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生于忧患，败于松懈：美国百年防疫史
“1918年那场流感大流行之后的百年间，我们对流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它的遗传密码，它是如何变异的，它是如何使我们生病的，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有效的方法去战胜它。”
——【美】杰里米·布朗《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已经让很多人回想起了1918年那一场全球大流感的爆发。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至少带走了5000万人的生命。根据杰米里·布朗在此书中的说法， 这一流感病毒（N1H1）放在今天的美国传播，也可能会造成超过200万人的死亡。
当然，这一类流感病毒的后代们依然活跃在全世界。仅在美国，每一年还是会有3.6万到5万人因流感而丧生。所以，尽管如开篇所引，我们对流感这类病毒已经非常了解，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完全根除或者治愈所有流感患者。这也许正是这些病毒的狡猾之处，当人们小心谨慎时，他就悄然离去，让病人自愈，当人们放松警惕时，他又肆意蔓延、不断进化。
制伏病毒本身，还只是一个医学难题。但是对抗病毒引发的流行病疫情，则成为一个需要涉及社会、政府、民众、经济等多层因素的一个复杂难题。从当前报道来看，因为新冠疫情在美国的蔓延，美国政府和疾控中心（CDC）的迟钝决策、准备不足以及信息公布不及时等问题正在遭受着来自媒体和民众舆论的重重拷问。
这让我们不禁要问，美国政府在一百年间的流行病疫情的防控的表现如何？作为全球领先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的建立者，美国政府和CDC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是否及格？这些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的细节处，去抽丝剥茧地挖掘出来。
1918西班牙流感：源于美国，泛滥于一战，永存于人间
这场事后被称作 “西班牙流感”的疫情，其实是源于一场由H1N1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全球性流感大流行。之所以被冠之以“西班牙”的地名，主要是西班牙当时疫情非常严重，并且又是第一个公布疫情的国家。因为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场瘟疫的源头，只能拿最“诚实”的国家来冠名了。
从1918年初到1919年间，这场流感大流行造成全球大约5亿人感染，超过5000万人死亡，当时全球人口才17亿。据现在的研究，这一流感病毒最早是1918年3月，在美国的军营里爆发，随后被派往欧洲战场的士兵们带到了欧洲各地，之后它又出现在北非、印度和中国，并开始向全球蔓延。真正恐怖的疫情开始于1918年下半年，变异后的流感病毒根据传染性和致命性，同时叠加战争、难民等因素，短短几个月时间，造成了全球2000万人丧生。第三阶段是从1919年1月到年中，由于各国开始采取一系列防疫措施，疫情得到一定控制。但仍然夺走了数千万人的性命。而到1920年，这场大流感突然销声匿迹。但可以肯定的是，并非各国政府的防疫措施起到了什么关键性作用，只是这场流感突然放过了人类。
这场流感大流行造成了美国超过67.5万人丧命。从历史资料里我们看到，医生们尽管已经知道这是一种强传染性的疾病，但基本对治愈病人束手无策，人们根本也无从判断一些病人治愈是因为医生使用了某些药物，还是病人自己的免疫力起了作用。而当时全世界的政府和民众在流感面前都无不处于近乎“裸奔”的状态，很多防疫措施，基本上只能基于当时的医学认知和之前积累的防疫经验，匆忙实施。
最初，人们并不知道疫情的源头，首先公布疫情的西班牙被看作是“疫情”的输出国。由于战事当前，美国联邦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担心民众恐慌的蔓延，而非流感本身。政府的隐瞒和掩饰，导致肆虐的病毒很快从主要城镇传播到偏远的阿拉斯加州地区。正因为一些感染者被埋葬于北极圈内的寒冷冻土中，80年后科学家才能从他们身上提取到1918年的病毒样本。真是令人唏嘘。
美国地方政府也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在1918年的9月底，费城政府公共卫生主任威尔默克鲁森无视医生的劝阻，拒绝取消一场为推销政府战争债券的20万人大游行。一时间造成了流感的全面的蔓延，最严重一天造成759人死亡。10月间，共造成1.2万人死亡，当时费城的人口才170万。
