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灿 编辑/陈彬

转载自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

原标题/208位编剧年收入过百万只有11人，青年编剧之死背后的青年编剧们

3月，当人们发现独居青年编剧鲁念安时，他已经在一个夜里离开人世间，没有人知道他离开时是痛苦，还是快乐。这则消息来自娱乐资本论的一篇报道。

报道还说，鲁念安是一个从青春作家转型到影视行业的编剧，起点颇高，但耗费巨大精力的两个项目相继难产。这折射了影视编剧行业的一个事实：项目死亡率高，从业者超时工作成常态，许多人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

一份调查了200多位青年编剧的报告显示，编剧本身就是一个要面对复杂关系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是堪忧。这份工作在邀约生产机制下生存。2019年，影视行业有一千多家公司破产，如果甲方制作机构停止工作，编剧就没有合约。大部分青年编剧们已经做好了2020年减少收入的打算。

在日常的不确定性面前，如今的他们正面临一个更大的危机——疫情给影视行业按下的“暂停键”仍未全面恢复。

在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的调查中，发现不少青年编剧接不到项目，交不上房租，离开了北京。在宏大的理想面前，他们或意气风发，或沉稳执着，但不得不接受现实的考验和挑选。

成为编剧

8年前，李清源想通过谈恋爱来解决人生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接下来要做什么？经过一年的时间，还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但爱情没了。

2012年李清源刚从大学毕业，时任男友是一个博士，对自己的未来规划很明确：进体制，买房子，结婚生娃。他在重复别人的生活轨迹中，寻找自己的意义。

但李清源当时对自己的未来规划还是一团浆糊，四面八方都是路，不知道哪一条路才是自己的。从小，她就喜欢看电影，很多关于世界的认知都来自于电影电视剧；大学念了影视美术专业，一个寒假，她把黑泽明全集买回家，看完之后觉得黑泽明真牛逼。

时任男友总对李清源说，要规划自己的人生。一开始她不在意，后来慢慢被影响到，开始重视起来。

她决定在家写剧本，尝试一下能否去做这件事。高中毕业后学画画是为了靠近导演这个职业，大学四年四处听课，几乎每天看书，也是为了积累知识，为以后的表达做准备。导演要比编剧难做，如果写剧本可以的话，还能给自己未来的路指明方向。

写完人生中的第一个剧本后，“感觉获得了一种力量，我就明白我该去追求这个事业了。”

2013年，李清源前往北京，开启了她的编剧生涯。

她是在豆瓣上找到这份编剧工作的。一位业内老编剧在豆瓣上发帖说，他招电影编剧助理，但前期没有钱，得把项目做完，甲方给钱了，助理才能有钱，助理得先找一份其他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李清源不在意这个。北京，就是她想要去的地方。

到了北京后，她一边在一家影视公司做纪录片，一边等着老编剧的项目推进，但项目进度太慢了。写剧本更像是她的副业。

真正接触编剧行业，是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年。2014年秋天，李清源接了一个网剧剧本，她全权创作。

但在她身上存在的劣势还是暴露了出来。进入项目创意阶段还不错，推进到写剧本时，如何通过场景和台词把大纲的设计表达出来……李清源还很不专业，“我总抓不住人物……我对故事的创作能力仅限于创意和策划，距离写出好剧本还有很长的距离。”

另外在剧本修改上，李清源也没能在沟通上同制片方达成一致。她当初写的剧本可谓是“白菜价”，因为勤奋态度好，制片方希望能继续合作，但是要推翻原本的剧本，重新写一个故事。李清源头大了，她对原来的故事很有感情，希望能通过不断修改达到制片满意的效果。

“制片人想把一本小说融进去，我觉得两个故事不兼容，当时说的时候有其他人在场，制片方觉得很没面子，训我，事后我退出了。”李清源现在回想起来说，“如果稍微圆滑一点或者不意气用事，去改改小说剧本，也是条路。”

