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抗疫下的数字政府

撰稿|吴俊宇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在因疫情治理不力引发社会骚乱。

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公共媒体以及各科技巨头乃至学术界都在对特朗普政府表示不满。

有意思的是，东亚几国对疫情的控制相对得力。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东亚抗疫过程中的程序问题。仅从结果出发的话可以看到，中国、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数字政府建设上形成了一整套成熟、完整的技术体系。

这和东亚国家、东亚文化下对社会治理的长期思考不无关系，也和云计算、数字平台等技术手段紧密相连，更和阿里云为代表的中国云厂商在中国长期耕耘有着直接联系。

每一次技术变革从量变走向质变，往往和一些特殊历史事件有着紧密联系。

首尔市长朴元勋预测称，COVID-19的大流行将引发科技繁荣。

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则是直接在2020阿里云峰会上形容疫情后的数字化变革是一场突变，它如同秋天到冬天的变化，“绝大部分时候是一夜之间冷空气袭来”。

政界、企业界观点不谋而合。

一

海外的尝试

韩国正在成为全球“抗疫”之光。

海外有媒体甚至以“A model for dealing with COVID-19?”来形容韩国模式的成功之处。和中国一样，韩国正在成为全球疫情爆发后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从当前的数据增长曲线可以发现，美国呈现出了无法收拾的态势，中国、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则是相对平稳。

韩国抗疫成功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国家级智慧城市平台“The Seoul Smart City Platform”。

今年1月，韩国政府曾试图把国家级智慧城市平台“The Seoul Smart City Platform”（首尔智能城市平台）搬到CES 2020会场。

根据韩国政府自己的说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数字行政平台”。

早在2011年朴槿惠担任首尔市长时，首尔便在搭建一个“市民就是市长”的城市。这座城市的特点是：

• 智能市民是首尔智能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沿和中心；
• 在数字平台上允许“公民创新者”共同创建未来城市；
• 建设智能基础设施和智能服务，实现“随需应变”和“数据驱动”；

疫情期间，首尔市政府（SMG）利用“市长智能城市平台”（Smart City Platform for Mayor）基于3200万行政大数据和尖端ICT技术（主要是由韩国信息通信行业的领头羊如三星和LG参与）展开抗疫。

在平台上，政府部门能够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动力，使决策者全面实时了解城市情况，并与外地工作人员直接沟通，从而有助于作出明智的决策。

它们将自上而下的政府进程与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以一种动态和协同的方式联系起来。

虽然公开数据是由政府提供的，公民可以玩数据集，创建有趣的可视化，然后在同一个政府网站上共享。市政当局为测试即将出台的政府提案而开发的电子投票应用程序，允许公民自行提出电子投票提案——公民提案的数量最终超过了政府提案。

首尔市长朴元勋在这次疫情后甚至预测称，COVID-19的大流行将引发科技繁荣。

他在6月2日的“世界市长峰会”上甚至直接提到，要推动首尔成为一个在各个领域（包括“智慧城市”和“安全城市”之上的检疫）打造国际标准的城市。

和首尔经验类似，新加坡同样有自己的“国家级平台”（其实更像是城市平台）。

在新加坡抗疫中，Smart Nation Sensor Platform（智能国家传感器平台，简称SNSP）则是起到了关键作用。Smart Nation Sensor Platform官网介绍中提到：

一个聪明的国家意味着人们和企业能够通过增加数据的获取、通过创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的贡献获得更大的参与性，以及一个利用技术更好地满足公民需求的更具前瞻性的政府而获得权力。

为了构建Smart Nation Sensor Platform，新加坡还建设了智能国家传感器平台。

这个平台是个锚点，公众在新加坡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时连接。普及的网络连接、基础设施和共同的技术架构将使公民、企业和政府机构能够利用技术改善智能国家的生活。

除了通用的数字“平台”之外，新加坡在今年疫情期间还推出了TraceTogether App。以帮助支持和补充目前在新加坡的联系人追踪工作，以减少COVID-19的传播。

新加坡总理府下属的智能国家办公室（Smart Nation Office）发表声明称，约有180万人下载了TraceTogether应用程序，但“这还不够”，毕竟新加坡人口达到了560万。

