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默文理学院是全美大学排行榜中倒数第一的学校，整个校园3分钟就能逛完，全校只有74名学生，其中还有一些无法毕业。它是一所“种族单一且学生家庭收入较低的学校”。这些数据和描述都是事实，但似乎却并不影响任何一个夏默校友或在校生对它的爱，这所看起来几乎像修道院一样的迷你学校只提供一项核心课程和一种教学方法——读经典。这是个“书本为上”的大学，每一个从夏默出去的学生都认为，这样的读书经历“拿全世界的财富”都换不来。
在芝加哥南部的一个教室里，8个学生正就科尔伯格（美国儿童发展心理学家）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进行讨论。
我听出来，他们有理有据地把科尔伯格数落得体无完肤，但是我并不擅长讨论苏格拉底的对话，复杂地哲学并不是我的强项。我在夏默学院（Shimer College）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外联部的负责人，Isabella Winkler带着我参观了一下校园，只用了3分钟。
夏默学院真小。整个校园就建在两层稍显邋遢的楼里，这两层楼还是向隔壁的一个学校——伊利诺理工大学（the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租借的。夏默大学没有体育队，没有兄弟会。这个地方永远不可能会排上“美国最派对学校”（America’s No1Party School，现在获此称号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夏默大学校园
夏默大学现在登顶的榜单是一个悲剧的榜单。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它刚刚被评为了美国第一差的大学。
所以，所谓最差的学校什么样的？究竟是什么标准把它排到了这个位置？榜单编辑者Ben Miller，原教育部的高级政策顾问，在《华盛顿月报》里解释了评选的“标准”。他们寻找的，是“让学生花钱去接受质量差到大部分学生会在毕业前辍学的学校。”
事实上，夏默大学问鼎的榜单还根据学生的种族和收入情况做了调整。所以，美国最差学校的更加真实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它是一所种族单一且学生家庭收入较低的学校。
问题是，当这个排名在去年10月被登出之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当其他被提及的学校无人辩护的时候，夏默的粉丝们开始猛烈抨击夏默大学的入围。
一位毕业生写道：“夏默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拿它去和别的学校做比较是近乎不可能的。”他还补充说，他不会交换自己在那里读书的时光，即使是“用全世界的财富和我交换。现在来看，我也宁愿贷更多款确保自己去了夏默。”
另一位学生称：“这是只吸引了极少数人的一个规模小且稀奇怪异的学校；但对于那一部分人来说，它绝对提供了意义非凡、激动人心的经历。”
到底什么是夏默？我感到迷惑。
一所未曾耳闻的学校，数据记录如此糟糕的学校——糟糕到极点了——却受到这般爱戴？有一条校友评论看得我好奇心满满：
“我会找不到工作，有可能，而且债务累累，但这绝对是值得的。”
我飞往了芝加哥。
夏默学院创建于1853年，地址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他们在几十年内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的铁路运输被中断，导致他们最初的校园被迫与世隔绝。
另外，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里成了一个“吸毒者的天堂”。那差点毁灭了学校，但他们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迁移到了Waukegan，现在到了Bronzeville。
他们只提供一项核心课程，和一种教学方法。这是个“书本为上”的大学。西方传统的书籍是学生的老师，并不是教授：达芬奇笔记，亚里士多德的诗歌，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圣经等等。
有关经典书籍的任何教程课本都是禁止的。这样一来太简单了。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一个专业，从人道主义课程，到自然科学，但是全部都是厚厚的书，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不会有讲座。每个课堂都会按照苏格拉底的对话的模式来进行讨论，有必要的话教授会来指导。
根据Huffington邮报，2012年，夏默是全美第二小的学校，紧随阿拉斯加圣经学院之后。在它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鼎盛时期，它曾有过400名学生。到2011年，学生人数是126，然后2012年，有下滑了112人，到了2013年人数继续下降。大现在，一个学校有74人。
