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T的圣杯（一）：人形电脑天使心

原标题：ICT的圣杯（一）：人形电脑天使心

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被用来残害人类，或者让人类自相残杀，你还会认可并支持这个技术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否”，那么，一种友善的、建设性的的技术，到底怎么得来呢？

要建构如同圣杯一样，给予生命而不是夺取生命、促进发展而不是最终压迫人类的“新技术体系”，着实是很复杂的一件事。只需要看一下《技术伦理学手册》的厚度，就足以令一个普通人敬而远之了。

学者艾斯勒在《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一书中，将技术分为“圣杯”的技术与“剑”的技术，前者是以合作谋求维持和改善生活的技术，后者是实施支配、毁灭和统治的暴力技术。

在《ICT的圣杯》这一系列中，我们将一起去探寻代表着给予、联结和爱的技术方向。

ICT：举起未来的圣杯

或许你会疑惑，为什么ICT[Information（信息），Communication（通信），Technology（技术），简称ICT]，应该成为一种圣杯技术？基础科学才是文明基石好不好？

一是ICT技术在今天，已经深入到了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类生存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以此次俄乌战争为例，它就是一场建立在信息通信技术之上的现代战争，双方交战情况几乎24小时在向全球（以及敌方）直播，你说ICT技术走向毁灭还是合作，重不重要？

另一个原因，则是ICT的社会性更强，几乎每个人都在接触和使用它，普通人也可能够参与到变革当中。就像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所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行为就是技术”，也因此，科学家们的故事更容易得到传播。而很多影响深远的技术发明，容易被认为没那么重要。以前，晶体学就被认为是一门“技术科学“，一些科学家（尤其是化学家）把它看作是实验室服务，而不是像样的科学，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ICT技术可以影响人类生活，也可以为人类所影响，更应该、也可能成为一种“圣杯”技术。

显然，被艾斯勒称之为“圣杯”的技术，呈现出女性化的特征。它强调“引导”，而非“统治”，通过伙伴关系来发展技术，而不是控制与征服。

今天，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强调科技对人文的关怀、对环境的友好、对无障碍的重视，这些向善的力量，要求人们合作并相互尊重的创造力，恰恰是圣杯技术的气质，同时提供了一种摆脱发展困境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女性视角、女性参与，在技术领域越来越被看重。

要寻找技术中的圣杯般的力量，女性活动是无法绕过的。

大家可能会反问：技术史上可没有多少对女性贡献的记录，这不就说明女性对技术的贡献不够卓越吗？

事实上，历史中有不少计算机领域的女性值得被铭记。英国数学家Ada Lovelace，信息检索与自然语言处理的先驱Karen Sparck Jones，操作系统和家庭计算机的先驱Mary Allen Wilkes，中国计算机界的女院士夏培肃、杨芙清……这些在ICT技术的创新和进步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人，少有普通人记得她们的名字，而大多数人都认为女性在编程领域微不足道。

所以本系列的第一篇，我们首先尝试拂去女性在技术世界里的蒙尘——要讲述漫长且庞大的历史恕我无能为力，想必读者也会觉得冗长乏味。所以，我们不妨以几个技术女性的生平故事，去掀开历史的一角。

父亲光环下的编程第一人

世界上第一位计算机程序员，Ada Lovelace艾达洛夫莱斯，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诗人拜伦的女儿”。

尽管这位著名的诗人乔治·拜伦，在艾达出生（1815年12月10日）几周后就离开了家庭，直到去世也没有见过艾达一面。

艾达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数学的天赋，她走上数学之路，是因为母亲安妮·拜伦亲，不希望她变得像诗人父亲一样，坚持要请专家导师来教女儿数学和科学。这些具有挑战性的科目在当时并不是女性的首选，但母亲认为，从事严格的研究可以防止艾达变得像拜伦一样喜怒无常。

17岁时，艾达在一次小镇聚会上遇到了剑桥大学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后者被称为计算机之父。她对他的差分引擎十分着迷，很快，巴贝奇成为她的导师。

1835年，艾达结婚了，成为洛夫莱斯伯爵夫人（Countess of Lovelace），一共生育了三个孩子。当时大多数妻子和母亲都待在家里做全职主妇，但艾达·洛夫莱斯的丈夫支持她的学术研究，他们夫妇和同时代的许多科学家有来往，比如迈克尔·法拉第。艾达也得以继续与巴贝奇一起工作。