TraceTogether的工作原理听来挺奇怪的。

TraceGoToice采用分布式方法，当应用程序检测到安装有TraceGoToApp的另一设备时，参与设备交换接近信息。

跟踪用户卫生部（MOH）发布时间敏感的匿名临时ID，用于将患者识别为所有第三方。当APP的两个用户通过时，它使用跨越时间的设备之间的蓝牙相对信号强度指示符（RSSI）读数来近似两个用户之间的相遇的接近度和持续时间。

这种接近度和持续时间信息在滚动的基础上存储在手机上21天。一旦用户测试感染阳性，卫生部门会与他们联系，绘制他们过去的14天的活动轨迹，并请求联系日志。

不过，令人感到非常trick的是，这款应用在iOS设备上运行不可靠，可能会严重消耗电池寿命，这导致iPhone用户在使用这款产品时并不方便。

这种现象放在中国市场可能令人有些匪夷所思，毕竟支付宝和微信两大国民级APP早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

二

中国的实践

坦率说，韩国还是新加坡的诸多尝试极为前沿，而且在整体智慧程度上走到了中国前面，但在很多维度还是展现了的局限性：

• 移动端建设赶鸭子上架，和日常生活关联不够紧密，只是为了抗疫临时上线，它的可持续性不强；
• 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展开普及，首尔的城市经验相对规模可观，但新加坡的经验普适性不强；

要知道，韩国首尔聚集了韩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新加坡则是一个城市国家。首尔人口1000万出头，新加坡人口不足600万，数字政府建设相对简单。

但在中国情况不一样，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直接导致了需求多样、参与者众多、技术标准复杂的一系列现状。

• 中国国土面积辽阔，涉及不同省份、城市。行政管理体系复杂。每个省份都有不同诉求，省份之下又有不同城市，城市又有不同特色，省份和城市之间的体系还要打通，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体系也要打通；
• 首尔、新加坡的数字政府建设参与厂商相对较少。首尔是政府主导，三星、LG成为领导者，相对较好协调。但国内，数字政府的建设者包括互联网云厂商、传统ICT厂商乃至更多产业链中的参与者。
• 每家云厂商、ICT厂商擅长的东西不一样。此前，政府采购时往往考虑不同企业间的搭配、平衡，数据的打通、流转，服务的建设、架构往往都需要政府进行多家协调，还要各个企业进行接口的耦合；

这种复杂情况也定了，中国的数字政府建设，很大程度是靠平台级企业的市场竞争进程所推动的。很明显，云厂商明显加速了这一进程。

和韩国、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相比，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优势当然也很明显。

• 支付宝、钉钉、微信这类国民级APP已非常普及，公众也形成了一定的使用习惯，数字政府可以从过去“无感”的G端服务，一点点转化为有感的C端体验；
• 云厂商提供了庞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这些数字基础设施因为规模足够庞大，在接下来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甚至会发挥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

尤其是这一次疫情，同样加速了中国的步伐和进程。

尤其是阿里云代表的云厂商，它凭借阿里数字经济体的系统性能力，假设起了一整套庞大的数字政府工具。用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的话来说：

中国的数字化在全球是走在最前头。我们不管在消费领域、产业领域、政府治理、甚至农业都走在前面，我认为比大多数国家都走得要更完整。

张建锋的话是有道理的。

国家政策层面有引导，中国市场还聚集了一大批云厂商、ICT厂商，尤其是阿里云以及阿里云背后的“阿里数字经济体”利用平台级企业的优势可以系统化输出能力。

1、能形成一套跨越省份、城市的多层次数字政府体系，这比城市国家更复杂多元；

仔细追踪会发现，去年开始，阿里云就在推动数字浙江，今年浙江的网上政务服务能力也获得了全国第一。

浙江是中国最开放的沿海省份，政府意识较为前沿，营商环境也相对友好，现代化治理水平也相对较高。

尤其是浙江并非所有资源集中在省会城市，而是形成了复杂的城市网络，乃至产业带，如果能够以省份为单位展开“省-市-县”的系统性的数字政府建设。

它带来的示范意义是非凡的——这一次阿里数字政务中台打通了信息孤岛，可以实现了政府跨地域、跨层级的协同和一体化管理，再造了政务服务的业务流程。

操刀这种复杂多元的数字政府建设，而且会形成“灯塔”式的共振作用，进而在全国其他省份、城市形成示范效应。

2、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包括政府、个人、社会组织等各个领域推进数字化进程；

阿里这种国家企业它的触角、能量在数字政府的建设上，往往是以“带”、“省”为单位展开，而且是从产业发展这个视角去落地。

你要知道，阿里素来擅长在产业带上促进城市发展。数字政府其实和城市发展之间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同样也存在差距。韩国、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纵深有限，但是一个浙江省的治理，往往复杂度就超过了很多国家。

