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闯硅谷，她要做中国最棒的科技视频

2015年9月15日，武卿从央视辞职创办视频新媒体奇霖传媒。她的辞职文章《告别焦点访谈我创业了：临了有些真话想说》，在微信上持续刷屏一周，总阅读量超过50万。但是此后一年，武卿销声匿迹。除了偶尔一个月发三四条微博、微信，鲜有动静。

记者：那篇辞职文章，让你获得了很多关注吧?你是有“预谋”的?

武卿：确实获得了很多关注，跟朋友们聊天时，我开过玩笑：没想到临走，竟然发了笔“辞职财”!很多事情，顺其自然简单一些，反而会有意外收获。 发表之前内心也有小小纠结，去问铁哥们姐们，发不发?有的说，发了不好，可能会让有的人不开心;有的说顺应内心，想发就发。我尊崇简单、清爽原则，觉得啥事应该都没那么复杂，想发就发吧。如果不写那篇，我会憋得慌。发了之后好处是，获得了很多关注，大量信息涌过来，微信数次崩溃。认识了很多同道，台里的朋友，大家更知心了;坏处是，原来认识的一些台领导把我拉黑了。“预谋”谈不上——我没那么有心眼儿，仅有的“盘算”就是，我要创业了，需要和外界沟通：我是谁，我的价值观是啥?我要干啥? 写文章是个方式。不写文章，我还能干啥?

▲去年武卿离开《焦点访谈》时的文章

记者：你现在做的事，跟过去似乎没啥关系，感觉跨界幅度很大——过去你从事哪些领域的采访报道?

武卿：2001、2002年，我在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财经频道做记者。这年十一假期，我参加了天津鹤童养老院和北京电视台联合做的公益活动，就是帮助养老院的老头老太太们逛京城。在这个活动中认识了央视《公益行动》栏目的人。对我来说这个栏目很有吸引力，简直像是为我设立的哈哈——既能做公益又能拍纪录片，这都是我喜欢的事情，果断加盟。4年间，我以记者和志愿者的双重身份跑了好些老少边穷地区，接触了很多人，艾滋遗孤、白血病人、需要小额贷款帮助的农村妇女、失能老人、乙肝民众…

▲武卿在焦点访谈工作期间留影

后来我发现，需要“被公益”的那些区域往往都有或大或小的问题待解决，也有深层次原因，简单的原因是因为贫穷，有句话说“贫穷是万恶之源”;复杂的，各有各的原因。仅仅扬善而不去惩恶，不能解决问题，老是做公益也没啥用。于是，我又先后转入《新闻调查》、《焦点访谈》栏目去做舆论监督报道。

▲武卿主持慈善活动

做监督节目的感觉很棒——我内心住着个侠女。做这些事，你可能触怒部分地方政府，可能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他们可能会在网上威胁你污辱你，给你送“花圈”，发短信、持续骚然你。我害怕过，还报过警。不过都过去了，这些节目产生过价值，那几年真心交付，苦熬，值得。

但是产生的价值多大?如果很大，我就不离开了。这不是谁的错，——监督报道在哪里都没有活路，该发挥的作用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记者：虽然《公益行动》是扬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是惩恶，但是好像也差不多?我说的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

武卿：共同的东西，也许是益人吧，只不过方式不同。很喜欢一句话，叫“菩萨低眉，金刚怒目，皆是慈悲”。我一直想做点对改善别人处境有好处的事情，也喜欢交往那些有同样想法的人。那几年我的朋友圈，基本全是公益圈和新闻圈的朋友;这几年，多是企业界和科技互联网界的人——大家都有共性，就是都想做点自利利人的事。

大概从2007年开始，我开始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意识，想寻找一种叫做真理的东西。有一些非常原始的问题困扰着我：就是大家常说的，从哪儿来，为何来?要去哪去?还有，在这个世界，我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漫长的上下求索的过程，经过一番磨难和机缘，最后我成了一个基督徒。这对我的生命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冲击，我自己的生态系统变化很大。在中国似乎不能公开谈信仰，这显得很另类——我闺蜜告诫我，不公开谈信仰是常识。但是我觉得，谈着谈着就习惯了。为啥不能谈呢?

