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技术这么先进,却还是老歌好听

原标题:为什么技术这么先进,却还是老歌好听

文|李北辰

聊音乐前,请允许我先绕一个巨大的远,聊聊不同学科的“可靠性”问题,之后再回来谈音乐,“为什么老歌好听”的答案会更清澈一些。不过阅读第一大段有一定门槛,你也可以选择走直线,直接跳到第二大段。

我一直私藏着一个观点:读书人最梦幻的知识体系,应该严格遵循宇宙大爆炸后各“学科”出现的先后顺序,层累式地搭建自己的知识地基。

最底层,最可靠,最重要,最美的知识,是数学。数学是纯逻辑的产物,不依赖任何具体事物,无论人类存在与否,时间存在与否,空间存在与否,数学都永远存在。

数学不是科学,数学就是数学,平面内距一个定点等长所有点的集合是圆,周长和直径比是 π,只要宇宙臣服于逻辑,这个事实就永恒不变。

数学之上的第二块知识地基,是物理。人类已知的物理定律,是从宇宙起源后的10^(-43)秒开始起作用(普朗克时间),又过了一万亿分之一秒,宇宙中诞生粒子,夸克和电子开始出现,物理学的磅礴序幕被拉开。

物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不完全基于逻辑体系,是“经验+逻辑”,这意味着物理定律不是真理,可以被修复或推翻,但这种事不常发生,物理学知识极其可靠,每一个将自身知识体系夯实在物理学基础上的读书人,都是最有资格对这个世界发言的人。

第三块知识地基是化学。化学研究分子尺度的事,严格说只能算是物理学的分支,是物理的“下位”学科。倘若没有原子物理学的出现,门捷列夫虽然能将化学元素按照特性排列成周期表,但却无法解释为啥元素就一定会形成这样的周期表,这也是为什么卢瑟福在他那个年代说:“一切科学,要么是物理学,要么是集邮术”。

在化学里,单凭逻辑推导很难得出有效结论,实验的成分很大,知识可靠性无法与物理学相比,但仍还算准确。

第四块知识地基,是生物学。它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下位”学科,倘若不是1943年薛定谔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发表了《生命是什么》的演讲,用物理学和化学的巨大力量,完成了对生物学的升级锻造,那么大多数生物学家只能被称为“爱好集邮”的博物学家,也不会有后来沃森和克里克揭示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

但请注意,相较于化学,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更复杂,数学逻辑推导只占很小成分,几乎完全依赖实验。尤其是医学,面对复杂的人体和其中最复杂的人脑,大规模随机双盲实验已是知识可靠性的极限。

如果你自诩为读书人,那么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枢纽”,生物学(尤其生命科学)就是你必须要跨过的分水岭,因为生物学再往上的知识地基,是如此不牢靠,甚至随时都会坍塌。

比如“所有模型都是错的,其中有些是有用的”经济学;屡次陷入“不可重复危机”的心理学(包括《思考,快与慢》等名著);“任人打扮成小姑娘”的历史学;被科学按在地上摩擦了上百年的哲学;连基本共识都没有的政治学……它们都不是科学,它们只是学科。

那什么是科学?

从休谟到孔德,从波普尔到库恩,从拉卡托斯到费耶阿本德,至今没有一个完美答案,但科学无疑有一种无比笃定的力量,它是唯一一个有明确“进步”方向的知识体系。每一篇科学论文,都要遵循严谨的“承上启下”结构,明确研究对象在知识树中的位置,日拱一卒地拓展所在领域的边疆。

科学从不尚古,每一位活着的顶级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所掌握的知识,都要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位死去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

但荒诞的是,很多社会科学,至今还在研读轴心时代的著作,将孔子和苏格拉底的话奉为圭臬,因为从逻辑上,相比科学,观念体系没有“进步”一说。

那请问,有没有比社会科学还不“可靠”的学问?

有的,那就是文艺。

此时此刻,随便从社科院里拎出一个人,其学问大概率都会超过孔子和苏格拉底。但没有哪个妄人敢公开表示,自己的音乐比巴赫棒,自己的小说比赫尔曼·黑塞好,自己的电影比小津安二郎强。

为什么这样?因为文艺的评判标准岂非不可证伪,简直不可理喻。比如我刻意选择上述三个人举例,就已经表明了我个人的审美偏好。

如果说使用数学的程度,决定了一门学科的可靠性程度,那么文艺显然是最不可靠的。

但在现实中,大多数“读书人”的知识地基,不是“从数学到文艺”,而是反过来,“从文艺到数学”。除了文艺作品,能读点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人,就已算是涉猎甚广,能跨越生物学门槛的人非常少。更有许多“读书人”,终其一生的阅读视野都停在文艺上,最终只能是一个文青。

更有趣的是,这些最缺少统计学常识,不懂量化和实验分析的文化人,却最热衷于对这个世界滔滔不绝,喜欢说些逻辑混乱的评论,问些情绪激昂的问题。

比如:为什么现在新歌不如老歌好听?

幸存者偏误

只要不对这个世界唯有恨意,我对任何文艺创作者就没有丝毫不敬。作为昔日的一员,我理解他们心中澎湃的情怀,理解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无趣的世界。

事实上,我写这篇文章,恰恰是因为最近听到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新歌,宁波音乐人还潮的《老式双卡录音机》。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这首歌里的一句歌词。

还潮在歌中用宁波话唱到:

“世界一直在变他,他(阿叔)却永远留在那年,廿二三岁的歌声也未飘远,恋旧是人的本性,但人会选择性地忘记,声音却会永远为侬保留。”

我同意并喜欢歌词中的每一个字。但聊了那么久科学,或许我们能够用更可靠的视角,来解答“阿叔”的疑问:“为什么技术这么先进,却还是老歌好听?”

