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飞笛资讯研究员曲强深圳报道
传统通信设备商的固有“线”性成长逻辑正在被打破。
大浪淘沙。当欧美厂商诺基亚和阿朗2015年上半年不得不以合并实现抱团取暖时，经历阵痛的中兴通讯则通过启动新战略和自身业务重构，实现中兴通讯上半年净利润16.1亿元人民币，上半年营业收入459亿元人民币，净利润同比增长43%。
在中兴通讯总裁史立荣看来，当下的中兴通讯，正站在中国经济转轨的几个关键节点上——首先是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批建设5G的国家；其次，“智慧城市”将成为新一轮的信息化浪潮的核心驱动力；再次则是智能手机的全球竞赛正在迎来下半场。
无论是全球运营商，还是中国政府的投入结构正在发生逆转，“70%硬件+30%服务”的局面将会“倒过来”，史立荣说，中兴通讯去年确立的M-ICT战略迎合了经济转轨的三大风口，M即Mobile移动互联之意，亦有Man人之意，M-ICT即在一个面向移动、全面跨界融合的信息时代，推动与解决基于企业、人、物体间的融合与交互。其本质是规模经济向效率经济的转轨。
这三大风口对应的是中兴通讯三大业务主线：电信设备、政企网、移动终端。中兴通讯能否在风口上顺势而为？2015年9月末，史立荣打破几年来的沉默接受本报专访，陈述未来中兴将如何以“M-ICT战略”彻底重构移动场景下ICT融合时代的信息商业模式，以及围绕该战略，公司在移动终端、大数据、智慧城市、创新技术等方面所作的系列布局。
通讯业的国际“大势”
在上一轮宏观经济繁荣期崛起的中兴通讯如何应对中国、乃至全球宏观经济的换挡期？
“中国经济没有系统性风险，仍有6%-7%的增长潜力，结构转型需求对中兴通讯是利好”，史立荣认为，未来中国的“经济版图”理应更为辽阔，中兴通讯也将会更有作为。中兴通讯业务模式将从偏设备硬件制造向偏服务发展，比如分步式数据库、大数据平台、智慧城市等业务都代表了中兴通讯改变的方向。
很大程度上，中兴通讯业务的转轨，暗合了中国制造业的转型。
譬如“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史立荣2015年在与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交流时提出，“一带一路”的内涵不仅包括高铁、航线、桥梁、公路等基础建设，信息互联互通也是“一带一路”的题中之义。中兴通讯凭借丰富的海外市场经验，打造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信息高速公路竞争力明显，目前在意大利、法国、俄罗斯等地，中兴通讯已经先期展开一些智慧城市的建设，“智慧城市”将成为中兴通讯最响亮的名片，未来有望扮演“一带一路”信息龙头。
谈到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对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影响时，史立荣强调，中美两国是中兴通讯重要的两大市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一种平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有利于全球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目前美国在通信设备领域仍然对中国厂商大门紧闭，中兴通讯目前在美业务的主要突破口来源于手机业务，2015年第二季度中兴手机在美销量已达第四，占据8%市场份额。未来将挑战LG力争第三——这也与两国企业对相互市场的依存关系交相辉映：过去十年，美国的电信设备商朗讯、加拿大的北电等已基本全线阵亡，中国市场也再无北美系厂商音迹；而手机市场则不同，中国仍然是苹果公司倚重的市场，而中兴手机在美国市场也不俗，市场排名已位居“坐四望三”。
过去十年已经把欧美电信设备队形冲散的中兴、华为，现在的座次是：华为、爱立信、阿朗+诺基亚、中兴通讯。“如果阿朗、诺基亚不合并，我们到2015年上半年已经超过它们两家”，史立荣分析称，这个局面仍然还将有所改变，“阿朗、爱立信都很依赖美国市场，最近2年美国市场4G建设完了之后下降很快，严重影响了业绩，直接促成了诺基亚、阿朗的合并；但是中国市场、发展中国家的4G还在快速建设中，我们的时间窗相对较好”，史立荣认为，世纪初2G向3G演进时全球的风口是欧美，4G向5G演进的风口已经转向了中国和亚洲。此为这一轮信息化浪潮中，中国企业面临的“势”。
