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2014：重温莫干山会议

中国改革时期的会议很多，能被人记住并传颂的很少。30年前一次被成为“莫干山会议”的规模不大的讨论会却注定将被载入史册。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作“莫干山会议”，它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几天的会议和吵架般的激烈探讨之后，以价格双轨制为代表的一系列彻底告别计划经济的改革措施雏形，从莫干山上走向全国，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国家此后30年的发展。

这是当时全国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成为了我国经济改革思想史的一次开创性事件。一批当时的中青年精英，在这次会议后，纷纷走上了中国历史舞台的核心，他们许多人的名字我们现在都耳熟能详：王岐山、马凯、周小川、楼继伟、周其仁、王小鲁、张维迎......

6月21日下午，搜狐财经、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钓鱼台国宾馆共同举行了一次名为“莫干山：1984的创新与动力”的峰会。当年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张维迎、周其仁等几位“中青年经济学者”在这里重聚首，石小敏、姚洋、陈志武、刘永好、梁建章等学者和企业家前来共同回顾这次会议，并展望十八大后已经轰轰烈烈拉开的新的改革大潮。

周其仁回忆，现在条件好了，纪念莫干山的会议都可以放在钓鱼台国宾馆开了。当年莫干山会议的条件远不如这里，不过也是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据说是蒋介石除了庐山最喜欢去的地方。莫干山会议时，不像现在的会议和论坛都有严格的日程安排，那时采用的是一种“挂牌讨论”形式，谁有话题就写在牌子上挂出来，其他人谁感兴趣就可以去参与讨论，人数凑够了，就分配给一间房子供大家讨论。

小白有幸受邀参加了这次峰会，与他们一起回忆1984——这个激情燃烧的年份。现将嘉宾们的主要观点与您一起分享：

茅于轼：价格万岁

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茅于轼第一个上台，带领大家回顾对价格理论的认识，告诉我们莫干山的会议讨论价格为什么很重要。

他回顾，1984年的思想界，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人们禁锢的思想界获得一次解放，在此背景下的莫干山会议是青年人活跃思想的一次大交锋，特点是思想活跃，敢于创造，但是理论准备不足。

当时会议的焦点是讨论价格问题，因为人们想要改善生活，不要再搞政治，不要再搞大而无当的口号。“改善生活，避免浪费，首先涉及到价格问题，要纠正价格错误。”茅于轼说，当时农村承包制的成功，引发将承包制移植到城市工商业的热烈讨论，其中就涉及一系列的价格问题：你投入多少，超过多少就是你的利润，但是价格是扭曲的，因此发现价格问题是关键问题，大家有个共识，就是改价格。

茅于轼说，当时管理价格的是国家计委，计委的主导思想是成本定价，但经济学规律是，成本是变化的，价格取决于边际成本，边际成本由需求决定。而计委调查得出的是平均成本，它永远小于边际成本。

与低工资相适应，计划价都低于均衡价，城市人口享受计划价，不能接受市场价高于计划价的现实，计划价供应的商品质量次、数量小，只能满足最低的生存需求，因此要改善生活必须突破计划价的限制。但老百姓又普遍反对提高价格，因此价格改革陷入僵局。

在僵持中有人提出了双轨制，即在计划价系统不变的情况下，开辟自由市场价。双轨制阻力小，没有什么反对。

茅于轼说，双轨制使得中国改革顺利进行。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比较，中国的改革一路高歌猛进，没有停滞，更没有倒退。但他也说，还有很多计划价并轨的难度很大，比如股票市场的国有股和流通股。

不过，双轨制引发了“官倒”，这是当时会议没有考虑到的。在国有企业中，承包规定的生产任务按照计划价，超产部分按照市场价。市场价普遍高于计划价，所以计划内的产品改成市场产品，就可以获得溢价利益，“官倒的出现提出了双轨如何并轨的问题。”