到1918年10月，美国大部分城市都停止了公共服务，市民生活陷入停滞。疫情开始得到政府的重视，美国公共卫生局开始发挥作用。一、要求各州和公共卫生部门按时上报感染人数；二、发放流感防疫手册；三、任命流感专员，协调各州当地的资金筹措和人员调配。
各州地方政府也开始制定了防疫应急的强制措施，比如更严格的隔离政策、错时开工、以及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口罩，为此，违反者还将面临罚款或者监禁。
对于当时的医学界而言，他们没能知道这个病毒如何而来，这个病毒又是如何消失的。他们也没有合适的疫苗、抗生素等药物，也没有重症监护设备或其他有效设备能够挽救重症病人的生命。这种无力感在今天是我们难以体会的。但至少关于防控疫情的公共卫生措施更加完善，比如人们知道了病毒传染的主要途径，公共环境的消毒卫生，以及公共卫生习惯的改善。
尽管这场全球大流感在1919年之后突然绝迹，但我们知道它只是换了一种稍微温和一点的面貌，长期潜伏在了人类当中。无论是它的变异的后代还是同胞兄弟，总会在人类放松警惕的时候卷土重来，收割数万人的性命。
失控的艾滋病：一场有关无知、偏见以及利益计较的抗疫败仗
不管是出于人类本能，还是出于文明的偏见，对于未知事物和不同于大众的边缘事物，人们总是难以理解和接纳。在20世纪，没有一个事情像艾滋病（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以及艾滋病人所引发的旷日持久的恐惧和排斥。
艾滋病本身就像自然给人类开的一个黑色玩笑，而人类自己则将这些病人推向深渊。但出于无知和傲慢，人类又让艾滋病毒轻易蔓延开来，最终成为波及全球的公共卫生的灾难。
在今天，我们对艾滋病已经有更为科学的认识，了解它的治病原理、发病表现、传播途径，以及有效地预防和维持正常生活的治疗手段。但这是在人类付出几十万人生命的代价上才得到的结果。
在1980年代的美国，艾滋病首先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它被认为只关系到男同性恋这类少数人群，被称作“同性恋者的癌症”。在当时保守主义占据上峰的里根政府那里，这是一个需要无关紧要的问题，或者说，只是这群“不检点”的人才会感染的病毒。出于宗教信仰和偏见，大众对这种传染病谈之色变，避之不及。
据媒体事后报道，里根政府并非无所作为，但没有用对地方。里根政府的大笔财政投入用于检疫并封锁艾滋病人，以缓和民众恐慌情绪，但用在研究和治疗艾滋病上投入极少。在政府的引导及媒体的沉默下，公众持续投入到对艾滋病人的区别对待和歧视上，拒绝艾滋病患者上学、工作等等。
但艾滋病毒的诡异之处就在于，它并不是通过日常接触传播，除了当时人们公认的性行为传播外，人们并不知道血液和母婴也是最主要的传播渠道。
到1981年，美国首例艾滋病确诊后，越来越多的血友病患者感染了艾滋病。一切矛头都指向他们救命的血库的血液。1983年初，人们意识到了问题，美国公共卫生局牵头，疾控中心、血液制品行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同性恋者组织以及血友病组织等，都参与了一项事关重大的讨论——是否增加一项替代血液检测指标，还是直接筛查献血者。出于各方的利益考虑，血液制品行业出于成本考虑拒绝增加检测，质疑艾滋病通过血液传播的事实， FDA部分官员甚至拒绝相信有艾滋病这回事，同性恋群体完全拒绝献血身份筛查，而最终CDC没有推动任何一项有效的措施。
美国的科研组织没能有效证明艾滋病的血液传播途径，技术官僚和相关商业组织则干脆拒绝接受艾滋病在非同性恋之外的传播，特别是在女性当中的传播。
事后证明，这将是人类出于无知和傲慢犯下的最为严重的错误之一。当1985年，一位公众明星因为感染艾滋病去世，终于引发全美国的公开讨论时，已经有 1.2 万美国人已经或即将死于艾滋病，还有数十万人感染了病毒。
无知导致了偏见，偏见导致了错误，错误造成了巨大牺牲。面对牺牲，通常很多人甚至会固守当初的偏见，来免受认清真相后的痛苦和自责。而也有少数人愿意选择直面真相、帮助弱者乃至付出巨大勇气去解决问题。当然，我们庆幸这些少数人最终赢得了胜利，才能让我们今天能够科学、正常地面对这一种多去数十万人类性命的病毒。
地表最强CDC：战疫急先锋，出事背锅侠
近日，随着美国新冠疫情开始蔓延，美国政府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正处在民愤滔滔的风口浪尖之上。所谓“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美国英雄主义的逻辑用在CDC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CDC于1946年诞生，最初预算只有1000万美元，员工不足400人，致力于疟疾防治；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万多正式员工和遍布全球的超过1万的非正式员工，年度预算超过 120 亿美元的公共卫生的服务机构。作为一个距离总统只有“两步之遥”的联邦机构，CDC拥有相当大的独立决策和行动自由，能够跨州调配物资，直接向总统报告紧急情况，负责全国防疫和应急响应两项工作。
