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龙与扎克伯格的沉思

文|吴俊宇

孩子长大之后，它的成长轨迹往往是不受家长控制的。

身为家长，只能修枝剪叶，在适当的时候轻轻用手改变轨迹。仅此而已。

张小龙被誉为微信之父，扎克伯格则是脸书之父。两位父亲对自己正茁壮成长的孩子都充满一丝忧虑。

因为他们都不清楚，孩子的未来究竟会通往何方。

2020年的修枝剪叶，或许预兆着下一个十年社交媒体的新方向。

一

张小龙通过视频发表2020年微信公开课演讲时提到了提到了“社会关系的扩大和复杂”这个问题。

之后的第二天，扎克伯格宣布放弃年度个人挑战，他决心打造全新的私人社交平台，解决代际问题，形成新的数字监管方式。未来10年，他的目标之一是改进社交媒体的私人化互动。

但是和扎克伯格的选择截然相反，张小龙希望打破5000人好友的限制——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友，但也促使微信要扩大好友数目。

好在张小龙具备敬畏之心，他在做出这个决策之余说到了这样一句话：

它带来的影响，说实话诚惶诚恐，我们会反复思考。

如果对比扎克伯格和张小龙这两年来的很多语言会发现，这两位全球最大社交媒体的掌舵者都在试图合上潘多拉的盒子，驯服愈加失控的社交媒体。

回顾过去两年这两位掌舵者的目标会发现很有意思。

2018年，扎克伯格的目标是“修理”Facebook，在那一年，他必须解决围绕着选举影响和隐私权等重大主题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2018年，张小龙提到，如果只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可能会让产品越走越偏，变成只是一些利益的堆砌，失去产品更本质的东西。

2019年，扎克伯格发起了一系列关于科技在社会当中角色的公开大讨论。

2019年，张小龙则是倡导放下手机，多和朋友见见面。

显而易见，张小龙和扎克伯格都在思考社交媒体的未来形态。

二

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社交媒体泛滥的十年，在这十年里我们一开始对社交媒体充满好奇与向往，然而却渐渐发现社交媒体也带来信息过载等一系列问题。

社交媒体泛滥非常确切地正在带来真实人际关系疏远。人们不断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奇怪的生活方式——他们打着自由的旗号，传递着让总感觉哪里不对的价值观。

这里面充斥着性、拜金、炫耀、异化，当有人表达质疑时，对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指责你，甚至不断潜移默化侵蚀你原有的价值判断。

思潮与思潮之间的博弈让人不断产生疑惑，自己到底应该坚信哪一个理念——因为每个理念的倡导者都采用着绝对化的语气，不断煽动自己的信徒，让自己的声音无限放大。

但那些更含蓄、更内敛、更思辨、更充满自我怀疑的声音在激进、绝对的声音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我们却往往会忽略，这种声音可能更值得不断回过头来仔细咂摸。

不断在有声音说，人的价值和尊严来源于社交关系的重建——我们需要走入真实生活，和一个个真实的人展开面对面的社交。

过去十年，我们使用社交媒体带来的关系是碎片化的。

你可以和A聊文学，你可以和B聊电影，你可以和C聊音乐，你和可以D聊哲学，你可以和E聊工作，你还可以和F聊政治。

ABCDEF就像是碎片，拼接成了一个手机里虚幻的人，每个人都如同工具一般满足自己的某一方面的需求——我们面对着冷冰冰的手机微笑，却总懒于和真人在线下见面。

在各种虚幻的关系中，毫无负担，也可以随时逃离——假装没看到消息就好了，只要不在其他社交平台上出现，没人知道你到底是在工作还是在睡觉。

高效的连接甚至可以让人在1分钟内同时和人聊工作。在信息的狂潮之中我们如同一只鸭子，喉咙被塞上了一根水龙头，这根水龙头不断灌入源源不断的内容。

我们未经筛选、咀嚼、思考遍把这些内容全部吞下。我们都没有精细化吸收，这些内容便又如同黑洞一般被排泄了。

空空如也的脑子似乎如同一根管道。

虚幻的互动渐趋增多，真实的互动却愈加减少。然而遇到真正的问题时，却往往需要寻求身边人的帮助。

还是回到人类学家项飙所说的人的价值和尊严，并不在于所谓社交、外卖、支付手段带来的所谓“更便捷的生活”，它源于“人际关系的重建”。

因为人类回到万年之前，我们的心智模型就是面对面沟通，眼神与眼神传情，手势与手势交互——而不是面对机器傻笑。这其实也是张小龙所忧虑的问题：

这在历史上，甚至十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人们真的能驾驭这种信息互联吗？还是说，技术在引导甚至控制人们的生活方式？

三

历史往往由一系列前进与修正构成。

1月7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名为《Facebook称将禁止“深伪”视频》的文章，文章指出Facebook仍是分享虚假政治故事的最大平台，因此在新型数字操纵方法被广泛传播之前，发现并制止它们尤为紧迫、至关重要。

1月8日北京时间，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下的数字商业和消费者保护小组委员会就“美国面临的风险：数字时代的操纵和欺骗”举办听证会。

是的，过去十年社交媒体带来了虚假消息的泛滥，这也是为什么张小龙会在今年强调信息被动获取环境下的如何尊重用户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

推送什么信息，决定了用户会看什么信息，决定了他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我们要经常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信息的治理是必然的。

上一个十年社交媒体泛滥带来的信息过载接下来会不会使得更私密的社交工具诞生，人们因此可以通过圈层化的社交方式，回到更窄、更小圈层的社交之中？

不好说。我们并不知道确切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瓦尔登湖》的作者亨利·梭罗在美国19世纪工业革命机器声轰隆隆响起时躲进了瓦尔登湖，通过回归田园牧歌的方式寻找内心的宁静。他在书中写道：

我们彼此以随机的方式联系太多，如果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我们将不能够彼此尊重。廉价的社交使我们活得太过拥挤，要想发现彼此的价值，我们需要拉开自己与他人、社会的距离。

是的，上一个十年我们活得太拥挤。下一个十年，我们希望活得更真实。

不知道社交媒体，能否提供更亲切的真实。

张小龙和扎克伯格，下一个十年，或许会给出更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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