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一亿人在翻墙 这叫什么事儿？用翻墙软件真的好吗？

由复旦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上海论坛2015”于5月23日-25日在上海举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汪玉凯：刚才张新红主任做了非常好的讲演，实际上我认为信息社会和工业社会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的发展和国外不一样，我们的工业化还未完成就进入了信息化，这两个东西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社会发展更加复杂。

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的是“走向网络强国的互联网治理”，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中国要由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实际上据我所知，我们遇到的挑战是非常大的，现在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天空，不是来自于海上，更不是来自于陆地，而是来自于互联网。美国人到中国把东西偷走了，怎么偷走的我们都不知道，人家把唾沫吐在脸上我们都不能擦一下，还要让唾沫自己去干，因为核心技术不在我们手上。

国际互连网治理正处在认识的升华阶段，中国互联网治理面临挑战，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是实现网络强国的重要条件。

联合国[微博]早在本世纪初就出台了对于互联网治理的工作定义，互联网治理是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根据各自的作用制定和实施的旨在规范互联网发展和使用的共同原则、准则、规则、决策程序和方案。我们大体可以把这个工作定义作为共同治理模式，但是这个定义内涵并不清楚，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从2005年联合国互联网治理的工作定义是各国都在探索在互联网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形成的方式，国际社会对互联网治理提出了多种治理结构和模式，我大体概括为四类：首先是自发治理模式，更加强调通过市场力量建立互联网运行的规则和秩序。另一种是自治和共治模式，强调参与主体要自律，政府可以将某些事务授权私营部门负责，目前这种治理模式是以美国为首。还有一种是分散治理模式，主要治理结构应该分层，不同层次治理单位之间进行分权。公共导向的政府干预模式，我认为这种强调了政府在互联网治理中应该扮演主导角色。

现在中国参与国际互连网的过程当中不断提出“政府主导、各方参与”，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围绕互联网的治理提出来的，甚至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争议。目前互联网的治理争论最大的就是政府在整个互联网治理结构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中国是强调了政府主导，但西方各个国家并不赞成。总体而言，虽然反对政府介入互联网管理的声音依然不小，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公众意识到政府介入并主导互联网治理的重要性，我们强调政府可以在互联网治理当中发挥作用。

另一个国际社会的重大共识就是互联网国内治理的主权问题，一个国家到底能不能自己制定一些规则？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大会之前我在商学院搞了小范围的会议，后来有好几千人参加，现在有涉及互联网政策的决策权顺应国家主权，这个共识非常重要。尽管互联网是全球性的，但是在各国内部有关互联网的政策制定也是一个主权。目前互联网治理方面各国可以根据自己面临的需要和特点自行其是，这意味着各国可以依据实际情况构建既适应互联网发展潮流，又符合各国国情的互联网治理体制和机制，这样可以使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构建互联网治理的体制和机制。

对于互联网治理的内容国际社会既有共识，也有争议：共识比较高的是前几类，比如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和资源管理，网络使用与安全问题，知识产权和电子商务，还有技术标准、互联网发展以及互联网的信息内容管理，互联网的技术标准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目前争议最大的是在技术标准方面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绝大部分说是发达国家并不主导，互联网重要资源管理问题是国际治理的核心问题，需要打破国际互连网的垄断格局。老百姓(51.320, -0.21, -0.41%)可以在网上自由表达，就是自由流动、自由表达，不能侵犯个人隐私。美国提倡互联网的三大原则，实际上也适应中国。还有互联网信息内容的治理问题，目前国际社会没有共识。

下面讲一讲中国互联网治理面临的综合性挑战。

前面提到，我们现在处在转型期，信息社会还没有迈进去，但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虽然在世界上并不是很高，信息国家还没有跨进去，但由于体量很大、人口众多，所以呈现出来了一些挑战，叫做五个全球第一。中国的网络规模是全球第一，中国的网民数量是全球第一，已经超过了七亿人，中国的手机用户是全球第一，现在手机用户是十二亿，智能手机已经接近七亿，人人都要参与互联网治理，就是无处不在的网络、无处不在的计算、无处不在的软件、无处不在的知识，直接用手机上网的人数全球第一，社交网络和即时通讯工具数量全球第一。