谈及所有权与价格改革，茅于轼说，双轨价格制实际上承认了自由市场的存在，这是事实上对私营业主的承认。“因为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富人，谁也办不起哪怕是一个小企业，有的是单干户。”尽管是单干户，也能在一部分商品中创造合理的均衡价；同时，国家按照单干户所创造的价格调整了计划价，如居民的副食品，国家发放涨价补贴。“这说明自由市场价格给计划价引导了方向。”

茅于轼还说，明确财产的所有权才能有正确的价格。1991年和1993年的两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和诺斯都强调产权即所有权的重要性，当产权明确时才会有正确的价格，但1984年召开的莫干山会议时并不懂得产权的重要性。

由此，至今中国还不被承认是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国有还占大部分，价格还未理顺，投资品、资金的价格还没有市场化，所以WTO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由于价格没有理顺，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多扭曲。

茅于轼认为，任何社会都需要一个不扭曲的价格，用于经济决策。否则一切经济活动都将陷入混乱。所以他称，“价格万岁”。

他说，正确的价格只有当产权明确才能够产生，而公有制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产权不够明确，因此他们之间不能产生价格。

石小敏：危机是改革真正的动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回顾起三十年前的莫干山会议，最大感想是危机和理念。

他认为，危机是改革真正的动力。“这30几年来，放眼全球，真正够得上重大历史事件也没有几件，其中包括苏联崩溃、全球经济危机等。如果用地震来比喻重大社会事件，对历史本身的影响越大，震级就越高。”

他说，现在和未来我们遇到的危机和压力等挑战，正是做出大的选择的契机。

谈及理念，他说30年来，全球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历史进程，物质基础是计算机和互联网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全球化进程，苏联的崩溃使得两个市场变得一个市场。全球化发展从分割的、不是有机的（就像麻袋里一个个土豆）梳理成了一定有机的、金字塔的分工体系。

“伴随经济全球化，全球很多事物超出它的规则，全球的游戏规则，全球的价值理念出现在我们生活中间。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思维框架开始有了明显分野。”石小敏说，冷战框架和全球化框架就是两种理念，前者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后者是融合。

因此，对于下一步是继续开放、更深度广度的开放？还是沿着传统思维来解决问题？石小敏认为，下一步的关键是开放服务业，只有真正开放服务业，才能真正缓解和克服资产负债表危机，走上真正的结构转型，按照旧的思维框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张维迎：没有自由滋生学术腐败

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张维迎发言称，理念推动变革。他说，制度是中国要的，制度从哪里来？来自理念。任何制度变革都是理念变化的结果。

米塞斯说，任何现存的社会事务都是现有的某种意识形态产物。

他说，从历史和事实看，社会变革通常不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主义战胜了另一种主义，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或者说，理念战胜了利益！

“中国过去65年的变革也说明了这点。”他说，邓小平的改革离不开理念的变革，比如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不是自发的，是马克思他们创造出来的理念）、国有与民营、企业家精神、对外开放、人治与法治。

“这些理念哪里来？来自思想市场。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观点、信仰、理念、学术思想、政策主张之间的竞争。与‘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不同，实践经验是事后检验，但理念对人类行动的影响是事前的。

张维迎又介绍，思想市场的三个层次：第一学术市场，即理念的创造，人是学者、哲学家等理论家；二是传播市场，即理念的传播，由公共知识分子，媒体，出版社，教师等思想市场的二手交易商完成；第三是实践市场：政策制定者、顾问等政治领袖。

他说，不同的政策之间都应该，不应该排他。张维迎认为，中国思想最自由的时期，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市场与中华文化；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满清皇帝的文字狱等都是反例。

张维迎说，计划经济的灾难与没有思想市场有关，那时彻底废除思想市场；而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市场：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思想解放，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批判，以及对建立市场体制的探讨，以及法学家对法治建设的贡献。

他还说，政治体制改革离不开思想市场，宪政、法治和民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体是什么、如何实施？需要不同观点和思想的自由竞争。

最后张维迎提出学者的独立精神。他说，如果只有个人在思考，社会不会思考；

学者是新的思想，新的理念生产者。

他还指出，保持心灵的自由非常重要，追求沉思的生活，不是享乐的生活和政治的生活，否则就丧失了心灵的自由。

还要破除对思想市场的管制：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法定的垄断地位，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对思想的宽容：没有对思想的宽容，不可能有理念的变化，就不可能有理念的变化。因为，新理念就新在它是传统上不认可的。也即是多数不认可的。