李清源没有接受过系统地剧本写作训练，一直都是自学。整个编剧行业里，从专业院校毕业的编剧不算多。

4月10日，华语国际编剧节联合多家影视机构发布了《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下文简称：报告），这份访谈了208位编剧的调查报告示，受访编剧中，有超过54%的人没有接受过全日制高等院校编剧类专业教育。他们也就是业内所谓的“野路子”派，拥有建筑学、医学、会计学、计算机科学等背景。

李清源高中复读了两年，决定成为职业编剧是在27岁。业内很多人都在23岁左右做出选择。报告显示，在成为职业编剧之前，约七成受访编剧都是影视或文学相关的从业者或学生，大多是“圈内”发展，专业相关性和工作领域相对聚焦。仅就受访者的最高学历毕业院校来看，北京电影学院是编剧的最大输出地，其次是中央戏剧学院与中国传媒大学。

图片来自《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

按照不同的隶属主体，编剧可分为签约编剧和非签约编剧。签约编剧通常会与影视公司、电影制片厂、工作室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五险一金等方面有基本保障。非签约编剧有两种，一种是完全独立单干，在外面接活儿；另一种是依靠在某一家公司里，兼职做编剧工作。

不同路径让不同编剧遭遇了各自不同的困境。

2017年5月决定从真人秀编导转到编剧行业之前，姜黎黎的公司正在做一档综艺节目前期策划。但就是那一年，“限韩令”和“限娱令”相继出台，韩国综艺节目流向中国的途径被切断，国内综艺娱乐节目被政策性缩减。

姜黎黎跟随一位业内影视公司制作人进入编剧行业，花三个月策划了一部网剧，最终以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拒绝购买该剧本流产告终。

姜黎黎在编剧行业的第一枪落空，成了无业游民。这个项目还暴露出了其他问题。据她分析，剧本讲了一个爱情故事，但制片人的观念陈旧，把整个剧本的设定做得太老气，台词过于追求文学性，丧失了网感，很难吸引到“网大市场”的三四线人群观看，没流量，平台自然不会购买。

姜黎黎读专科学校时，专业偏向于电影行业。毕业后，考了中国传媒大学的自考学位，想往导演方向发展，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女性导演。编剧是她职业规划中，走向导演道路的一个台阶，不是终点。

在成为导演之前，姜黎黎要靠其他工作来维系自己的编剧副业。2019年，她没有接到完整的剧本项目，只帮朋友策划了一个网剧项目。

大多数青年编剧平均每年接一到两个剧本项目，能够同时推进的项目数也大体在两个左右，而且一般是一个项目快收尾时才接入新项目，很难同时应付多个项目。

报告显示，能同时推进四个及四个以上项目的受访编剧，基本上都拥有自己的工作室或团队。在有效的分工协作下，操作多个项目。

图片来自《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

很多独立编剧都处于单打独斗状态，在调查中，有超过100人没有加入经纪公司、制片公司或者编剧工作室。影视寒冬袭来，他们更难接到项目了。

现在，姜黎黎在北京一家新媒体公司做运营，“起码公司能够给我交社保。”

图片来自《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

写剧本也只是一份挣钱活命的工作

在南方一所高校读完硕士后，陆一珞找了一份制片人的工作，看剧本、看小说、做评估。

很多人把他们视为“剧本星探”，一旦自己的剧本被他们看到，便有机会拍成影视剧。但基层制片人只是在做基础工作，最终的决定权在领导身上。

有一次，陆一珞看到一个剧本关于老人日常的故事，“我被打动了，我拿剧本去给老板看，老板看都不看剧本就说，哪个青年人还看黄昏恋的故事？”

陆一珞第一次遇到资本和剧本故事之间的冲突，且期望落空，以资本获胜而结束。

没过多久，另一本小说闯进陆一珞的视野。她花了几天时间把小说的电影改编方案写完，发现改编方案的原创内容更多。用剧本的标准衡量这本改编方案，更像是剧本的故事大纲，“它被我当时的老板直接拿走了，后来还莫名其妙被立项了。”

