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冰父母的结婚照，摄于重庆。1951年5月
一
一直以来我惦记母亲比较多。也是因为自小我就给她找了很多的麻烦。
我出生的时候母亲难产。当时在重庆沙家坝一带，她被抬着担架，奔往一家稍微大点儿的医院。听说幸亏是去了这家大点儿的医院，也幸亏遇上有经验而且镇定的主治医生。最主要的情况是，她在怀我六个月的时候都没查出来是怀孕，后来一个中医大夫给确诊了；此前她因为过度劳动患了“干经痨”病，吃下各种各样的药，自然也影响到我的先天体质，自小我就体弱多病，不怎么招父亲待见。
一岁半的时候，我随母亲迁去北京。那之前我是没有见到过父亲的。
我母亲在上海读教育专业的时候，我父亲在念上海美专。父亲是地下党，母亲是民盟人士，同为浙江籍的革命青年，可能是在什么同乡会上互相认识了。我父亲长得特别精神，头发浓密，额头高，眼睛深。我母亲个子比较高，长得不算好看，但是朴素、自然。我记得他们讲起那时送暗号，骑一辆破自行车，把信塞在自行车的车把的空心里头。白色恐怖时期，上海美专被国民党抄了，父亲正好在外面兼课，回到学校时学校已经不存在了，不能读书，他只好去了重庆西南局。我母亲留在上海，整天哭，也没办法读书，便追随去了重庆，结果相聚不几年父亲又给调去了北京。
二
母亲家是个有钱的大户人家。据我母亲回忆，家里每周有一天做斋饭，是开放给穷人和街头的流浪汉。我姥姥总穿得很破落的样，按我妈的话说是“跟个要饭似的特别不讲究”。但她对孩子们呢，特别疼爱。我母亲要去上海念书了，她在她衣箱的各个角落塞满了大洋。所以我母亲也是对孩子们特别疼爱、付出特别多的一个人。
母亲家族的人比较长寿。活到八九十的人特别多。从父亲的家谱看，他们则比较短命，大都六七十岁便去世。感觉这种也是有遗传的。
什么都有原因，毛泽东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或者说，什么东西都是有原因的。
父亲的家谱看起来很厉害，从唐朝就有记载，叫“徐氏向南之谱”，而且说这“向南之谱”是本谱的第36代，那么在唐朝还有36代的记载。家谱是有四本，一本是本谱，一本是过去历史皇帝封的那些奖或表彰之类的记载，第三本就是这一本“向南之谱”，第四本是过去的一些诗文集。徐家很大，“文革”的时候，这些家谱都要给烧了，有一个人刚好翻这些书，翻到某一页看见他的名字，于是留下来这一本“向南之谱”，我想他应该是我父亲他们那一辈的某个人。通过这本家谱，我也就零零碎碎的了解一些祖上的故事。
简单说有一个叫徐诺的，最早在紫光阁里头干事，朝里内乱，他害怕，于是告病归田，去了天台山，买地修庙，这家谱里都有记载。从朝里出来的徐氏算是家道破落，此后的20多代无具体记载，只有某某娶某某氏的记录，女的都没有名字。但这中间有一两代人特别勤俭持家，慢慢攒了点儿钱，儿子也是这性格，也攒钱，开始去读书，然后又有那么一两代人书读得挺好，比如有一个人他有六个儿子，全中了科举，但他没让儿子们去当官，而将他们两个一起两个一起安置在浙江沿海区域成家立业，繁衍生息。每隔七十五里地放两个，两个一起是为了有照应。然后这个人骑马巡看他们过得如何。又因居住海边，必须防海盗，他们开始练武，渐渐越练越好。有一代人是特别健壮，臂力过人，可能跟几代人练下来的基因遗传有关系。当时的科举有文举和武举，徐家参加武举，中了武进士，最擅长大刀，就像年画里的关公大刀。据说祖上的大院后头一排全是搁兵器的，中间那个屋子就横一把大刀，这大刀一直遗留到1958年大炼钢铁，给奉献了。
话说这徐家武进士，大刀练得再好也只是第四名。因为最后一级考试内容，是将老虎从笼子里放出来，你得赤手空拳把老虎再轰回笼子里。实际上前三名都是有特异功能的，通过发意念或什么，让老虎失去了一种兽性，这是最高一级的考核，但徐氏在海边儿呢，没见过老虎，根本找不到办法轰。
三
昨天我在北京的郊区上课。
有一个叫张力的老师，是中国教育研究的专家，我初听到他的声音时觉得很年轻，也有点儿耳熟——因为他的声音比较特别。中途休息，他走来拍拍我：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张力呀，你父亲是老书记啊！我就一下想起来——他那会儿常去我们家，他喜欢画画，是系里的团委书记，很有朝气的一个人，我父亲对他特别好。
课我印象很深。也很自然的，很是思念起我父亲。
父亲在北大历史系当党委书记，做了很多年的行政工作。他是一个性格特别温和的人。今天的我会想，父亲在北大那么复杂、知识分子成堆的一种政治环境里，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他能胜任的。
