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继续在矛盾逆流中旁观

文|吴俊宇

这是一篇原本应该在昨天发布的年度总结，但由于过分慵懒，我还是决定熬夜在今天把这篇文章写完。

首先需要为11月和12月两次长达10天以上的停更表示歉意——后台甚至有人在问我到底去哪儿了。

两次停更更多是两篇万字报道的采访和撰写，一篇《幸福十二村的小饭桌》已经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另外一篇万字报道也有关教育，将会在1月的某一天发布。

两篇报道结合在一起或许我们看到数字时代教育差距之大，已经超乎想象。

或许有人会问，为何公众号内容飘忽不定，很难寻求到一个确切的主题——其实我并不想把自己定位为所谓的KOL，我更想把自己定位为学习者。

且不论26岁的年纪过于约束自己的视角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窄化。

更是因为，我信奉美国“新新闻主义”的法则，我看到老牌从业者用自由多元的方式不断尝试各式各样的报道形态、报道内容，磨砺自己的银发经验——而且他们足够自由，只有一人。

事实上，我身边有老师就是在以身作则践行这一套做法。

在这次《幸福十二村的小饭桌》的报道中，一开始我以为只是记录了城中村里的几个家庭，以及对户籍、教育现状的反思。没想到在老师的帮助下，它还能通过更隐晦的笔法折射一座城市的产业变革，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人命运乃至家庭的悲欢离合。

媒体老人的判断力、细节挖掘能力以及从细节到全貌还原能力简直烧脑。2015年曾希望自己具备更开阔的视角。现在视角偶尔可以开阔下，问题也还是虚胖的开阔。要细节也还是零散稀松的细节。

熟悉的朋友可能看到，我静悄悄把公众号slogan改成了“关心数字时代人的生存状况”。是的——这是我一年来在不断思考的问题。

而且这一年也围绕这个主题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比如：

《互联网社畜怎样干到65岁》

《全世界白领社畜，摸鱼起来！》

《猪猪女孩有多蠢，猫爪杯就有多火》

2019年，我们已经看到了无数年轻人梦碎互联网。

尤其是读完《纽约时报》刊载《优步的崛起与坠落》一文后。我唯一的感触是，Uber式创业是中国互联网毒瘤。速度与激情在Uber的身上演绎得淋漓尽致。

它契合了太多创始人的急功近利和自我封神的心态。以至于Uber在中国死掉之后，无数个Uber式创业的企业还在前赴后继。

渐趋怀疑互联网公司那种把人碾压成粉末的速度感，互联网公司在泡沫期用速度取胜可以理解，到了寒冬期还试图用速度与激情去吞噬人的闲适。人在压力之下的那一瞬间的情绪爆发，往往会带来更大的人伦危机，引发整体社会秩序的失范。

和朋友聊到她在英国和德国的生活。如果有15天假期，她的室友一定会带她去家里玩，去见她的亲人。但是现在就算有15天假期，也缺乏家庭温暖。在英国咖啡店喝咖啡时，肯定会有老太太和她聊天。但在公司楼下，只有网红自拍打卡。

俩人在对话中感慨，人际关系不够真实。真的需要朋友、需要亲人，需要更真实的关系，而不是虚幻的关系。

逐渐理解人类学家项飙所说的人的价值和尊严，并不在于所谓外卖、支付手段带来的所谓“更便捷的生活”，它源于“人际关系的重建”。

是的，技术是手段，人才是目的。然而我们似乎在人成为手段，技术成为目的的怪圈中一去不复返。

这使得我们愈加陷入到真实的孤立之中——尤其是CEO们所鼓吹的个人修炼、反惰怠、自我强化——实际情况是，修炼者的尊严感越来越低，幸福感被一点点吞噬。

在1月1日的凌晨，我在阅读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在1700年代所著的《人是机器》一书。

坦率说，我对这本书所秉持的观点有所怀疑，然而2019年身边所发生的一件件事情却无一例外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可能真的在沦为机器。

（1995年日本动漫《攻壳机攻队》评价2029年）

甚至机器和人之间的界限渐趋模糊——12月31日，在和一位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就读计算传播学博士的朋友聊到“媒介算法和公共舆论”这个话题时，我们不约而同对未来10年的媒介环境表达了悲观情绪。他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

我们正在经历一次新的信息社会结构性变革。无论是各国政府，媒体机构还是利益团体，都在积极采用算法来增强自己对内和对外的传播能力。算法能带来更快速的内容生产，更精确的内容投放，以及更容易混淆大众视听的传播形式。

我在电话中给他的回复是，2000年代媒体精英掌握了话语权。2010年代社交媒体、算法平台解构了媒体话语权，构建了一套所谓的平权系统。已经到来的2020年代，可能面临的世界是，更强悍的技术手段将利用机器算法让媒介空间真假难辨。

这是一整套新技术冲击老技术，造成失序格局后，再重新建立秩序的过程。

其实这也要引出我在2020年希望更多投入精力的一些内容。

1、企业报道和企业分析一定会坚持，而且要渐渐融入更多细节和理论支撑；

2、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失范的评论性文章，我将引入更多数据分析和海外资料；

3、媒介算法和公共舆论的相关研究，通过媒体化表达，展现一线研究者成果；

我从不掩饰我是技术悲观论和历史循环论的信奉者。我也一直认同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那个\"铁笼\"隐喻：

没人知道下一个住进这个铁笼的会是谁，或者在这种巨大发展的尽头是否会出现一个全新的限制，抑或那些老旧的理想和观念是否会有一个伟大的心声，而如果这两者都不可能，那么是否会在骚动的妄自尊大中渲染出来一种机械式的麻木，我们同样不得而知。因为对于这种文化发展的终点，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描述——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而这种空壳人还浮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程度。

始终相信，不管是商业还是历史，终究还是循环往复，不断在旧有逻辑中重蹈覆辙。新概念下，只是装着陈年旧酒。所谓的颠覆者，一个个最终还是会从勇者变成恶龙。

而我，希望通过年轻的视角继续旁观逆反、修正、矛盾、纠结的20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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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吴俊宇 公众号 | 深几度

独立撰稿人，关心数字时代人的生存状况

钛媒体2015、2016、2018、2019年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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