1842年，意大利数学家路易斯·梅内布雷亚用法语出版了一本关于分析机的回忆录。巴贝奇邀请艾达担任翻译。艾达不仅翻译了文章，还添加了自己的注释，提出了一种让引擎重复一系列指令的方法，这个过程被称为循环，直到今天还在计算机程序中使用。

最终，她的笔记比原文长三倍，发表在英国科学期刊上，并署名“A.A.L.”。

同时，巴贝奇正在开发分析机，这是差分机的一个更复杂的版本，旨在处理更复杂的计算。艾达看到了计算机器的潜力，预言它未来也可以用来创作音乐或艺术。但是，因为巴贝奇没有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完成分析机，艾达的笔记也被遗忘了。1852年11月，年仅36岁的艾达去世，被埋葬在她从不认识的父亲旁边。

直到1953年，她的笔记被重新发表在一本关于数字计算的书中，该书展示了计算机如何通过遵循模式来工作。人们才发现，原来早在第一台计算机发明之前，艾达就已经提出了计算机语言的设想。也因此，她被认为是第一个计算机程序员。

回顾艾达洛夫莱斯出类拔的一生，会发现，如果没有开明的丈夫，拥有才华的艾达也只能待在家中。如果没有导师的指导和信任，艾达也无法留下享誉后世的手稿。

艾达的存在，一方面，让我们重估女性在编程技术上的能力。同时也证明，技术领域给予女性更多的空间，她们可以回报给世界无比惊艳的创意和灵感。

消失的人形计算机

如果说艾达提出了计算机程序的设想，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编程和运行ENIAC计算机的六名女性，就是世界上第一批现代程序员。

当时，炮兵急需要通过设计图表显示的弹道跟随轨迹来进行瞄准。计算弹道轨迹的工作非常复杂，每个表格包括大约三千个轨迹，每个轨迹需要大约750次计算。于是，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可编程计算机ENIAC被派上了用场，但机器还需要有人来操作和运行。

六名女性，分别是Kathleen McNulty MauchlyAntonelli，Jean Jennings Bartik，Frances Snyder Holberton，Marlyn Wescoff Meltzer，Frances Bilas Spence和Ruth Lichterman Teitelbaum，在没有编程语言或指导手册的情况下，自己弄清楚了机器编码逻辑，通过逻辑图来进行计算。项目完成后，ENIAC可以在几秒钟内就算出道弹轨迹。

但是，相比设计ENIAC计算机的两个工程师John Mauchly和J.Presper Eckert，这些女性并不为人们所熟知。

她们是如何被忽视和遗忘的呢？主要的原因是，“女性只适合当执行者（executor）”的刻板印象。

“指令者”（con-ceptualiger）通常由男性技术专家扮演，他们做的被认为是真正重要的事，比如设计和构建计算机，而女性所做的编程工作被认为一定不是很困难。在1946年2月14日ENIAC的公开亮相中，Mauchly和Eckert作为ENIAC的设计师被介绍给媒体，而这些女性从未被介绍过。

（John Mauchly和Presper Eckert Jr正在研究ENIAC）

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编程也经常与女性从事的文书工作（如打字、档案整理）混为一谈。随着家用计算机的普及和软件工程的商业崛起，编程工作开始变得高薪且富有创意，吸引更多男性进入。程序员这份职业，才开始与男性捆绑在一起。

在1984年出版的畅销书《黑客列传，电脑革命侠客志》中，作者笔下的侠客全都才智双全，全都是男人，而且他们的性生活都乏善可陈。这就是当时的黑客伦理。

和这六名程序员境遇相似的，还有跳频理念的发明者海蒂·拉玛（Hedy Lamarr），尽管她的理念和发明被广泛应用于计算机、手机、WIFI等领域，但直到84岁，都没有获得任何技术领域的名誉。海蒂·拉玛将这份“秘密通信系统”专利递交给美国国家发明委员会时，他们选择将她的发明束之高阁，并建议她以美貌而非技术来给国家做贡献。

此后，媒体也从未将她当作一位拥有智慧的科技女性来报道。直到1997年，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授予“先锋奖”，成为海蒂·拉玛获得的第一个科学荣誉，距离她提出跳频理论已经过了57年。

