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澜：解决新经济的成长烦恼，需要敏捷治理

导语：回望人类历史发展轨迹，每次技术革命必将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同时推动新一轮经济的飞速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新经济快速成长，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收益，对人类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如何解决新经济的成长烦恼？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院长薛澜教授，在2020新经济智库大会上，为大家做了“新经济的发展与敏捷治理”的主题演讲，分享了引导新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思路。

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的新经济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联网、机器人、新能源、智能制造等等一系列创新所带来的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的融合。第四次工业革命，其技术发展和扩散的速度，以及对我们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三次工业革命远远不能相比的。这些技术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收益，对人类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应用领域从2012—2016年最重要的就是电子商务，过去20年的发展过程中，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当然，互联网的背后其实是整个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科技高速发展，还有人工智能的发展。在1996年到2016年这些年人工智能的的应用领域、发表的论文，还有专利等等，都远远超过其他领域。实际上，人工智能这几年爆发并不是偶然，背后是有它的必然性的。

当然，新经济背后的科技发展推动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发展其实带来商业模式的不断改变。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改写行业竞争格局。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代中期是培育期，当时新经济已经出现，但更多的是适者生存，是谁能够活下来。按照马云的话讲是后天很美好，但不幸你可能在明天就牺牲了。2005年—2015年是创新期，谁能够推出更快更多的创新就能够胜利，就能活下来，能坚持到现在成为引领者。

在未来，乔治·吉尔德先生说谁掌握区块链谁就能赢得发展，我们拭目以待。在新的规则下，传统的经济使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等等，到现在可能很大程度是流量市场的竞争和流量规则的重构，这些构成了新经济发展背后的新的模式。

新经济发展带来的烦恼

今天，新经济能给我们的惊喜和便捷毋庸多说，新经济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烦恼。

首先从一个学者来讲，新经济在学术研究上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所谓生产率悖论，就是说，如何解释蓬勃的创新活动和迟缓的生产率增长。美国是创新非常活跃的国家，以它的劳动生产率变化为例，1947年到1983年平均年增长是2.8%，2000年到2007年平均年增长是2.6%，2007年到现在平均年增长是1.3%。这么看的话，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恰恰是非常迟缓的，这显然和传统理解的创新推动生产率的发展是完全不符的。

一种理论解释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新技术是平台型技术，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非竞争性产品（边际成本为零）”，因为新经济最核心是资源的稀缺，边际成本是逐渐增大的，这就涉及到价格的问题，但现在边际成本是零，其创造的价值是免费的，没有通过市场价格体现出来，生产率增长也就反映不出来。这背后也许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需要创新，原来基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发展出来的理论，可能在新经济时代需要重新考虑。

第二个大问题是创新悖论。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创新是创造性的毁灭，促使旧产业消亡从而带来更大的社会收益。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相比是颠覆性创新，数码相机和胶卷相机相比是一种颠覆性创新。但是，在新经济这种技术非常快速传播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一些对少数企业有益但对社会有害的创新呢？当然这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发现。比如传统的纯消费型主义导向的工业创新，“一次性”用品带来生态环境危机；规制不到位的金融创新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针对儿童容易上瘾的网络游戏，给小孩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它们也是一种创新，但是这种创新不一定对社会那么有利。

第三个大问题是从政府角度来看，平台经济的双失灵现象，主要是指经济性监管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经济效率最高的选择可能是单一平台协调交易，从而导致自然垄断的形成并出现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经济性规制；另一方面，由于平台经济的动态发展，迭代更新非常快，给政府规制带来巨大挑战，导致治理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双失灵同时出现了。此外，由于平台经济也面临着由新技术进步和新商业模式带来的颠覆性创新的挑战，政府对平台企业不恰当的规制有可能伤害其竞争力，而给行业外的挑战者带来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种情况也给治理带来重大挑战。

还有一类监管是社会性监管。以互联网经济为基础的平台经济涉及大量用户数据，在这些数据的处理和使用当中，存在对用户的潜在危害和不利影响。比如说，信息不对称，有的平台企业对用户数据的营利性使用并未得到用户的许可，且没有让用户获得恰当的知情权；有的平台企业对用户数据保护不够导致数据泄露，从而可能给用户带来伤害；对于此类问题的监管，同样给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巨大挑战，涉及诸多数据法律地位问题和平台企业经营中的风险问题。

引导新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思路

针对新经济带来的这些烦恼，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对自然垄断，包括对负外部性等等，传统上都有一系列规制的思路。但是传统思路也有一些问题，首先，传统思路是需要政府通过一些公平公正政策手段和流程，最终制定规则。但这样的规则的制定往往是旷日持久，尤其在新经济规则下，新的利益分配需要有一些平衡，但是商业模式可能很快就变了，等相关规则出来后，这个规则早就落后于商业的变化了。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提出，敏捷治理可能是这个时代需要考虑的治理模式。

这种敏捷治理的基本思路，首先就是政策目标是在不同的社会目标之间权衡。比如说我们一方面希望创新，另一方面也希望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创新与保护消费者利益之间要怎么有效进行平衡。另外，制定规则的时候，一般是希望规则能够非常全面、准确、完整，但是规则的制定又必须得跟上创新的速度，能够非常迅速敏捷地进行反应，规制的及时反应与规则的全面完整之间，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又该怎么进行平衡。

第二，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在新经济的条件下，规制者和企业之间必须相互学习、相互适应。因为政府确实有很多需要从企业中学习的。前几年加州工业社会委员会制定无人驾驶规制政策，把无人驾驶公司请来共同讨论，这就是规制者和企业之间相互学习。另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企业诉求和公共安全之间也要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第三，就是政策工具。传统的政策工具，罚款非常狠，美国和欧洲罚款已经创记录了。当然这种罚对大公司问题不大，但对很多中小公司，巨额罚款一巴掌下来使公司必死无疑。所以怎么样助推引导，而不是硬压惩罚一巴掌打死。很多政策工具就需要做新的调整。政策工具的使用要激励和鼓励正向行为; 注意尽量避免使用硬约束; 同时要与其他相关部门协调。

最后，规制的方式也得需要时刻做好准备，敏捷调整，时刻做好改变的准备，不断与时俱进。

以上都是从政府规制的角度来说的，在新经济时代，敏捷治理导向下，企业也要承担起企业责任，行业要承担行业的责任。

企业内部怎么建立规则，从源头解决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说数据安全的问题，对公众权益的保护等。另外，企业要主动接受行业协会、社会公众、媒体监督，更好地参与治理，像阿里等平台，已经走在监管部门的前面，能够让用户通过各种各样的机制，使得他们能够真正地实行自我监督。

当然，行业也是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包括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建立规则机制，同时推进并监督规则的执行，最后改进规则。

在新经济时代，承担保护公众利益责任的，不仅仅是政府，也不仅仅是企业和行业，也包括我们自己，大家都要参与到新经济的发展和引导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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