“你看到了，就是这个趋势。”外联部的负责人Isabella说。
他们一直在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她说，在网络上建立更好的形象，“发动校友作为志愿者来帮忙招生。终于，今年春季的入学人数终于出现了一个上涨。”
现在，在他们的官网上，他们自称是一个“很小”而且“很专注”且“要求严苛”，地理位置上临近“没有尽头的不曾被污染的土地”。他们让自己听上去像是一个修道院。
他们还说：“我们认为自己是天才，提早毕业、在家自学、转学生、退伍军人、科幻作家、语言通、画家、哲学家、与世俗背道而驰者和不适应社会者。”
在外面的开放式休息室中，学生们分散得坐在地上。其中得一位名叫Jibran Ludwig向我讲述了他来到这所学校的传奇故事。
两年前的一个深夜，Jibran才15岁，他坐在纽约州的Amtrak站，读着柏拉图的《理想国》，并油然而生了对其翻译的不满。他认为其中一处翻译出现了错误，他不打算看下去了，想再去找与柏拉图原意更加贴切的文本。那一天是美国大选日。坐在他对面的女士手里有一个iPhone手机。于是，他走过去向她询问选举的结果。
当他一步步走进她，手里拿着柏拉图的书，她的神情突然警觉起来。“哦”，一会儿后她说，“我还以为你或许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我没认出你来很尴尬呢。”她解释说她叫Susan Henking，夏默大学的校长，“柏拉图是我们通常会读的书。”
“如果一个大学的校长会误认为我已经是那个学校的学生”，Jibran突然想到，“那么或许那就是我应该去的地方。”
那个晚上之后，夏默大学成了Jibran唯一的大学念想。而现在，两年后，他成功了。他们在没有GED认证和学校文凭的情况下录取了他，这对于没有上过高中的他来说无疑是幸运的。
他住在Missouri的一个名叫“跳舞的兔子”的村庄，而他的教育是通过挨家挨户找别人来教自己得到的。他说，有些人会同意，有些人会拒绝因为他们都有行政会议要参加，他们太忙了。
“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Jibran告诉我说，“我就坐在这里，被能够理解我的人包围着，谈论着有趣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在自己像是在家里一样的舒服自在。”
这里我还遇见了Kara，她在来这里上学之前还是无家可归的，在车子了住了一整子。“我真是太幸运了，在中学的时候，我在邮箱里发现了夏默的传单”，她之后写邮件告诉我，“我高中时还一张保存着它。我经常因为在不恰当的时候看书儿被骂，全天看书就可以赚得学分的想法对我来说是多么有吸引力啊！这所学校是我申请的唯一一所学校。”
没有任何一位我对话的学生对这个排名感到担忧。但是，教职员工们很担心。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件严肃的事情。他们会面临工资削减。一个像这样的排名很有可能让他们彻底完蛋。
“就在今天我又收到一条谷歌的通知”，Isabella说，“这个开始逐渐成为各个媒体争相报道的话题了。”
“榜单公布那天，学校里的人是什么心情？”我问她。
“恐惧”，她说，“有一点这样的情绪，在领导层。”
“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学校的校长Susan Henking告诉我说，“如果我们失去了它，那么也就失去了一个派别。而且，我们很脆弱。所以我很伤心。”她停顿了一下说，“我应该忽视那些数字吗？显然不应该。我不喜欢那个排名，这个排名本应该是我作为校长最应该体现价值的地方，而且这样一来还否认了我所代表的少数群体在大学学习中的能力。我的天，我真的痛恨那个排名。”
每一个在这里的人都认同这是不公平的，让这样一个奇特、迷你和疯狂般学术的学院败倒在数据面前。
Isabella说，从2008年开始，他们每年要减少8到10名学生，原因有很多种：健康、家庭、经济。有一个学生因为获得了一个做职业音乐家的工作机会儿辍学了。甚至是Ben Miller，这个排名榜单的编辑者，对于夏默大学的问鼎也感到悲伤不已。
“我相信他们的状况主要是源于太小的样本。”他在邮件里写道。然后他又在接下来的邮件里重复两次指出这个问题。
说了这么多，我的确在这里嗅到了些许种族问题的意味。一位名叫Katya Schexnaydre的学生告诉我，如果你不是白种人，你在这里读大书会显得很怪异，因为他们其中的很多人都是继承的种族主义者。而当你是教室中唯一一个有色皮肤的人时，“你会觉得自己代表了一个文化。当你并不是一个领域的专家的时候，你并不会想要再课堂上发表什么观点。”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这一点不愉快，并且因此转了学。（然后把夏默想象成一个全是白人的学校是绝对错误的，在我在那里的一天中，我见到了许多有色皮肤的学生。）
夏默绝不会是一所适合我的学校。那些苏格拉底的对话绝对会让我晕头转向、疲惫不堪。我会想要去一个更加务实的地方。另外，如果有几个社团可以加入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随着一天的推进，我觉得我站在了那些叛离这里的学生那一边，驱使着这所学校排上了那个不幸的榜单的第一。