记者：信仰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武卿：我真正理解了“爱”。按照《圣经》所讲，爱能遮掩一切过犯。我重新发现：只有爱可以拯救自己，改变他人。“爱”是个体解放、通向自由的唯一路径。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一个人对于他人没有爱，或者说这种爱有保留，那么他会一直处于束缚中而不自知。只有爱，可以让你的生命解放，能量完全释放。我反思，自己的很多痛苦都跟对他人爱得不够有关。比如七八年前刚结婚，和我老公吵架，那都是因为我爱自己多于爱他，遇到事情，心里气爆了，现在不一样，吵不起来。因为那时的爱不纯，现在是百分百爱他，甚至爱他超过自己。对员工也是这样，他们都很年轻，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如果没有爱和宽容，可能我会暴跳如雷——因为更多时候想的都是如何“成全”他们，气归气，火那么一会儿，也就平复了。

对我而言，生命要有意义，就得“利他”。奇霖的本意，就是利他。《圣经》说，万事万物互相效力。如果做事只是为了自己，动力是不够的，你很容易半途而废;如果只是为了钱，动力更加不足 。人和人不同，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不需要贴高尚的标签。不是说和我不一样的，人家就不好——不是，价值观是多元的，只不过恰好我就是这种人，有点情怀，敢于乐于谈情怀，我也不怕别人喷我。都舒展做自己，别迎合，别扭曲。

▲武卿在硅谷采访

记者：从有了想转型的想法到创业，你似乎用了好些年?你是如何给自己做规划的?

武卿：我经常开玩笑说，自己内心的热情是横溢竖溢斜溢出的，嘿嘿。曾经想过服务很多群体，比如说失能老人，这是一个沉默的数量很大的群体，他们很需要帮助;比如说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这个媒体上都有报道;我还想过去做民办教育，比如基督化的教育;还有一些媒体的高管职务，在创业之前跟一家境外媒体都谈好了;或者去做基金——选择太多时，就等于没有选择。所以有一年，我在迷茫和焦虑中，不知道该怎么弄。后来投资人找到我建议我创业，改变了我的轨迹，我觉得这才是对的事情。未来十几年，我肯定是就做这一个事儿，别的啥都不贪。

记者：什么事儿?

武卿：投资人和我谈了后，一开始我们的想法非常简单，做一个人物节目就行了，我们俩都喜欢做人物的深度研究、分析，我把它叫作人物研究报告。但是在筹备人物节目的过程中，我认识了硅谷一位投资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数据公司Palantir真正的创始人Joe lonsdale，很多国内的朋友都以为Palantir的创始人是彼得蒂尔，这个不准确，其实真正的创始人是他。

▲Palantir创始人Joe Lonsdale

我认识他之后，被他的产品和创业轨迹迷住了。团队花了4个月，干了一个特别奢侈的事儿：整整四个月我们都没有动机器去采访，只是读书、研究、讨论，联系专家，和硅谷方面大量沟通。这之后，我创业的想法就完全变了，不再想做人物节目了，想做科技互联网领域的人物，借由这个人物关注他背后的企业、技术、产品。

记者：以前你对互联网科技感兴趣吗?

武卿：以前我对科技没感觉，文科女生、科技盲。过去我也主持过很多科技、互联网、财经圈的活动，算是对互联网有所认知，但是那些信息进了脑子没走心。真正的改变，就发生认识Joe后 。他想利用科技，让这个愚蠢的世界变得更加聪明。想来，能推动世界进步的事情，无非教育、文化、宗教、科技这些。其它的我都浅浅涉及，科技最不熟悉，要去尝试。科技虽然是把双刃剑，但它人的命运和社会的改变，无疑是立竿见影的。

▲武卿主持互联网活动

记者：科技对你自己有什么改变?

武卿：我自己就是科技的受益者，首先比如说，我是微信的受益者。像我这样一个宅女，如果没有科技的话，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出了外出采访，可能天天呆在家里，要么在沙发上，要么在床上，要么在地上，用各种姿态看书看片，我不爱那些不咸不淡的社交，这样越待越懒，社会功能可能就弱了哈哈——很多人以为我是个交际花呢，哎，多大的误解。因为有了微信，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打个比方说，我们公司所有的投资人都是我微信好友。过去几年，无论是找人、找书、找设备、找拍摄场地，都向微信求援——我顶多是个微信上的“思想交际花”哈哈哈。

记者：想做科技互联网领域的人物报道，一开始就去了硅谷?这出于什么考虑?