上次阿里巴巴[微博]、新浪微博和蚂蚁金服搞了一个论坛，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七个亿，再加上微信和博客已经超过了十五个亿。快速的网络交易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参与的人数在去年已经超过了三个亿，网购的交易额也超过了三万亿，电子商务去年交易额已经超过了十四万亿，快速地把中国消费互联网推向世界。

消费互联网拥有几亿人群支撑网购，一下子把中国消费互联网推到了世界前沿。去年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瞬间变成全球第四大企业，美国政府难受，中国政府也难受，美国政府说在美国股市上从来没有一天就达到九十多美元，第一的帽子让中国的阿里巴巴摘走了，中国政府也很难受，这么大的股票上市不在中国上市，跑到美国上市去了，阿里巴巴当年贷款转外资，第一大股东是美国人，第三大股东也是美国人，所以开发以后市值仅次于苹果、Google、微软[微博]，超过了亚马逊[微博]，中国由几亿人口一下子突破到世界最高。

网络参与、网络表达、网络世界对于网络内容治理也有关系，最近刚刚列出黑龙江的庆安事件，这种参与网络表达已经程度公众最高端的网络违法犯罪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包括虚假信息、侵害个人信息，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互联网发展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挑战大家也都很清楚。

这些是五个全球第一以及网络网购、网络表达、网络参与、网络犯罪对我们提出的挑战，政府的网络治理能力也越来越有很大的挑战，在互联网快速发展、数亿计人参与的过程当中政府如何治理网络？政府管理体制弊端日间显现，现在我们有三十多个部门和政府机构都是标准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网上媒体处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政府没有精力和能力进行管理。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成为了整个互联网治理的短板，很多没有法律依据，搞得不好会引起非常不好的影响。

核心技术不能自主可控给国家网络安全形成了很大的制约，2011年国务院副总理在办公室开会，我们几个都在场听专家的建议，其中有几个老人谈着谈着流泪了，目前中国自主可控的计算机技术体系，没有形成自主可的软件技术体系，也没有形成自主可控的微电子体系，中国人完全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建议中央组织国家队来让信息技术成长。

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是实现网络强国的重要途径，互联网治理成为了一篇大文章，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连网治理体系“，我们提出了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的方针，这是从国家层面给出了政策，也给出了方向。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首先要在观念上改变以往的方式，要变以往的消极管制为积极开放，探索合理有效管理的前提下开放，兑现构建一个开放互联网的承诺。

中国有一亿多人在翻墙，这叫什么事啊？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体制上要在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以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纽带，构建互联网治理的体制机制。之前我主持过两次课题研究，当时我提出的建议就是总书记出来当组长，总理当副组长，我们要变成中央信访网络安全领导小组，过去都是总理当组长，所以应该以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为纽带重新构建互联网治理体制和机制。

围绕网络安全、网络信息内容、信息化基础设施四个关键节点提供规制，然后组建相应的责任机制。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下设立权威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对涉及国家互联网治理以及信息化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咨询服务。我们是围绕计算机网络信息管理，包括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的高端资源，这几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机制上要突出严格执行、令行禁止、最大限度地抑制和克服网络治理中的部门利益，并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和信息审批制。在治理方式上要树立法治思维，注重互联网治理的法治建设，逐步形成以依法治网为主，辅之必要的行政手段的治理方式。不能长期以行政手段替代法律治理，这样只能把治理变得越来越枯燥。还要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提升政府的网络治理能力和水平。比如对内容的治理，可以用各大数据建立一套舆情预警系统，以此为基础建立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应对机制。创新互联网的治理新格局，动员社会力量共治共建，形成良好的共治氛围。

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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