“学术腐败的根源在哪里？同样是因为政府权力更大，为什么中国学者更物质主义？没有学术自由，不能享受创造性活动带来的快乐，物质报酬就成为他们的主要追求，就如同农民一样！为什么媒体更腐败？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媒体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职业精神，必然走向腐败。”张维迎说。

刘永好：从IT到DT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从一位实干的企业家视角，讲述了个人对改革30年的感悟，以及最新学习。

他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最近这几年产品开始进入初步过剩阶段，从一开始的吃的、穿的、玩的、到房子、车子多数人已经解决；同时，通过前三十年的努力，相当一批企业已经做大，我国制造业已经全球第一；同时重化工业也过剩了。

新的阶段究竟该咋办？他认为，要加强对民营的认同，加强惩治腐败和权贵，加大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面对日益低廉的毛利，刘永好说，阿里巴巴即将在美国上市，它的估值或将达到上万亿人民币，可见创新将成为新的主旋律，其相关的快递业、IT行业等都有发展。

“申通去年200亿销售，实现了50%的增速，而且接下来几年可以确定，都会按照这个速度增长，要不了几年就能做到千亿，一点都不用怀疑。现在快递业每天的件是2700万，十年后会增长十倍，就是每天的快递达到2.7亿件。与此相反，零售行业的百货大楼、连锁超市越来越难，利润大降，沃尔玛也在关店，有的甚至面临倒闭，这说明世道变了，传统的行业在没落，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的移动互联网在蓬勃发展。”刘永好说。

那么，企业该如何应对？刘永好提出，以前各行各业都知道用信息化武装，但仅仅做IT不够，要从IT变成DT（DataTechnology），利用好基于数据运算产生的技术。

未来哪些行业将增长10倍？刘永好猜测，一是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销售体系、基于移动互联的医疗健康体系，“现在缺医少药，医疗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另外还有在新形势下的餐饮业，旅游业、文化产业等。

“前段时间马云到好莱坞考察，发现个现象，好莱坞东移，好莱坞的未来在东方，现在韩国的影视业和文化产业真是不得了。在日本唱片卖得最好的是韩国人。”刘永好说。

他透露，新希望集团看好远程医疗，前不久投资了相关企业，并合伙成立中国医疗健康产业联盟。

小白听到这里，感叹不已：作为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中国最大的农牧企业之一的掌门人，在好朋友马云的影响下，对IT产业、对文化产业竟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敏锐的触角，并且已经投身其中。

梁建章：一对夫妻生3个小孩才够

前几年，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去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在那里研究起人口问题。

他说，他对创新与创业在未来是否会让中国成为发达经济体这一问题非常感兴趣，因此去斯坦福做研究，但后来发现人口跟人才才是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关键因素。他发现，计划生育是非常愚蠢的，“现在政策有所松动，还远远不够。”

创新和创业最关键的是人口，在每百万人中的研发人数上，中国在2000年就超过了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现在更是超过它们两三倍。

梁建章深感担忧的是中国持续走低的生育率。从解放后生育率数据走势看来，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后开始下降，80年代末，每个妇女差不多生2个小孩；现在的数字是1.3~1.4，每代人要减少30~40%，这将造成往后每年1%劳动人口的减少。

现在我国人口数量最多的年龄层是30~40岁；到2040年，中国最多的人口是50岁，那时，30岁的人比50岁的人少30%。日本因为老龄化，从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停滞了，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正好比日本晚了20年。今后5年到10年，这个问题就会影响到中国，因此中国必须尽快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

“你们老说中国产能过剩，其实中国对人口的投资是不足的，对教育的投资，产能不是过剩，而是不足。一个家庭的兴旺，是不是能够跟其他家庭竞争，就看你能不能生产更多下一代竞争。”梁建章说，主流夫妻必须生三个小孩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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