但就在这时——就在我即将离开学校的时候——一件事情让我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和Albert Fernandez聊了几句，他是文化历史和人文学的教授。他带我走进了一间教室，神圣得不像话，并告诉我他对那个排名感到十分气愤。
“我们在夏默所做的，是困难的。在一个只有6到8个人的小教室里摆出你的观点再被挑战是困难的。如果一个学校的毕业率低是源于它对教学治疗的严格把控，这也应该被考虑在内。然而，那个作者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他说。
他的脸上滑过一丝愤怒，大概是想着夏默反倒被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坑惨了。他说很多在“最好大的”榜单上排前几的学校的毕业要求是很低的。“如果你想要认真对待教育这件事，你不能再这样一个体制里学习，他们的目标只是让这变得容易到你可以轻松地通过考核。”
之后当我回到家中，我花了几个小时地时间观看了各个成功大学地毕业典礼视频。这些视频真的很有看头，就比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这些大学的典礼通常在足球场举行，所有的毕业生穿戴好学士服、学士帽，像紫色的麦穗一样整齐排列在操场上。典礼的高潮伴有灯光秀和烟花，还有音响里播放着的流行音乐：“什么都有可能！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是现在《华盛顿月报》全美最好的大学排行榜上的第28名，在《花花公子》最派对学校排行榜上排在第4。
像这样的学校，Albert说：“成天做的就是考出好的分数，获得一个文凭然后完美地成为美国经济运转的一分子。”他停顿了一下，“我并不会蔑视那些把大学当作是一个好的投资的人。人们在担心着经济，而我们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古代的文本，中世纪的文本，而且我们还不用教程也不踢足球。”
但是，他说，如果这是你看待大学的唯一视角，那么你错过了其最核心的内容。
当我的儿子16岁时，我发现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考虑一件我在他那个年纪从来不会想的事：上大学到底值不值？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将近一半的2013年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没有全职。
问题来了，电影里也在议论：上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追求名利的手段？而获得名利的方法就是考进“最好大学”榜的前几名的学校。也就是说，正如纽约大学的意味社会学和教育学博士所说的，大学们现在正被僵持在一个“武器竞争”的状态，提供越来越棒的硬件设施——橄榄球场，豪华的学生公寓，甚至是，有日晒台的游泳池，就像最近刚在密苏里大学建造的那个。
象牙塔所描绘的噩梦般的世界，是老师们只对科研感兴趣，学生们只花时间派对，所以这样一来，你就会在“给我的教授打分”的网站上，看到有些分高得冲破屋顶了，那是因为他们的课实在太“简单”。大家都很开心。除了学生们不停地因为付学费而欠下数以白万的债务，而且，还不是付给了教育。他们把钱付给了日晒台。
“我觉得从长期来看”，Albert Fernandez告诉我，“那种学校大概会完蛋。”
我们现在坐在美国“最差”的学校里，一间不算整洁地小教室里，他这样的一句话或许听起来很疯狂。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
“那些大学有70、80人左右的班级，”他说，“课堂上不会给所有的问题被提出来的机会。那只是一个基本的讲座。教授可能每周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让你去提问交流。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个人给你说教，那么好吧，其实你可以直接上谷歌。”
第二天，我在看那些大学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我看到了几百人中的一个学生，在他的帽子上，写着“感谢维基百科”。
Kara告诉我她从未想象过自己会真的拿起柯尔伯格的书：“而且尽管你可能还是很讨厌他们，至少你现在读过了。这样的经历是十分可贵的，尤其是在一个自我的学术经历可以如此被个性化对待的环境里。”
她说他们的课堂谈话有时候会“跑到院子里，公寓楼，派对上，进入到整个生活中去。这样的谈话，非常，非常激动人心。这真的非常重要，可以让你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学者，人……管道工也行。”
Albert说，他想象在未来的某时，像夏默大学这样的学校，或者“任何高度专项的学府，会是唯一值得人们付钱去获得的教育。”
我希望，这不仅仅是一个愿望。他应该是对的。夏默大学若是存活，它就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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