不仅如此，史立荣告诉记者，中兴通讯近期推出的创新是“CGO”这一核心理念——“COOL”、“GREEN”、“OPEN”，也是中兴跟上需求、大趋势的“应变”之策，因为从全球ICT融合的“大势”来看，很多创新性应用的规模化、产业化，也都会从中国发起。例如，中兴研发的汽车无线充电技术。申办冬奥会时，所有的奥运参观团、代表团乘坐的大巴就是采用的中兴通讯的无线充电技术。未来中兴还将在车联网、智慧城市、云计算等领域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城市“价值观”颠覆：
“大数据将比土地更值钱”
史立荣认为智慧城市、物联网是第三波信息化浪潮的核心，他把中国的信息化浪潮总结为三个阶段：1.0阶段，信息化浪潮的第一波是企业，以PC、操作系统、软件为核心；2.0第二波浪潮是个体，以互联网、APP为中心；3.0第三波浪潮很可能是政府、城市。
目前中兴通讯智慧城市2.0战略已正在落地，旨在打破城市信息孤岛。据统计，中兴通讯已经参与了全球40多个国家的140多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由中兴通讯与政府按PPP模式合作打造的智慧城市包括银川、柳州、金华、珠海等。在2.0版本中，信息完全都是统一到一个数据统一的平台上，用户各取所需，实现了“城市中医疗、政务、交通、社区、旅游”等多纵向模块各取所需。正在设计中的3.0版本将与大数据应用结合。
史立荣认为，在这一轮经济转轨中，被土地财政主导了20多年的中国城市“价值观”必将缓慢、又坚决地转向对城市大数据价值的挖掘。他认为，在前互联网时代，土地是城市最值钱的资源，但是未来，政府最值钱的资源应该是人，以及基于人的大数据。“目前各个地方政府认识到这一点的程度还参差不齐。”
政府是智慧城市的主要投资方，据估算，我国十二五规划智慧城市投资5000亿元，十三五规划将增加至8000亿元。投资大、周期长、回款慢，是否将成为制约智慧城市落地的掣肘呢？
史立荣回答记者质疑时认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必然是发展智慧城市的重要抓手，中兴通讯已经在银川、淮安等地的智慧城市建设中形成了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以银川为例，智慧城市总投资水平会达到七八个亿水平。“银川一开始希望中兴通讯的投入比例更大一些，后来他们经过详细研究，银川政府主动要求加大投入比例，因为他觉得投入产出回报好，目前银川政府投入比例占了大头90%。”
在PPP的合作模式中，中兴通讯改变了依赖一次性设备/服务采购的模式，后期将通过大数据技术辅助政府决策、深挖大数据资源等，获得附加值更高的、长期的运营收入，对公司是一种新的尝试，却也符合公司业务长期的转型升级。
中国将定义5G移动互联入口？
一边是2015年上半年，中兴通讯手机终端业务出现下滑，收入同比下降4%，一边是9月末定价3888元的中兴“AXON”手机在习奥会中成为中国代表团指定专用手机，另外NubiaZ9也在3500元档卖到国产第一。
中兴通讯手机业务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史立荣坦言，作为三大板块之一的手机业务正处于结构性调整阵痛期。上半年中兴大力缩减机型，聚焦精品，以牺牲短期销量为代价，坚决转向B2C主导的精品战略。中兴目前确定了3+1的精品策略，Nubia品牌在互联网侧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Axon天机的口碑也非常好，一代目标销量预计100万台，二代目标销量300万台，“应该说2015年全年手机实现规模性的增长，还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相比于小米式的营销模式上的创新，史立荣认为，手机本身技术创新和给最终终端消费者带来的价值是手机持久战的关键。中兴通讯倾向于做深层次的创新。在全网通、无边框手机、语音操控、ForceTouch这几大最新的创新当中，中兴都是全球第一家做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市场手机营销战是最为残酷的，但中兴手机的优势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机会。