武卿：因为这属于跨界、转行，我看得不清晰，就有强烈的愿望去搞清楚。于是就定睛于这个世界上做科技最牛的地方。当下世界上的科技创新高地，就是硅谷和以色列。于是我们就研究它们。后来我想，毕竟我们是一家创业公司，要精益创业嘛，不能两个地方都去?就先去硅谷。打定主意的时候，我就人间蒸发了，不是刻意为之，因为时间真的特别不够用，天天熬夜。闺蜜好友们，可能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过我;然后我的“信品”也下降了，给朋友们点赞少了，微信回复也不勤。昨天还收到一位前同事微信：武卿，我必须严肃跟你谈谈，自从你创业，我们的关系就进入冷淡期，这样下去我要断舍离了。虽然知道他开玩笑，但我不是滋味，郁闷。然后，饭局我大都不去，论坛发布会活动邀请都不去——专注起来，接近封闭。

创业不是儿戏，必须全力以赴。过去所有天真、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没了。我感觉自己每天像个机器人一样，不管身体、情绪状况如何，都得坚持工作。又像个推土机，每天都有大量工作得做，铲土，铲土，处理，处理——。

《硅谷大佬》项目前期策划、研究的四个月，我应该看了二三十万字的资料，报告也得写好几万字，做完这些工作，才觉得踏实。

▲《硅谷大佬》宣传片

记者：在硅谷你们采访了多久?你确定这个路子没有问题?

武卿：在硅谷呆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主要工作就是拜访硅谷的各路豪杰，我们走访了十五六家企业、孵化器、投资机构，采访了30多个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所在领域的顶尖人物，好比小山头。据我所知，中国之前没有媒体这样做过。

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他们说你挺奇怪的，路子转得太猛了，你也不怕转不成摔着?——成不成，我根本没想，就是我得做，我得试试，不试咋知道呢。摔还能摔成啥样?无非是失败? 失败不可怕，因为失败打不倒我。《圣经》约翰福音12章有句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失败意味着公司的一种死亡，死亡意味着新的生命和开始。失败都不怕，就没别的怕的了，没那么多负担。

▲武卿采访沙利文公司全球总裁阿若普·祖次

记者：第一次操作跨国项目不容易吧?经历了什么困难?

武卿：对我和团队来说，有两个跨度，一个是跨国，另一个跨领域。我知道做这个事情的困难，但是没想到会有那么多困难：比如沟通——出国前我的顾问石强老师说，老外都很有时间观念，给你多少时间采访，到点他们就会走。但是我们是做深度报道，这样的节目没有一周拍不出来，但是他最多给你六个小时，怎么办?那就磨啊，反复沟通。即便如此，最终得到的拍摄时间也极为有限，这是天然不足。再比如翻译，你会发现，同样一句话，不同的翻译人员翻出来，意思差别很大——此外，并不是每个翻译都理解科技领域的事情。从中期采访、后期剪辑，翻译的问题始终是个困扰。我的要求是不能有哪怕一丝一毫的错误，要逼近“准确”，我要做精品。但最终能否实现这点“极致”，无法百分百把握——对此我很无力，因为我自己是所有节目的审核者，但是我英文很一般，不具备精确翻译的能力。

虽然困难无数，但是坚持下来了——对我来说，坚持是种本能，凡是咬定要做的事情，是不存在放弃这个词的。耐力型“运动员”，擅长长跑，不跟人比速度。

在硅谷我的收获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方面项目完成，在能力、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我做到了最好; 另外一种收获是，我学到了东西，这个比节目还重要。

▲与硅谷的团队伙伴们在Joe Lansdale家里采访时

记者：根据你目前采访的收获，你觉得之前的判断准确吗?

武卿：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方面的判断?在硅谷工作期间，因为特别累，节奏也快，我没时间思考，只知道采访、拍摄。回国之后放慢脚步慢慢整理素材，一点一点地思考，和硅谷方面不停地再沟通，我觉得才理解了拍的这些人物、企业。我认为，世界是属于这样的。这个判断，印证了此前的猜测。

即将播出的深度报道项目《硅谷大佬》的6个节目，其实只使用了我们所拍素材的十分之一不到，还有海量素材在沉睡。接下来关于硅谷，我们还会做很多视频。

▲武卿在硅谷采访Meta CEO梅隆

记者：对于奇霖传媒接下来的发展，你现在有无一些规划?

武卿：刚创业时，方向感不好，也不懂得商业模式什么的。一年过去不一样了，很清晰。以精益创业为原则，我会先从一个点开始，做一档名为《奇霖榜》的节目——《硅谷大佬》项目是《奇霖榜》的特别节目。《奇霖榜》会记录那些真正想影响世界、利益众生的科技互联网创投界高人，不管他们在此时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重要。我在意的是他们的初心，特别是——带给世界的“影响力”。“他们影响世界，我们解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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