这意味着要先给“好听”下个定义。

倘若我们将它狭隘地理解为“大多数人心中的旋律悦耳”,那么“新歌不如老歌好听”的第一个解释,就是幸存者偏差。

父辈们总觉得过去的“老东西”质量更好,能用时间更长,殊不知,唯有能用时间更长的东西,才能被他们记住并拿来举例。

“老东西”如此,老歌亦如此,“老歌”好听,是因为你只记住了好听的老歌,时间已经把不好听的老歌淘汰了。

尤其是“经典老歌为什么好听”这句话更是循环论证,“经典”本就意味着经得起时间考验,这个应该不难理解。

神经科学与“情怀”

当然,除了幸存者偏差,人们确实普遍“排斥”新歌。

与此相关的最著名的实验,来自流媒体网站Deezer做过的一项调查。在所有受访者中,他们发现有60%的英国人总是反复听自己喜欢的那几首歌,基本拒绝任何新歌;有25%的受访者表示,不愿尝试自己喜欢的音乐流派以外的风格;主动搜索新歌的高峰年龄是24岁,在这个年龄的受访人群中,有75%的人每周听10首以上新歌,但此后他们追随新歌的热忱就开始减弱,到30岁左右就不再听新歌了。

对此,通常的解释是“情怀”。

就像《老式双卡录音机》里的“阿叔”,成年人总在频频回眸,意欲追溯,试图重温旧时代的炽烈气息。

但切换至科学视角,这个解释未达究竟,因为“情怀”无法量化。如果我们严谨定义,所谓“情怀”,更可能是大脑神经活动的结果。

2018年,有经济学家统计过音乐流媒体spotify上的数据,发现那些在你青春期时发布的歌,往往会成为你所属年龄段里最受欢迎的歌曲,比如Radiohead那首著名的《Creep》,它在38岁年龄段的中年男性音乐榜单中排名168,但在28岁或者48年龄段中排不进前300,这是因为《Creep》在发行于1993年,那一年,现在的中年男性正处于青春期。

为什么会这样?一种解释是,首先,当人听到喜欢的歌曲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血清素和催产素等令人愉悦的物质。

更重要的是,就像斯坦福大学社会生物学家萨波斯基在《行为》中所言,从脑神经发育的角度,所谓“青春期”,就是大脑其他部分都已发育良好,唯有负责理性和决策的额叶皮质尚未成熟的人生阶段,后者要等到20多岁才能完全发育。

这意味着,青春期体验过的情感,往往要比成年后体验的情感更为炽烈;青春期时的大脑,对情绪反应更“敏感”,相较于成年后听到的新歌,大脑将青春期时听到的歌,“维系”得更牢靠,生成的记忆痕迹更强。

其中记忆最深的部分,当然是不可名状的爱情。

大多数普通人经历过最甜美的事,都发生在青春期,此后的日子,大多不值一提,他们卑微如尘土,追忆苍白的往昔,唯有在短暂的初恋时期,才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就像《老式双卡录音机》里的“阿叔”,他眷恋的老歌,都与爱情有关。

“他最欢喜齐秦,听歌的时候写信,北方的狼是他笔名,偶尔也参考大佑,你乌溜溜的眼睛,一词一句抄进当年的情书里。”

这大概是只属于成年人的游戏吧。也许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相比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成年人更愿美化过去,尤其是其中最甜蜜的部分。

老歌真的更“能打”?

我猜读到这里,你或许仍有疑问:如果将KTV歌曲的点唱次数作为样本,为什么热歌排行里大多是十几年前的老歌?

除了“KTV的主要消费人群是80后和90后”的幸存者偏误原因,会不会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新歌在总体上真的不如老歌“好听”?

确实有很多次,当00后酷爱的艺人发新歌时,往往伴随着#难听#登上热搜。对于很多非00后来说,以前是什么流行听什么,现在是什么流行就不听什么。

不仅是中国,纽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美国千禧一代(18-25 岁)而言,老歌似乎也比新歌更“能打”。

他们给643名学生随机播放了152首歌曲中的7首让其辨别,结果发现,千禧一代对1960年至1990年歌曲的旋律记忆(和本文对“好听”的定义相符)最稳定,大多数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遗忘,对于2000年至2015年间新歌的遗忘速率最快。

当然,从逻辑上,这依旧推不出“新歌不如老歌好听”的结论,比如研究者也承认,千禧一代对这些老歌的识别,与 Spotify 上相应的播放次数存在关联,换句话说,老歌的播放次数总要比新歌更多,它们被记住的可能性就更大。

但即便如此,很多人也在隐隐猜测,人类的音乐创作,确实存在类似科技创新中的“低垂之果”,新歌在理念和技巧上进步很快,但想要做到“好听”,却变得越来越难。

是这样么?

最理性的回答是“不知道”。毕竟,以音乐为代表的文艺,是离理性最远的领域。在后现代思潮的洗礼下,最政治正确的回答是,“音乐只有喜不喜欢,没有好不好听”。

对此我无法反驳,因为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李北辰,媒体专栏作者,关注技术驱动带来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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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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