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零号病人”，为什么是瘟疫史上的一件大事

原标题：寻找“零号病人”，为什么是瘟疫史上的一件大事

如果现在最开始吃蝙蝠的人站在你面前，你想对他做什么？

我想大部分网友都会和我一样，打得它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那如果是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站在你面前呢？

最近大家想必没少被相关新（谣）闻（言）刷屏，而舆论对其总是充满了“罪魁祸首”的想象。但到底谁是此次疫情的“零号病人”，始终没有真正定论。

零号病人真的是行走的“灾难元凶”吗？不。

其实在整个人类瘟疫史上，“零号病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打……是不可能打的，最好是带好口罩拨打120，让医疗机构接走，这样我们也许还能赶上春暖花开出门呢。

“零号病人”之于疫病，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必须厘清一点，“零号病人”这个称呼，绝绝对对不是科学界的叫法。

它的出现，源于1984年，美国疾控中心在寻找将艾滋病从非洲传入北美的感染源时，媒体的误报。

一个叫做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的新闻记者，在其出版的书籍《世纪的哭泣》里，错误地将法裔加拿大航班乘务员盖特恩·杜加斯看做是被标记的“0号病人”，随后各大报纸也将其作为头条，《纽约邮报》打出头版头条标题：这个男人把艾滋带给了我们！《时代》周刊则刊登了专题报道：“零号病人令人目瞪口呆的故事”……

最后证明，盖特恩·杜加斯并不是“零号病人”。即使他是，也不应该成为被大众指责的“病毒元凶”。

“零号病人”，就此成了给人“武汉病毒”一样带有歧视色彩的称呼，后者已经在WHO的坚持、中国人民的抗议中被消解，但“零号病人”却还在被沿用和热议。如何重新认识它，成了今天我们需要耐心学习的对象。

零号病人，指的是第一个得传染病或开始散播病毒的患者。而在流行病学中，它被称为“初始案例”或“标识病例”。

从名字中不难看出，“零号病人”的存在，一是确定了传染疫病的爆发时间，二是能够将传染源锁定和标识出来。

这就有了三个意义：

首先，对零号病人的接触史、发病史、行为路径进行排查，能够快速找到潜在的中间宿主，以及判断出主要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从而采取更为有效的防控措施，来降低传染力度。

比如我们已知蝙蝠身上携带的冠状病毒和这次新冠疫情有着95%的同源性，但中间宿主究竟是谁？目前还众说纷纭，“零号病人”的出现则能大大推进研究进程。

其次，零号病人虽然是第一个病毒携带者，但存在两种情况：1.并未感染，“一号病人”另有其人，那么了解他免疫机制，就对疾病防治有着很大的帮助；2.自己感染，那么他的血清就极大可能存在帮助其他患者抵御疾病的抗体，也会为后续的疫苗及药物研发提供助益。

另外，初始病例的发现、调查、分析、处理能力，也是一个国家传染病防控能力的体现，经历了从非典到如今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传染病防控体系已经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能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呢？

这也是为什么，医学专家可不像大众一样对零号病人“恨之入骨”，反而希望能够尽早水落石出。因为找到他，就相当于找到了一把能从源头剪断流行病的利器。

点兵点将：零号病人寻找起来到底有多难？

虽然如此重要，但在人类的漫长抗击流行病的历史中，被找到的“零号病人”其实并没有几个，有的还存在许多非议，比如前面提到的美国艾滋病“零号病人”。

一方面，零号病人与“一号病人”的时间线并不一定等同，这就让追溯过程犹如大海捞针。

无论是目前新冠病毒记录在册的最早患者——一名70多岁的武汉脑梗塞患者，还是被传得沸沸扬扬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毕业生黄燕玲，都不是此次疫情的“零号病人”。

前者患病在家，但家人并没有出现发烧或呼吸系统症状，而黄燕玲在毕业后则未曾回过武汉，也未曾被新冠病毒感染，都不符合相关特征。

另外，追踪“零号病人”的证据链很难一锤定音，总会被反复推翻与再调整。

比如在非典期间，科学家们开始认定的“零号病人”是广东省河源市的厨师黄某，他在2002年12月15日就出现了病症。但伴随着确认过程的推进，最后又明确SARS的首例病例在2002年的11月16日已经出现。黄某则为此背了许久的“黑锅”，形容自己活得像个逃犯。

有资料显示，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国的诺曼人中间，突然爆发了天花流行。诺曼人的首领为阻止其继续扩散，直接下令将所有病人和看护们统统杀掉了，这种“斩草除根”式的防疫手法，自然也就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有价值的循证证据。