张力一直说我父亲对学生如何的好，如何的特别善意，一下让我感觉到当时我们在北大中关园的那个家的情景，和家里特有的一种温度。那真是我们家最好的时光。哥哥、弟弟、妹妹、我都在上大学，因为1978年我们都一起考上了，平时住校，到周末就回家来。有时碰上他的学生们来串门。父亲本身是学画的，特别多才多艺，房间的墙上挂着洋笛，他会吹拉弹唱和书法，还会滑冰、游泳、钓鱼。记得我们出去玩，他随手摘一些树叶，就给我们做出很有意思的东西。
父亲后来退休在家种了很多花草，什么植物都有，整个院子弄得像植物园，我们每个周末的任务就是端水，每个孩子得端上十盆。我记得有一天，一个老人在我家院子边上看了好长时间，我跟父亲说，父亲去问，原来那老先生是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他说我家的喇叭花开得特别大，很稀有，他判断是法国的一种喇叭花种，向我父亲求证。我父亲养护花草是这番尽心。记得他生病期间，我们去医院看望，到走的时候他就会念叨，什么花要浇水了，什么草要搁在窗户边，或者转个方向。其实当时的他已经处在病危的状况。
四
我们兄妹五个，我在中间。父亲对我特别严。因为他老觉得我散漫、体弱多病，还特别敏感，不像那时提倡的工人阶级革命后代的那种朝气蓬勃、人晒得黑黑的样儿。我想他对我唯一满意的地方就是我画画。
在去纽约以前我是有机会出国的，我没去，主要因为我父亲不太愿意我出去。
那时我在中央美院学习顾原的这一套，从生活中提取出艺术的形式。其实那时候我做得不错，父亲对我很满意，因为他是很朴素的一种艺术态度。美院的传统是延安的，技术上是19世纪的，后来我有机会出国，父亲不赞同，他认为我这个创作的路子，深入生活表现生活，和西方这套不一样，认为我适合在中国发展。最后我还去问了顾原，因为我刻的很多反映生活的小木刻受到他表扬，所以也敢去问他，他回了我一句说，徐冰的路子适合在中国发展。我听了这话很受鼓舞。就是感觉，原来我还有我发展的一个路数似的。那时我也比较理想主义，觉得中国应该迎来现代版画的阶段，我应该在中国做这个事。那就决定不出去了，但也想，如果做不了这个事才出去。
《天书》就是在那个时候做的。我刻那个东西把手刻得特别疼，父亲知道了，他说，徐冰你刻这个东西呢，不要太执着，一定要刻到什么程度，还说你这个手要是怎样，是划不来的。他其实以前是不大管理家里的事的，去世之前他对家里的人特别好，也因为家里人比较孝顺，你母亲又特别的庇护孩子，特别的爱护他，真是尽各种力量的爱护他。
父亲在肺癌晚期，治疗了七个月。但他是生命力很强的一个人，好几次病危又回来，那些护士说这个徐老师生命力太强了，还都能挺过来。我想这是跟他的祖上习武有关系。
在“文革”以后我随他回过一次老家，那会儿我刚上美院，他也还在职。浙江因为开放早，老家温岭县请了外面温岭籍的人回乡作客，请了父亲和我。那时没车的，可能围海造田，都是挑着扁担走路，老远隔着稻田地，我父亲往前一指，说那就是我们家。我疑惑那怎么是？因为远远看去那是一片竹林，很大一片竹林。我没怎么问，一直跟他走到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外边有两道河，就像护城河一样紧挨着这院子。河往里面就长满了竹子。
院子的门是用石头垒起来的，上边有块石匾一样的东西，刻着三个字：进士第。记得父亲和我说它的意思是，徐家什么也没有，祖上留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精神上的东西。后来有一次我回温岭，看到那个东西倒了，但是字的漆还很显眼。因为有一个老人家，也是徐家后代，他每年都用红漆去描一遍那三个字。
院子里还有三个大石锁，实际上就是武进士练武用的，三个大石锁一个比一个大，最大的一个很少有人能拿动。后来经历运动，倒下来两个，就被人们拿去搓衣服用。
回忆祖上的事情，使得我跟父亲好像亲近一点儿了。此前一直有一种隔的感觉。彼此都不表达，我尤其内向。回老家这趟，我也尽可能的照顾他，尽一些孝道，后来他也跟家里人表示，说这次徐冰怎样怎样，意思是我好像特别孝顺。
1989年底，我父亲去世。我知道他直到临终前还在懊悔这事，“我如果当时去了四川省立艺专（四川美院前身），至少我现在也可以出一本画册。”他有一个理想是想当艺术家。
1990年我去了纽约。
五
母亲身上有很多女性优秀的东西，永远是呵护着一家，往前走。
她从重庆调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北大附小当校长。但没去。后来在图书馆做教学秘书。这个家的人都有点儿惰性。她是北大最老的秘书，退休前和退休后挺长一段时间，她是给新来的秘书讲课。
我最幸福的时期是在幼儿园。每天早上工友推一个三轮车，有一个罩，像个小房子似的，里头放好几个小椅子，坐两排，每天早上来接我们去幼儿园，其实幼儿园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用三轮车来拉。