陆一珞觉得自己的作品被侵占，心里很不爽。在业内，这叫“骗稿”，指如果编剧写的剧本被采用但无署名、被盗用创意大纲或者核心故事情节，等等情况。

像陆一珞这样被“骗稿”的年轻编剧还有很多，报告显示，受访青年编剧中有过这一经历的比例高达75%，且近半数是入行不到三年的新手编剧。业内缺乏有效的保障手段和维权支持，要证明创意大纲或者相关内容的版权归属本就不易，还要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一般只能“认倒霉”。

这种维权乏力的事情长久存在，衍生出一种畸形潜规则：我骗你的稿，说明你有价值；否则，我连你的稿都不骗。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陆一珞从另外一个角度安慰自己：起码我写剧本是可以的，否则也不会被立项。

陆一珞裸辞后，窝在家里写剧本。

2016年上旬，陆一珞把手中的剧本写完，向一个编剧类比赛投递过去。年底，陆一珞的作品从几百个作品中脱颖而出。

这给她带来了新的可能。

大赛组委会几个评委很欣赏陆一珞，给她推荐了一个去北京的机会。

2017年底，陆一珞前往北京，与一家影视公司签约，正式开启她的职业编剧生涯。

北京是很多青年编剧的朝圣之地，那里有足够多的影视资源。据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通报，北京的影视机构总量、产业规模和产量全国第一，截止2017年底，北京地区有7612家公司能制作广播电视节目。

这也意味着竞争激烈。

“出人头地。”这是编剧郑佳初到北京时最强烈的想法。201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班，系统学习编剧知识，新鲜感扑面而来。2019年初没有活儿的时候，早上6点钟起床，乘坐地铁6号线辗转到北京电影学院听老师早上8点的课。

但当郑佳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后，北京的狭小性开始以各种平凡方式击碎她对这座城的美好想象。

刷朋友圈时，发现一个好友动态评论区，出现了好几个本以为单线联系的同行；给一篇微信文章点“在看”，没过一会儿，微信看一看那栏多了一个红点，点开发现一堆并未谋面的共同好友在看同一篇文章；参加一个陌生人饭局，自我介绍时，原来大家在微信上全是好友，在相互不告知对方的情况下，共同出现在饭局上；接受媒体访谈时，聊起天来，发现采访自己的记者就住在离自己不远的地跌上一站。她最初的憧憬和美好想象，在日复一日和循规蹈矩的生活节奏中被磨平。

郑佳身上展现着一个传统的闯荡故事：从普通城市（合肥）到顶级城市（北京）求学、工作和生存，个人能力和作品质量快速提升，获得同行认可，接触到大城市社会资源，看到这座城市最勃勃生机的一面。

但也有很多故事提供的经验让她绕道而行、望而却步。

郑佳曾考虑过进入影视公司，成为签约编剧，但自由惯了，担心影视公司的条条框框牵绊她。另一个事实更残酷，“我说句实话，北京有太多北大、清华、北电、中戏、中传毕业的人了，所有人进入一家影视公司都要从底下往上走，想出头其实特别困难。”如果进入影视公司，她就得完全承认职场达尔文法则，接受一套放弃适当自由的职业规则。

北京很大，大家各忙各的，且脚步很快。用郑佳的话来说，“北京是一座很冷漠的城市，太多人有梦想了，太多人有实力了，你怎么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呢？”

郑佳选择往独立编剧路上发展。她接过最高的一个剧本项目是15万。2019年，她接了两个项目，按照计划，接下来有一个剧本要开拍。这条路径不好走，除了个人实力，也很靠人脉资源。

报告显示，作为行业资历不深的青年编剧，有七成受访者都是经由老师或朋友的介绍来获得项目机会的。要想只靠作品说话，难度似乎高了一些。除了主动投稿、自我展示，行业“关系”和“人脉”是青年编剧接触项目不可或缺的渠道。