拿浙江省来说，今年阿里和浙江省签订协议，试图用数字化赋能浙江制造。在协议中试图3年内在浙江知名产业带区域建立100个产地直播基地、打造100个销售过亿的C2M超级工厂及定向扶持5个产业带。

从政府管理到产业发展再到社会服务的数字政府建设思路，有些天马行空。这也是平台型互联网公司的优势。当然，至于落地到城市维度上更细颗粒的服务，我们还要向韩国首尔、新加坡学习。

3、形成了中台这样的新型操作系统，可以面向大数据、智能、IoT、移动化；

9号的阿里云线上峰会上，阿里数字政务中台也发布了。各级政务服务机构可应用它快速搭建政务服务应用。

数字政务中台包括政务知识引擎、服务事项、事件受理、服务评价等产品能力模块和系统集成工具。应用这些产品和工具，政务部门能够在手机APP、小程序、网站、政务服务大厅、社区服务站等服务终端快速构建政务服务应用。

数字政务中台的出现，对很多地方政府而言，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快速建立起政府的数字政府系统。尤其是做深基础、做厚中台，做大做强生态这种构想，更是超越其他东亚国家以城市为核心的数字政府建设。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设想，它可能会形成国家为单位的数字政府——当然这还是需要时间，更需要顶层设计的统筹规划。

其实这一次疫情期间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的苗头。今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指导支付宝、阿里云加速研发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疫情防控健康码系统。这套系统在后来疫情缓和之后迅速成为了不少居民穿越省份的凭据。

当然，想要形成国家为范围，落地到城市、县域的数字政府体系，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三

现代版编户齐民

东亚抗疫下的数字政府其实已然成型。

东亚国家一直有“编户齐民”的制度。

中国为核心的历代中原王朝政府实行这种户籍制度，规定凡政府下辖的户口都要记录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等项目。

你可以想像，这种思维延续至今，哪怕在数字化的今天，同样通过技术手段得以实现。

尤其是在这次疫情之后，东亚国家在数字技术领域的一些优势会被得以采用。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首尔的抗疫成功经验使其成为了“城市对抗COVID-19”2020年全球峰会的主持城市。

首尔市政府建立了一个在线平台，旨在分享其应对措施控制COVID-19。开通后仅一个月就超过500万。

包括莫斯科、雅加达、伊斯坦布尔、布达佩斯、德黑兰、特拉维夫、布宜诺斯艾利斯、温哥华、重庆和德里等城市的市长在今年6月初都参加了这场讨论。

对中国而言，阿里云们的尝试在未来可能会引发更大、更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当下国内数字化转型的步伐速度越来越快。

数字政府的建设，其实正在成为平台与平台、生态与生态之间的较量。平台与生态的博弈会带来充分的市场竞争，也会提供更多元的选择。

在去年的阿里云峰会·上海站上阿里副总裁许诗军称数字政府服务1.0是网上政务，2.0的核心支撑是数据化运营。

在今年许诗军发布了城市大脑3.0，阿里副总裁叶军则是发布了政务钉钉1.3版本以及数字政务中台。

你可以看到，城市建设和数字政府一直是阿里云的一条主线。

阿里云为代表的数字政府解决方案和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的视角极为宏大。

当然，城市、政府不可能只有宏观维度的东西，更有微观的日常生活，精细到鸡毛蒜皮的社区琐事。

这一次疫情中，中国省份之间的穿越往往都需要健康码作为通行依据，钉钉成了健康码的底层支撑。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数字政府在细枝末节上的切身体会。

这一次疫情中国虽然结果不错，但还是暴露了大量土方治国的弱点，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程度不够高，这也是为什么首尔会被誉为“抗疫之光”。

治大国如烹小鲜。

数字政府、智慧城市，不只是那些大的东西，如果能做成针线活儿，让细微的生活琐事都能让居民更便捷、迅速、有尊严的完成，才是真正好的数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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