10%的市场占有率是品牌投入的关口。中兴通讯正在努力，将渠道、品牌方面的弱势项目能够尽快扭转过来。中兴在营销方面的思路开始向B2C转型。例如，从2013年起，中兴选择了与NBA强强联合，开始手机的品牌化运营。根据市场调查机构统计，1204年中兴在北美手机销量同比增长了88%，市场份额达到7.4%，排名位列第四（暂居三星、苹果和LG之后）。整个手机产品链在理念、设计方面，都要按C2B的反向定制方式，真正到消费者中去了解需求，这对过往工程师导向的中兴通讯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2G时代，是欧洲人创造的按键式功能机的时代，3G时代是美国人创造的触摸式的智能机时代，以苹果为代表。到4G、5G时代，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史立荣认为，那应该是中国人创造历史——语音操控的时代。完全把语音操控嵌入到操作系统里面去，一切的指挥调度、运作，全部靠语音系统来实现。
（编辑：郑升，如有意见建议请联系：zhengsheng@21jing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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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宏观经济下的中国结构性调整，是为中兴通讯发展的大势，以下为史立荣独家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时，对全球经济形势，中国经济转轨的部份观点：
《21世纪》：能否分享一下您对这一轮全球宏观经济的看法，以及中国未来一两年内的走势？
史立荣：全球经济仍然在一个弱复苏的格局当中，其中又有区域性不平衡。美国情况较好一些，欧洲也有所复苏，一些资源性的发展中国家情况比较差。这种情况，对于中兴通讯在全球的策略来说，是一个中性偏正面的影响，因为欧洲运营商的采购会有所增加。
我认为中国经济没有系统性风险，仍有6%-7%的增长潜力，结构转型需求对中兴通讯是利好。中国经济确实增速在下降，预计今明两年会下降到6.5%-7%的区间，未来几年内还是会高于6%，这仍然是一个中高增速，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21世纪》：中兴是在上一轮全球经济成长周期实现弯道超车成长起来的，在经济换档的大背景下，企业的作为将表现在哪些方面？
史立荣：未来经济中国的版图会进一步提升，其实相比于以前，现在应该更有作为一些。和过去相比，企业可能要从偏硬向偏软，然后从偏设备向偏服务这些方面做一些发展，我刚才说到的很多创新，分步式数据库、大数据平台，实际上都是在往改变的方向走，可能未来的一两年内，你可能还会听到我们重大的创新的东西。都在酝酿的过程中，我们参与智慧城市实际上也是在向服务的方向做文章，未来我相信政府和企业可能更多会采购服务，而非硬件，我觉得智慧城市的市场爆发期就在明年或略晚一些。
《21世纪》：如果把城市也当成企业来看待，中兴在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中，您感受到城市“企业主”——地方政府在发生哪些变化？
史立荣：现在政府其实也慢慢认识到大数据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有60%-70%的政府官员还是觉得土地是最值钱的东西，但是有一些城市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比如我们合作的银川市等，政府中的有些人开始认识到，未来城市大数据的应用收益应该会大过土地。
那么接下来，城市最值钱的应该是人，和跟人相关城市服务、大数据。现在城市没人就完蛋了，当然人一个是数量，一个是质量，但总的来说，没数量肯定完蛋了。我到每一个城市都会先问，你们的人口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口下降会形成恶性循环，人少了以后，就拿开饭馆来说，挣不了钱就到深圳来开了，和人口关联的服务，支撑的东西没钱挣，就撤了，人越撤越少。当然城市人的质量也是个问题，深圳一直觉得他没好大学，是心头之痛，为什么我们在南京、上海、西安设那么大的研究所？因为那边人才多，这个是挺关键的。
《21世纪》：在智慧城市的竞争者中，中兴通讯遇到的竞争对手是谁？
史立荣：目前做我们这块，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厂家，但是我感觉中兴目前做的事情，把数据平台统一起来，使应用模块各取所需，没有特别的对手。但是到老百姓客户端这一块，我觉得未来几年我们是可以和腾讯等BAT企业合作。现在其实已经和腾讯在合作，他们有直接到达用户的优势，有些应用还得在老百姓的终端上要有一个入口。就是我们做后台、数据中心，BAT做前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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