编剧行业很小，这意味着它就是个江湖，江湖讲究派系资源。一旦一个学院派编剧毕业，同校老师、学长、学姐，都会成为他在行业打拼的重要资源。

图片来自《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

“没有公开的平台让你去抢单，你有没有活儿就看这些，小团体非常重要。”陆一珞说。

编剧是邀约生产机制，如果甲方制作机构停止工作，编剧就没有合约。编剧汪海林在央视电影频道“今日影评”中说，他认识的一些青年编剧已经交不上房租了。除了行业原因，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缺乏资源导致的。但对拥有不错资源的编剧而言，并不是说所有资源都能给他们带来良好的合作氛围。

2019年，编剧赵公元帅在厦门跟一个影视项目。在剧本会上，投资方认为他们为拍摄上花了很多钱，需要更多话语权，但是编剧方也想要更多话语权。一方说服不了另一方，争吵局面一度不可开交，拍起桌子大鼻子瞪小眼。

自2016年入行以来，赵公元帅创作了不少作品，在各大平台都有播出，但他一直被一个情况困扰，“我经常遇到业余指挥专业的情况。很多制片人根本不懂剧本，但人家是出资方，我现在没办法和资本方抗衡，我需要他们。即便资本方介入剧本过多，是逐渐减分的一个过程。”

图片来自《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

“权力就是春药，你让一个有权力的人去听下面的人或者旁边的人，这个都很难，而且人一旦到了高位，他会对很多东西失去判断力，非常想要自己的话语权。”这种支配欲源自个人的喜好抉择，而不是为了给观众呈现更好的效果。陆一珞吐槽说，“网上说给编剧寄刀片，关我们什么事，我写的不是我想写的。”

说到底，写剧本也只是一份挣钱活命的工作。

编剧处于影视剧创作链的第一执行环节，可简化分为：编剧—制片人—资方—导演—平台。编剧负责创作，制片人负责拿创意去售卖，资方负责出钱，导演负责呈现内容，平台方负责渠道播出，话语权辐射范围逐一递增。

谁是话语权最大的角色呢？得从具体项目中区分。国内目前比较盛行制片人中心制和导演中心制，前者把项目的核心控制权集中在制片人手中，后者需要在影片摄制时建立一套以导演为核心的创作体系。

抛开内行，编剧行业存在的以普遍现象是：“有话语权的人不参与创作本身，参与创作本身的人没有话语权。”

陆一珞说，“我们都想做好剧本，或者要达到更高的目标，但太看运气了。”

图片来自《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

时运不佳

怎么理解编剧圈的“运气”呢？

编剧成长史也是个人权力崛起史。当小编剧成为大编剧，意味着你能调动和掌握的资源就会越多，能在整个项目中把很多客观条件稳固下来，让它们成为影视流程中的可操控部分。

一部电影开拍、制作、审核……走过所有流程就等着正常上线了，但影片真能顺利登陆市场吗？难说。而这种不确定性就被称为运气，有好坏之分。

影视圈有个默认的共识是：成功人士越到顶尖，能操控的资源越多，越拼运气。某种程度上，运气成了他们做影视项目的核心元素。

编剧赵淑敏遇到最沮丧的事情发生在2019年9月。剧本签约平台高层出事儿，项目落空。

赵淑敏开玩笑说，“这就好像昨天我们还开剧本会吵架，出门我还诅咒你不会有好下场，结果居然灵验了。”

赵淑敏1994年生人。那年中国的GDP是5643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4%。在往后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增速一直飙升，GDP的计量单位也从亿变成了万亿，她经历了中国经济势头最猛的增速阶段。

他们接受的观念是：明天会更好。

忽然间，他们要面对某种退潮、某种紧缩、某种战争、某种灾难的时候，“我们其实毫无经验，不只是影视行业没有经验，是所有行业都没有经验。就像这次疫情突然发生，我们此前没有任何预案，我们忽然被放到一个巨大的漩涡中。会慌。”

此时，很多自认为有才华的人状态低迷，他们自嘲自己怀才不遇。赵淑敏身边的同行开玩笑说，“我们刚进入大学，整个影视行业最蓬勃、经济泡沫最大，只要你进到这个行业，哪怕是傻子都能挣钱。等我们毕业了，整个行业寒冬了。”