现在美国CDC正遭受“权力过大”的反噬。新冠疫情进入美国后，CDC的一系列操作被指责为“反应过慢”且“失误连连”。
目前最大的诟病就是在病毒检测试剂盒上面的进度缓慢。一方面CDC坚持用自研的试剂盒，但在2月中推出和发放的新的一款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却存在重大缺陷，不得不立即召回。尽管2月底，各州检测机构可以采用生产的试剂盒，但最终核准结果仍然要通过CDC部门的确认。一方面，CDC指定的检测门槛过高，仅仅针对有过病毒患者接触史或者去过中国的人展开检测，但大量疑似或者无明确感染源的患者开始出现。直到2月27日，CDC才决定放宽检测标准，将韩国、意大利等地回国的旅客，以及“感染路径不明”等都纳入到检测标准当中。这些问题仍然暴露出目前CDC在病毒检测上的官僚做派和响应能力的不足。
另外一个更受民众诟病的是有关疫情传播的数据公开。由于美国FDA于2月29日授权各州实验室独立检测后，CDC以“数据不准”为由，停止公布各州的确诊人数，而是以“YES”和“NO”来反映各州的感染情况。CDC公布疫情信息的延迟直接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愤怒情绪，更多人将CDC的不作为的根源指向特朗普政府的懈怠和“刻意隐瞒”。
疾病防控存在着一个认知的悖论。如果一种疾病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大众并没有对此有任何特别的认知，也无从理解疾控部门的重要作用。这就有点“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意味。然而一旦疫情危机无法有效控制，惊人的疾病感染和死亡的现实，立即又让民众将希望寄托在疾控部门的身上。而重压之下，疾控部门长期积累的问题又将充分暴露出来。
从CDC的发展史上看，其权力的扩大跟其在美国乃至全球公共卫生方面的贡献是成正比的。特别是在应对当年的非典、埃博拉病毒和去年以来的美国流感流行中，CDC都能够及时、有效的地警和应对。但CDC在防疫部署上，仍然高度依赖其他部门、地方政府、社区、民众和企业的配合。比如疫苗的研制、药物的储备和发放、应急预案的指定和执行，以及在城市管制上面仍然要听从政府的命令。
特别是近年来，CDC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问题更加明显。在资金上，CDC能够分给地方的公卫紧急事件准备金本身就有限，而特朗普政从2018年起就大幅削减公共卫生机构的拨款。比如，CDC发布的“不建议佩戴口罩”的声明更像是掩盖其物资调配不足的无奈之举。另外，在疫情防治上，CDC每年不断发出的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与政府的不作为，让公众产生了一种“预警疲劳”的心理，从而让人们放松了对这类预警的警惕心。
当前疫情带给CDC的考验，更像是一场对于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的各项政策执行效果的承压测试。当一开始，美国政府就拿新冠疫情当做一种政治话题来宣传之时，现在反过来成了特朗普政府需要应对的最大“政治问题”，接受来自反对党、感染者、选民以及经济下行带来的种种考验。
回顾美国政府在一百年间的几次重大的抗疫表现，我们会发现历史为何总是惊人的相似。
由于最初的疏忽和懈怠，造成了疫情的快速蔓延和难以控制。又因为疫情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悲剧和损失，才让从恐慌的民众和无所作为的政府清醒过来，认真面对疫情问题，加大对疾病防控和疫情研究方面的投入。
目前来看，仅从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来完全防治病毒疫情，事实上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政府的高度重视、足够的投入以及强有力的防控措施，看来是短期内有效控制疫情的可行手段，但长远来看，健全的疫情防控机制以及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疫情信息发布才是疫情防控的有效手段。当公众对疫情有充分认识的时候，他们会自觉权衡利弊，做出有效的防护。
在这些方面，政府和相关机构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书目：
【美】杰里米·布朗在《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
【美】兰迪·希尔慈《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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