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在大厂搞反腐：同事微信屏蔽我、配合提审前高管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财经故事荟

腾讯三季度59人被反舞弊调查处理，百度反腐9年处理119人……近年来，互联网大厂上至副总裁，下到普通员工，不少都在“反腐”飞刀下落马。

这背后，是互联网大厂内控部门在唱主角。

例如，阿里的廉政部门、腾讯的反舞弊团队、美团的重案六组、百度的职业道德委员会等，这些部门平常少为人知，因其神秘而被称为“锦衣卫”。

在金融机构，纪检监察部门也承担了类似的职能。本文主角艾佳（化名），如今就在某金融机构担任纪律检查员。

三年前，他从公司其他部门调岗而来。初来乍到，他曾对这一岗位期许颇多，比如“匡扶正义”之类，三年后，他对工作内容已经轻车熟路，但迷茫和孤独也随之而来。

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他的角色相当必要。但毫无疑问，在同事看来，他是个“杀气腾腾”的另类。他们对艾佳绕道而走，关闭了朋友圈，连往常交好的同事，也变成了淡漠的“点头之交”。

艾佳和部门仅有的几名同事，仿佛置身一片孤岛之中。与此同时，身在公司内部相对边缘的非核心部门，对于自己的未来，他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录音录像下的压力，大多数人扛不住

“我们是**工作人员，现依纪依法和你进行谈话，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证据应负相应的责任……”

这是艾佳在谈话开展前说的第一句话。

作为一项基础工作，谈话在艾佳的日常工作中占据了重要角色。

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流程：出示工作证件，提供权利义务告知书，打开录音录像设备，然后一人负责记录，一人负责发问，谈话完成后请被谈话人在谈话笔录上逐页签名并摁下手印。

这一次，谈话的对象是周旺（化名），他担任这家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

此前，艾佳接到举报，举报者声称，周旺最近虚报了几万元发票。

接到艾佳电话后，周旺带着手机到达指定的会议室。此时，艾佳和同事已经坐在了会议桌的对面。落座后，艾佳要求周旺关闭手机并收走，然后直奔主题，询问他发起的一笔报销的真伪。

侥幸心理总是存在的。一开始，周旺跟大多数被谈话人一样，面红耳赤反对指控，试图掩饰真相。

艾佳并没着急，他拿出报销凭证，当面指出其中的逻辑漏洞，然后又准备好了烂熟于心的说辞。

“按照员工守则可以对你开除并附加罚款，还可以报案，我们也是同事，希望你主动交代”。

这番话一出口，整个会议室的气氛变得紧张了许多，周旺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坦白了。

“找上你，要么你是案件当事人，要么是相关人员。找你谈话暗含的前提其实是，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线索和证据，例如通过信访举报信息或调阅的相关资料，谈话只是进一步核实情况的手段”，艾佳透露。

与周旺只需在公司会议室谈话不同，他的同事吴明（化名）则因为严重违纪，被带到当地纪委监委的标准谈话室接受询问。

赶往标准谈话室的路上，吴明被要求落坐在汽车后排，陪同人员表面上风情云淡，还试图通过闲聊打消吴明的紧张和戒心。

但其实，早在上车前，陪同人员就悄悄告诉司机，待上车后锁死车门车窗，防止吴明逃脱或跳车。

两名反腐部门同事坐在对面虎视眈眈，身处3个摄像头监控下，吴明没坚持多久，就主动“交代”了。

电视剧里以沉默应对询问、喊着要见律师的桥段，在艾佳和同事的谈话里，并不多见。

因为这个环节没法请律师，并且在量刑量纪里，被谈话人的表现和态度也占有因素。

在官方的通报里，经常可以看到“对抗组织调查(审查)”的表述，这就是相关人员在组织谈话或函询时，不主动配合的结果，一般会被定为“违反政治纪律”。

从艾佳3年多的职业经历看，在这样的“阵势”下，基本上来回几个回合，大部分当事人都会和盘托出。

但也有少数“硬抗”分子，比如某分支机构办公室主任就是如此。

艾佳和同事前往取证调查时，要求对方交出相关账本资料。但这位办公室主任强硬拒绝了，“账本丢了”。

前后谈话了几次之后，这位主任也一直没松口，“我们当然知道他在掩盖什么，但苦于没有证据，所以无法下出最终结论。”

最后，这位主任因为不配合调查，而被“组织处理”，调整岗位变为普通员工，“他的前途基本上完了，也就是躺平等退休了”，艾佳说。

从银行卡流水里取证，从朋友圈找线索

在艾佳所在的金融机构，驻行纪检监察组是专职监督公司干部及普通群众的机构。而他所在的基层纪委，并没有监察权，在处理员工违法案件时，经常需要驻行纪检监察组或地方纪委监委联合办案。