这意味着，靠大环境助推个人快速积累财富的机会变小了。他们多少会有些不知所措，多少会有些不解。这也恰好是这代年轻人的时代困惑与时代遭遇。

2018年初，知名演员税收事件成为导火索，引发整个影视行业监管政策全方位收紧，影视行业出现最彻底的一次清理期。大批影视公司倒闭，影视剧产量下降，电视剧售价大幅下降。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数据，我国电影总票房在2019年达到了642.66亿元，但同比增速只有5.4%，且近三年都呈下滑态势。

这种状态并没有消解，还在持续。

“今日影评”报道，2月1日，《关于新冠疫情期间停止影视剧拍摄工作的通知》发布，给影视行业按下了暂停键。原本处在幕后的编剧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编剧再拖稿就对不起疫情了”这样的说辞尘嚣甚上。潜台词是：疫情期间影视行业停工，编剧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写剧本。但这种言论也饱受争议。

其实，编剧写稿的地方因人而异。汪海林在“今日影评”节目中说，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喜欢在酒店大堂写作，要看见人群；《战狼》的编剧刘毅喜欢潜水，他在度假村写作；陈思诚导演喜欢在飞机上写剧本。面对疫情这一客观现实，习惯在外写剧本的人们不得不去做调整。

对那些习惯在家写剧本的编剧来说，倒影响不大。报告显示，编剧选择在家创作的比例达到70%，在公司办公室、咖啡馆或者茶馆的比例是14%和9%。

李清源在三里屯附近租了一个房子，长期在家写稿。写稿前，她要思考很多东西，故事结构、人物状态、场景搭建、时代元素……这个过程心理压力特别大，“我在我屋子里放着一箱零食，吃完零食再去写。”很多编剧相信，糖分予以人灵感。

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问题，李清源会去逛三里屯附近的老社区，看大爷、大妈、小孩儿、行人，街头小店，疏影建筑，市井里的生活气和烟火气能舒缓她的紧张感，一旦想到解决办法，立马回家继续写。

疫情期间，李清源手里的很多工作停掉了，“但我不能停，我自己在家写了两个电影剧本，完善一个正在推进的项目。”北京燕郊，赵公元帅正在出租屋里给一家影视公司写剧本。如果顺利，这个剧本会拍成网剧，登陆优酷。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华语国际编剧节又对参与调研的青年编剧，补充了对疫情相关影响情况的调查问卷。参与补充答卷的109位青年编剧中的大部分都有正在创作开发中的项目。其中85位受访编剧表示正在进行的项目受到疫情不同程度的影响。有部分编剧说，自己在2020年的收入将会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已经做好抗寒的准备了。

在原先的208位受访者中，他们的项目周期从一年到两年不等，2019年度收入过百万的编剧只有11位，超七成编剧的收入在20万以下。很多人在2020年被迫停下脚步。

图片来自《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

“停下来”对在北京逐梦的年轻人来说有些奢侈。他们已经适应北京的快节奏了，一旦停下来不是说真没法儿活下去，而是发自内心的某种关于忙碌的恐慌。

有事做，会让他们内心更为平静和安稳，只要认真做事的人，就会有压力。他们乐于承受这种压力。

图片来自《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

被认可比金钱重要

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影视行业的盛大聚会，编剧圈借此机会组了很多陌生人饭局。赴约者在没抵达现场前，谁也不知道饭桌具体有哪些人，一个人拽着另外一个人就去了，很可能大家坐在一张桌上也互相不认识。

一次，赵淑敏被一个朋友拽到一个饭局，桌上都是70后老前辈，只有她一个90后新生代。恰好，饭桌上的议题围绕“新生代编剧不行”展开。她的处境很尴尬，眼神在躲藏众人的目光。

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编剧对这个话题滔滔不绝，说新生代就应该写甜腻的青春戏，那种宏大叙事、现实主义的题材，交给中生代来写。

