都是多种力量角力的结果。
4G政策制订过程中,运营商、制造商都希望政策对自己有利。政府有推动产业发展的需求,又有支持民族工业的义务,还有平衡几大运营商实力的任务,否则早就应该发牌照。这个角力过程,用“绑架”这样的词显然是将正常影响政策行为污名化了。关于TD-LTE的决策和影响,远不止中国移动,还有多个主体在起作用。今天中国的4G政策,还真不是一家“绑架”,而是多家角力的结果。
对于电信产业,尊重市场选择,这是那些主导者经常喜欢讲的事,因为它们已经做强了,市场选择就是它们来主导,一旦对其不利,它们绝不说市场选择这件事。对于中国市场,美国人一直说开放市场,到了华为、中兴打进它们市场时,它开始要讲知识产权;中国专利很多时,它要讲反倾销;实在不行了,就讲国家安全。市场选择听起来美妙,其实它从来不是公平的杠杆。
中国用户需不需要4G?4G牌照一发,关于资费讨论如风如雨,正是因为用户需要4G.如果用户不需要,讨论什么资费,不用就完了。
中国人希望降资费,还是要靠上4G,而不是所谓竞争。因为2G一个基站只能提供约2MB/s的流量,自然价格要高;3G基站可以提供约60MB/s的流量,价格就可能降下来了,4G基站可以提供约600MB/s的流量,价格更可以降低。今天我们所有说4G资费高的人,没有说4G比3G高,只是说希望能降得更低。4G牌照发放才不到半年,网络建设需要一个时间,用户群的放大也需要一个过程,降价也会有一个过程,但是降价是必然的,如果仅有3G,绝不可能像4G一样,流量费大大降低。
最后,关于TD-SCDMA和TD-LTE,这件事确实不是技术,它就是政治。因为是政治就不应该搞吗?全世界格局可以看出,无论是产业经济发展,还是国家安全,搞自己的标准,或是让自己的标准成为国际标准,都是重大国际战略,而且这是强者的战略,弱者只能看热闹。这个意义上,中国搞TD-SCDMA理由是非常清楚的,确实TD-SCDMA全世界只有中国用,发展也不尽如人意,但是哪个事情不是这样一步步起来的?能一天就成长起来?但是正是中国的坚持,在TD-SCDMA之后,有了TD-LTE,也有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中间更多的机会,全世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TD-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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