办理违法案件往往对证据的要求更高，相关证据会在移交司法时提供给检察院，要扛得住当事人辩护律师的质询，更要经得住法律的检验。

在职业生涯中，艾佳曾参与到一些违法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雁过留痕，剥丝抽茧中总会找到关键信息，电影里那些天衣无缝的完美违纪违法，基本上并不存在。”

在涉及经济案件的调查中，弄清当事人的资产状况、资金活动轨迹，对于办案人员固定证据非常有帮助，而分析银行卡、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则成为重要的突破口。

例如，通过梳理银行流水，分析从账户或银行卡转走转入的资金流向，一定会留下轨迹，办案人员据此都能追到去向和落点。即便资金在多个银行卡或账户间频繁进出，甚至故意分散划走，仔细研究梳理绘制“资金流程图”后，一般也能清楚明晰。

分析资金从哪里来，流向了哪里，相关人员之间的职责权属，转账人员之间的关系，配合谈话固定成证据，这是经济调查经常使用的取证手段。铁证也抵消了一些当事人不配合调查的障碍。

这其中，也不乏“精明”的当事人做好了准备工作，例如将受贿的钱伪装成“借款”，甚至提前打好“欠条”。

在艾佳参与办理的一起案件里，一位当事人就狡辩，某某给他汇入的100万资金是买房借款，还拿出了“欠条”作为证据。

但艾佳和同事分析银行流水发现，在这100万入账之前，当事人账户上已经有400万元存款，足够其在当地买房。

艾佳继续研究该银行卡流水发现发现，这100万资金进入后，在违法人的账户转成了三年期的定期存款，，而且账户中也没有对开发商的转账支付记录，“借款”买房的说法自然站不住脚。

事后也查明，“欠条”系当事人串通行贿人伪造。

当然，取证并非都是“高大上”地盯着涉案人员的银行账户，在线索单一时，也会从一些日常细节中搜集，从而实现取证上的突破。

艾佳配合地方监委办案中，曾参与对涉案人员微信朋友圈数千人和几千个电话联系人逐一排查，协调有关方面查询微信聊天记录，最终在庞杂的数据中找到“蛛丝马迹”。

看守所里提审前高管

除了办案，艾佳所在的部门，日常开展得更多的是宣传教育。

每年，艾佳所在的机构都会组织员工，观看教育警示片，学习上级下发的涉案人员悔过书，召开案件警示教育大会，用反面典型警示案例以案说法等等。

事实上，金融业离钱太近，从业人员一旦被贪欲所困，且自身“开关”没拧紧，滑向违法犯罪只是时间问题。

艾佳所在的机构，甚至组织相关人员多次前去参观监狱，旁听庭审现场，近距离体验违法犯罪的后果。

艾佳自己就亲历过一次这样的“受教育”。

那是他入行不久，跟随某地监委工作人员前往看守所提审犯罪嫌疑人。

走入高墙、岗哨包围着的“围城”，从大门到监区只有短短几百米，艾佳却觉得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窒息，压抑，顿时觉得心理不适，甚至生理上也不舒服”。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他一分钟都不想待在这里。

在讯问室，以前西装革履台上就座的公司前高管，此刻身着囚服，戴着手铐瘫坐在讯问椅上，目光呆滞，早已没了往日的意气风发。

为了撬开他的嘴巴，办案人员转变了策略，与他一起回忆起往日的“丰功伟绩”，耐心安慰他，虽然走了弯路，但人生还有希望，要配合改造早日回归社会。虽然刑期可能在十年以上，但是等他“出来”时，儿子上班了、结婚了、生孩子了，正好在家安享晚年，“在里面”可以好好调养作息时间。

这个策略最终奏效了，他补充交代了很多问题。

其实，艾佳知道，那位高管在任时，非常看重儿子的学习，贪腐的不少钱也准备用作儿子的教育基金。

但就在他身陷囹圄那一年，儿子参加了高考，接下来，他还会错过儿子所有的人生重要时刻，而且，有这样一位不清白的父亲，儿子可能还会对他有所怨恨。

“一时的贪念终会酿成苦酒，平平安安才是真”，艾佳走出看守所大门的那一刻，在心里给自己立下了规矩。

除了反面的“警示”，也有正面的“引导”。例如，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开展廉洁从业培训，节假日廉洁提醒等，感染并激励从业人员树立“廉洁从业”意识。

“以前以为违法违纪离自己很远，看到身边的同事被带走，甚至被判刑，才发现自由的可贵。”艾佳的同事在参观完监狱后，在朋友圈里发出如上感叹。

同事微信屏蔽我，担心我“找茬儿”