显然，她们并非无法胜任编程这份工作，而是女性技术工作者总体上处于边缘化地位，在资源（包括自我宣传）方面长期占据劣势。

今天，很多科技企业通过性别配额、女性开发者社区等形式来鼓励女性投身编程，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劣势不断累加的“马太效应”。

出走的开源工程师

尽管各国都在支持妇女进人技术与工程领域，但是情况并不乐观。一个普通的软件工程师朱莉安·霍瓦特（Julie Ann Horvath）的遭遇，或许会让很多女性程序员感同身受。

俄乌战争，让很多人知道了著名的开源平台Github，它可能被作为一种制裁手段来限制特定区域人员的访问。而朱莉安·霍瓦特正是GitHub第一位女工程师。

2012年，朱莉安加入GitHub，成为唯一的女性设计师、开发者，当时GitHub还是一家小公司，公司文化也比较支持女性。

然而两年后，她离开GitHub时，心情是“唯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早点离开，作为GitHub雇员所承受的事情令人难以忍受”。

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朱莉安给出的答案是，性别歧视。

但我们应该更谨慎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件，是否是真的歧视，为什么不能通过企业机制来解决，而演变成了负面舆论？

朱莉安主要遭遇了以下几种“考验”：

1.自己的工作意见受到男性员工的轻视，不知道可以向谁反映；

2.来自创始人妻子的压力，比如在办公场所长时间坐在她身边，声称自己负责GitHub的人事安排，警告她不要发表负面看法等等；

3.因为拒绝了一位男性工程师，而被对方移除了她所写的代码；

4.一些男性员工围观在办公室跳草裙舞的女员工，使她感到不安全。

在朱利安的经历中，来自男性上司和男同事的压力，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并不意味着不重要）。而特殊之处在于，出现了一个女性角色，即“创始人的妻子”。当然，后来该创始人也承认自己的不当举措，并承诺他的妻子以后将在家工作。然而第二天这位创始人之妻再次出现在公司，并且没有人干涉。根据Valleywag的报道，该创始人并不是第一次这么对待女性员工了。

在提到女性友好政策时，总会强调增加女高管的数量。但掌握权力的女性管理者，就一定能够让女性技术人员的工作环境变得更好吗？至少在Github，答案是否定的。

这种在职场拥有权力，但无法支持其他女性发展的女性高管，有点像是“蜂后”，采取的依然是统治其他人而非合作的方式。

中国学者吕亚军在《数字化时代的越南妇女：性别、文化与技术》一文中所提到，随着越南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扩散，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得以增多，但仍然出现了数字化技术时代的“性别隔离”， 包括ICT领域的收入、社会地位、技术层级等方面的性别差异。这种新的不平等，是因为父权制文化将“技术的男性气质”形塑与外化为一套完整的社会规则与社会制度。

在这个体系中所诞生的“蜂后”型的女性，自然无法给女性技术人员的职场环境带来什么变革。

这个结果可能是让人失望的，不过其中也有机遇。通过联结，女性高管也可以打破范式，成为榜样的力量。

比如科技领域的知名女高管，脸书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她的身上有很多头衔，全球最成功的女性之一，硅谷最有影响力的女人。

在自传《向前一步：女性，工作及领导意志》中，桑德伯格写道，2014年谷歌早已扩张为规模庞大的公司，有一个巨大的停车场，但对于当时在谷歌工作并怀孕的她来说，穿过停车场变得越来越辛苦。经过了数个月的挣扎，她决定去见谷歌的创始人之一，希望设立专供孕妇使用的停车位。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造福了谷歌所有怀孕的女员工。

今天，女性继续在ICT领域做着重要贡献，但想要向前发展，她们不能单打独斗。成功的女性领导者需要一个拥护者网络，而女性员工也需要仰赖女高管去推动环境变革。

在男性主导的编程世界中，被遗忘的女性程序员，也在努力发出微光。她们中既有自带天赋的传奇人物，也有普通的企业打工人。

这正是技术的魅力所在，那就是需要许许多多的创新主体，依赖于多个阶段、多种形式的互动，这使得女性前所未有地参与到创新当中，展现出创造性和爱的力量。

而翻开技术的历史，女性身影总是踪迹难寻。有时候，最基础的支持就能带来改变，比如最基础的尊重，最基础的公平，以及最基础的——“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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