赵淑敏处于条件反射，脱口说了一句：“凭啥？”

“你哪年出生的？”

“我94的。”

随即，那位编剧向赵淑敏出了一道历史题。赵淑敏把答案说了出来。

“那还挺好，好多人都不知道。”赵淑敏转述那位编剧的话说。

“我心里不服。我在心里说：你凭什么觉得我做不了？”这反而成了赵淑敏下定决心写现实题材剧本的信念。

像赵淑敏这样的年轻编剧在成长道路中，做很多事情都不是自我挖掘的，而是因为外界刺激。由此产生的主动性为可以理解为“抗争”。

后来，她真和一个现实题材的项目较上了劲儿。

“一开始对方（制片方）也不敢用我，我就一次一次去比稿，给自己降价，放弃很多权益，最后拿下来了，现在在写。”赵淑敏说。

赵淑敏反抗的对象其实不是那位编剧，而是那位编剧背后的价值判断。每一个人都渴望被需要，每一个人都渴望自己被重视，在急流勇退的浪潮中，摆在年轻编剧们面前更大的命题是确认自我价值。

郑佳在2019年抑郁过一段时间。抑郁和创作有关。她当时在独立做一个电影项目，要写一个电影剧本，制片人很喜欢，但投资方和制片人产生了矛盾。郑佳处在中间，权衡双方意见，最后她没办法了，“总被否定，总感觉自己写得不够好。”

也是在2019年，郑佳作为新人编剧，在影视寒冬面前，连房租都交不起了，穷困潦倒。秋天，和一个制片人见面后，转机来临，签了一个项目，硬着头皮往上做，“必须做下来，不然手里没有钱了”。

不少青年编剧等着“天上掉馅儿饼”，既渴望项目砸到自己头上，也希望手中的项目能顺利推进。但世事无常。有编剧睡了一觉醒来，整个项目就黄了，没有钱，也没有人需要你。忽然间从一个忙碌的状态中抽离出来，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令人备受煎熬。

有编剧判断，整个编剧行业从业者的压力都很大，很多编剧得了抑郁也好，放纵自己也好，可能不全是经济收入的问题。编剧在从事创造性工作，大家非常需要从外界确认自己的决定，通过别人的反馈，确认自我的思想和理念是否有价值。

“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比收入更重要。”赵淑敏说。

在两次编剧调研中，“收入”在衡量编剧成功标准中都被排在了后位。对于青年编剧来说，目前最为迫切需要的是获得业内外认可。

图片来自《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

“被认可”是多数受访编剧心中“成功编剧”的衡量标准。报告称，有不少受访编剧表示，“写出有价值、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才算是成功的编剧。

陆一珞现在的生活其实很枯燥，用她的话来说，“除了开会就是工作，没什么娱乐时间。”只有写作时，她才会变得活灵活现。

“有时候写到自己开心的场次就会很激动，晚上睡觉后，我脑子还在不停地重复我写的那些词。”即便是第二天醒来，也会为自己而激动。

这些年轻的编剧，谁都不服输，谁都想在不长的时间里证明自己。

在为数不多的受访者中，赵公元帅是鲜有对目前的状态感到满足的编剧。他快40岁了，身后有妻儿安家，身前能执笔天涯。2007年，他遭遇过一次特别严重的车祸，“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突然领悟：人得活得有意义，不能每一天、每一年都过得一样。”他说的“不一样”更多存在于精神世界。

“现在，我已经找到人生中的意义了。我做了一些事，能在我生命中留下痕迹。”赵公元帅说。

他进剧组跟班，看着演员把他剧本描述的画面呈现出来，演员们的每一步都在复刻赵公元帅书写的故事。他女儿和同学聊天，女儿向同学炫耀，“你去百度上搜xxx电视剧，那是我爸写的。”这种成就感蔓延到了赵公元帅的热血中。

着眼当下，赵公元帅心满意足。但放眼未来，他也想要星辰和大海。

（应受访者要求，除姜黎黎和媒体报道（人物）信源信息外，其他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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