作为纪检监察人员，艾佳其实是“半路出家”。他所在的金融机构成立纪检部门时，他在后台做管理工作。一纸调令，他转到了纪检条线，成为纪律检查员。

这背后，是金融业深化反腐的一个缩影。从2019年开始，中管金融企业就被派驻纪检监察组，主要商业银行也加强了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其中一些银行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配备了专职纪检人员。

如今，工作虽然驾轻就熟，但迷茫和困惑却与日俱增。

和其他企业一样，金融机构同事间也大多是“8小时的交情”。不过，以往，艾佳调岗前，也会和一些走得近的同事，彼此分享八卦，畅谈生活，出去喝酒吃肉。

之前，中午休息时，不少同事喜欢和健谈的艾佳一起遛弯、闲逛。

但转岗后，同事都“变脸”了，见了面也只是敷衍地点下头，就匆匆调头离开。甚至，在单位食堂就餐时，也没人再跟他坐在一张桌子。

贾维（化名）曾是艾佳在单位里可以“无话不说”的朋友，两人性格相仿，兴趣相投，经常一起吐槽，算得上是“好基友”。

转岗后，贾维却单方面切断了和艾佳的交情，感觉到好兄弟的冷淡，艾佳尝试邀请他出去喝酒吃饭，贾维也总是找理由婉拒。

更让他感到无奈的是，微信朋友圈里的近百位同事，基本上都成为“僵尸”——他们集体对艾佳屏蔽了朋友圈。

艾佳知道，他被同事们疏远了，他主动的善意也从未得到同事的回应，一堵隐形的玻璃墙无处不在。

除了这些，跟同事们工作中的对接也多了几分“公事公办”的感觉。

明明一个电话或者微信就能回复的问题，对方往往要求通过内网邮件发送留痕，而且抄送上级领导，“感觉到根深蒂固的疏离，甚至还有些敌意”。

一开始，艾佳并不习惯，甚至有些委屈。

他有次和同事抱怨说，“咱们部门也不是故意给人找麻烦啊？！”

比如，了解到公司员工对财务报销速度过慢怨声载道，艾佳和部门同事，推动财务部门“整风整纪”，缩短了报销流程，“基本上当周就能报销，但同事们也不会感激我们”。

时间久了，艾佳也释然了，他的第一职责就是监督，而监督别人，在大多数同事看来就是“找茬儿”、“搞事情”。

如今，他习惯了这些疏离，也理解了同事的行为，同事一方面担心无意中的说辞，会成为他发现线索的来源，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因为显示出和他关系亲近，被人误认为是“举报者”。

如今，午餐时他会选择一个角落默默就餐；饭后经常经常独自一人去散步。

晋升通道狭窄，我打算考公上岸

除了被疏远的孤独，长远的职业规划，更让艾佳感到焦虑。

按照现行的制度，地方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一般是公务员或事业编，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纪检监察干部”，晋升通道相对比较通畅。

而金融机构作为企业，内部的纪检监察人员，并不具备干部身份，大多是合同制员工。

身份不同，待遇不同。地方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带着工作证，配合单位的介绍信，基本上在各地都能获得相应的协助。而艾佳的工作证，则只能在他所在机构内使用。

除了“名分”的考虑，职业通道狭窄也让他头疼。作为普通员工，艾佳在纪检监察条线上升为管理岗位的机会基本上没有。

与此同时，面向市场的金融机构中后台部门人数有限制，领导坑位更是屈指可数。按照他所在部门的人数，部门副职的配备计划都遥遥无期。

目前，他在准备公务员考试，希望进入体制内成为真正的“纪检监察干部”，继续从事纪检监察工作。

作为备选方案，他还准备参加被称为“天下第一考试”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开始学习网红教授罗翔的刑法课。

受过良好高等教育，拥有名校光环的艾佳，其实也知道“公考”和“法考”的挑战。不过，在他看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这不算内卷，当作提升自己吧”，艾佳说，“我觉得纪检工作是有价值有成就感的，但是在企业内部干反腐，很孤独很尴尬，前景也有限。”

生成海报

免责声明：本网站内容主要来自原创、合作伙伴供稿和第三方自媒体作者投稿，凡在本网站出现的信息，均仅供参考。本网站将尽力确保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及可靠性，但不保证有关资料的准确性及可靠性，读者在使用前请进一步核实，并对任何自主决定的行为负责。本网站对有关资料所引致的错误、不确或遗漏，概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本网站中的网页或链接内容可能涉嫌侵犯其知识产权或存在不实内容时，应及时向本网站提出书面权利通知或不实情况说明，并提供身份证明、权属证明及详细侵权或不实情况证明。本网站在收到上述法律文件后，将会依法尽快联系相关文章源头核实，沟通删除相关内容或断开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