再比如1918西班牙大流感，则通过对“零号病人”的追溯，不仅帮西班牙洗清了“冤屈”——事实证明，该疫情是一名叫吉特切尔的美军士兵，在美国堪萨斯州所引发的，同时也通过对其传染途径的追溯，对美国的医学防疫体系影响深远。而追溯的依据，就是各国部队军医记录下来的病历。

不过，近年来“大流感”又发生了反转，有学者从一名英国军医1918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文章，发现英国士兵在法国军营罹患呼吸困难疾病的情况，这会不会帮吉特切尔翻身呢？

只能说“零号病人”的追踪真的时不时就会变成“百年基业”。

那如果证据链保存完好，能不能快点找出这位“零号”呢？

恐怕也有点理想化。

其实，早在新冠疫情发生初期，就有专家提出，应尽快组织各单位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做系统采样和检测。

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排查哪些摊位和病毒有关，这些摊位的进货来源、出货方，消化餐馆的消费者等等，往往需要疾控、工商、动物保护、科研机构等协同发力，某一方掉链子都有可能导致错过找到病毒源头的最佳时机。

而且，此处还有一个特殊情况，SARS、埃博拉、艾滋病这些动物源头的疾病，还可能追溯到病毒从动物进入人体的那一刻。但如果传染病毒是人造投放的话，则意味着“零号病人”就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而是同时间的一群人，更加难以追踪。

这并不是在危言耸听，比如1995年，伊拉克就曾承认，在美国政府的秘密援助下，曾经生产了8500公升的浓缩炭疽病毒。要知道，仅2.25千克就能够袭击一个大城市。而在2001年10月，美国便爆发了一系列炭疽杆菌吸入的恐怖袭击。

人们很难找到第一个被该病毒传染的是谁，最后只找到了第一位受害者，一个63岁的编辑罗伯特史蒂文斯在10月5日死亡。

纵观人类瘟疫史上的种种做法，就知道“零号病人”的探索固然意义非凡，也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多重因素影响，让他们变成了隐匿在人群中的“无名氏”，目前被人类找到源头的传染病屈指可数。

除了流行病学追踪，人类还有哪些秘密武器？

目前来看，追踪“零号病人”的工作，主要依赖于流行病学的轨迹追踪，即通过对每一个早期病人进行问询，来层层扒开这颗洋葱。

这也意味着工作量大、头绪繁多、数据源头复杂。同时还可能存在漏报、瞒报、误报等情况。

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加速进展呢？

现代生物学与计算科学的进展，就有望加快这一进程。

比如通过基因测序，科学家们可以提取患者身上的病毒，快速了解病毒的传播原理和可能的致病性。

2011年英国一家医院突发多例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就是通过对细菌进行基因测序而快速追踪到了最初的病源携带者，并将其隔离治疗，从而控制了险情。2014年埃博拉病毒的“零号病人”，也是通过病毒比对，最终确定是一名几内亚2岁男童。

这次新冠病毒也是通过基因测序来检验病毒的RNA，从而协助溯源病毒、监控变异趋势。

提到基因测序，就必须提到人工智能在战役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是基因组序列最长的病毒之一，对其进行高通量的全基因组检测，才能帮助临床做出判断，而在总病患数多、检测压力大的背景下，利用AI算力及模型，就成为此次科技防疫的重点。包括BAT在内的AI企业都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比如阿里巴巴达摩院对算法增加了分布式设计，提升比对效率；百度开放了线性时间算法LinearFold，以及世界上现有最快的RNA结构预测网站，将病毒RNA分析从55分钟缩短至27秒等等，都在从病毒手中为人类争抢时间。

当然，基因测序能否帮助我们找到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还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两件事：

1.延缓寻找整体疫情的“零号”，而是在地域限制条件下寻找“有限的零号”，比如武汉零号、新加坡零号等等，以便快速明确目标和方向，而不是在茫茫人群中大海捞针。

2.加速对病毒自身的研究进程。目前病毒的习性已经被基本了解，传播方式（飞沫传播、气溶胶传播，粪口传播等）也基本明确，在寻找零号病人的同时，着重对已有数据的分析挖掘可能会更快地帮助我们结束疫情。

总而言之，社会寻找“零号病人”，针对的是病毒而非人，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自己，而不是找一个让大众释放情绪的“罪魁祸首”。

与其责骂可能的“零号病人”，不如扪心自问，我们对那些动辄添油加醋、煽动恶意的报道，是否保持了警惕。

寻找、判断、肯定、否定，是对寻找“病毒”的必经过程，而制造这些“零号谣言”的人，恐怕是更应该被隔离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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