当时母亲将她的一个表妹，叫杨湘菱，从老家叫来带我。母亲还安排她上夜校，她也在这里学习，后来在这里成家，我印象挺深的。可能我对别人的依赖性特别强，比如说杨湘菱已经带了我几个月，我开始上幼儿园，但是老是找她，找不到我就哭，哭得不行了；所以我刚上幼儿园的好几个月，她就拿着小板凳坐在幼儿园外头，如果我们进了屋子呢她就呆在窗户下边，我还老得看着她的头，担心在不在。中午我们睡午觉，她就赶紧跑回去吃饭，但要我们睡醒之前赶紧赶回来。甭管外头多晒多冷她都得在外头待着。那时候我从照片里看特别胖。还记得当时外头正有一种流行病，不让出幼儿园，父母就带着水果糖，穿着黑棉大衣来看我。他们看我特别胖，胖得跟棉球似的，很高兴，给我糖，我拿着糖就赶紧跑了。
再稍微大一点儿，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我母亲不太会持家，她把所有的钱、粮票都交给阿姨，后来有一个阿姨谈恋爱，就把我们很多粮食都拿给她男朋友了，因为那时候粮食本来就很有限，我们本来就少，又扣除了很多的情况下，我身体一下变得特别不好。好像是隔一段时间就整天发烧，发烧就得在家躺着，然后每天去北大校医院打针。每天等着母亲来接我去打针。在床上躺着，那时候也没什么书可看，就是躺着，等下午的光线慢慢暗下来。那时候我还有扁桃腺炎，个子也不高，后来说还是得把扁桃腺给割了。我印象很深是我母亲跟很多人讨论怎么办，因为听说割了以后会对性好像有影响，我也不知道。但没办法，因为老发烧，有炎症，总好不了。在北医三院，我总记得我等着母亲拿冰棍来的时光，因为割了扁桃腺得吃凉的，她每天一下班就买两根冰棍，赶紧骑车过来。我那时候就是站在窗户边等她，也没有书，纯粹是一种很简单的生活，比如你整天期待她，等她把冰棍拿来。
母亲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
文革的时候，红卫兵来抄家。我们那个院子，住的都是很有意思的人。比如来抄我们家，我们就跑到另外一个人的家。等到抄那一家，我们这些孩子就都跑到我们家。当时我们是极为害怕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回我正好跟我父亲吃着饭，桌子上有一瓶酱油，忽然门口就熙熙攘攘一群人来了。我就从后门跑了，本能的跑了，那天晚上正好下雨，也不敢回家，就在中关园那一带乱转。因为不知道他们抄完没抄完。
有一次是红卫兵来了，我母亲不开门。她特别强硬。我父亲很害怕了，因为他可能这种切身的境遇更强烈，他有一些画作是在家里的台灯，或者家具上，那些家具物什就得给毁掉。红卫兵还在外头，母亲就把守着门，就不打开的那个样子我是记得很清楚。
有一次是我生病了，红卫兵还是进来了，翻各种书，在我上头还有书架，因为我是在躺着，那些人就从床沿上上下下……抄完了就走了。走了后我父亲回来，他第一件事就是来摸我头，其实也未必是看我发烧没发烧，是怕我受委屈。
有一次是在晚上，我睡了觉，父亲的屋子老是叮叮光光的响；早上我起床后，看到我父亲很快从眼前晃过，他被红卫兵剃成了阴阳头。那一晃而过的表情是非常尴尬的。但我母亲呢，那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买推子。那天以后，我母亲会剃头了，我们的头都是她剃的。
我父亲的性格可能是害怕或胆小，男人那时可能都会胆小，我母亲呢，就表现出性别上的强，可能是本能上的，我觉得这种东西特别可贵。
文革其实有很多事还是对我有点影响。父亲被关了牛棚。我们没法看他，但是在北大的路上或者街上能够看到他。比如我们家附近有一片小核桃林，他们呢，每人给发一个小凳子，坐凳子上拔草。父亲因为肝病，凳子没坐，就用凳子压着肝区那一块……其实这就发生在我们家边儿上。我从那里经过去北大附小上学。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看到过他，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是的，到他去世他也不知道我看到过他，看见他在拔草。
我还记得，我们几个同学去玩儿，有队伍游行过来，大家凑去看热闹。我看到第一个人、在最前面的人，就是我父亲，他被押着，被拖着走。印象当中就是他那双大皮鞋被拖着走。大家看完了以后，我也没有跟同学说这是我父亲，他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父亲也没有看到我。我还是跟同学一块，还是往前走，我也不愿意扫大家兴，很懦弱的一种性格。
回头看，我父亲有一种自嘲的性格，第一次被挨斗是在北大，戴高帽，斗完了以后他没摘掉高帽，一直戴着它。他戴着它走出校门，走回家，回家以后把帽子搁在箱子里头，说，想做一个纪念让他同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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