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C在新近发布的《全球半年度智慧城市支出指南》中，给出了这样一组预测数字：2023年全球智慧城市技术相关投资将达到1894.6亿美元，其中中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将达到389.2亿美元。

聪明人不难算清楚一笔账，仅仅是和智慧城市相关的技术投资就形成了千亿级的市场，而全球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从中能够挖掘出的市场潜力势必会在万亿元以上，何况还是一个新兴的蓝海市场。

事实也是如此，不久前结束的21届高交会上，智慧城市不出预料的成了各大论坛和展商热议的话题，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行业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城市应有的面貌，都有着前所未有的热度。同时智慧城市的蛋糕该怎么吃，也渐渐有了“标准”的答案。

01 智慧城市需要顶层设计

某种程度上说，智慧城市并不是一个新概念。

2008年的时候，IBM就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并于第二年在迪比克市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主要亮点是利用物联网技术，在一个有六万居民的社区将水、电、油、气、交通等公共资源连接起来，方便城市管理者监测、分析、整合数据，让整个城市的资源使用情况一目了然。

2013年评选出的全球7大智慧城市的名单中，尚没有中国城市入选，但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印发后，中国的智慧城市试点逐渐密集起来。根据德勤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世界已经有1000多个智慧城市正在建设，分布在中国的就有490多个，占比高达48%。

只是“智慧城市”从诞生开始就不是标准化的概念，甚至有人为智慧城市的迭代划分出了三个阶段：

智慧城市的1.0时代，主要以政府单挑下的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为主，并没有实现数据的横向打通和交换共享；

智慧城市的2.0时代，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开始盛行，并成为驱动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动力，典型的标志无外乎最多跑一次的政务改革，打通了不同部门的业务数据，然后集中到一个场景中解决。

智慧城市的3.0时代，不仅仅是数据的打通，逐渐衍生出了海量的政务数据、社会数据被实时汇聚、共享、计算的诉求，也就需要新的解决方案出现。

按照一般的行业规律，智慧城市概念的由小到大似乎并没有不妥，却也暴露了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盲人摸象”的事实，直接导致了一起起失败的案例，比如烂尾的武汉开发区智慧云平台项目。

作为微软在中国落地的第一个智慧城市项目，却因为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安全性、兼容性等问题被起诉。至于失败的原因，大量的资金被用于购买IT软件、IT集成和云服务上，对于业务规划、集成和运营方面的费用明显考虑不足，典型的重工具购买、重基础设施建设，轻业务、轻运营的表现。

当然也不乏一些正面教材，比如华为参与建设的兰州新区，业已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被视为国家级新区智慧城市标杆。兰州新区与武汉智慧云最大的不同，除了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华为帮助兰州新区打造了一个城市数字平台和一个城市智慧大脑，后者还是盲人摸象的产物，前者早已有了清晰的顶层设计。

毕竟智慧城市的建设不能只是缝缝补补，而是让城市成为可持续生长、自我演进的有机生命体，前提正是进行顶层设计，且不应该局限在IT层面上的设计，还要能够在预定生命周期实现持续服务的机制，有效帮助城市实现善政、惠民、兴业。

02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作为华为智慧城市的合作伙伴，北明软件总裁应华江谈及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时，给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智慧城市的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前半句其实是在呼吁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智慧城市是一项长久而精细的知识积累工程，需要分阶段分期分批来实施，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建设之初就应该把数据融合共享

作为顶层设计的中心任务。同样应该被聚焦的还有后半句，在理解“没有终点”的含义之前，不妨先来看下当前智慧城市的常态。

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智慧城市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这里的“深水区”并非是市场竞争的白热化，而是智慧城市需求方的转变。以往的智慧城市建设多半是自上而下的，某种程度上还是政府或者某些企业一起来推动的。到底是打造一个服务于表面、用于参观的智慧城市，还是让居民有参与感、获得感的城市，答案显然是后者。

韩国的“松岛新城”就是一个教训。从2002年开始，韩国就计划在填海建造的600多公顷的土地上建造一座智慧化城市，不仅让社区、医院、公司和政府机构实现了全方位的信息共享，还将数字技术深入到住户房屋、街道和办公大楼，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城市支端末节连为一体。

有些遗憾的是，松岛新城原本计划在2015年全面运营，两次计划延迟后，运营时间被推迟到了2022年。松岛居民自嘲生活在“一座废弃的监狱”里，外界也将其称之为“切尔诺贝利式的鬼城”。松岛新城其实犯了智慧城市“重建设、轻运营”的错误，新技术在城市里的堆砌，并没有为居民带来应有的情感和体验。

也就是说，智慧城市除了顶层设计，还需要找到“运营”的钥匙，也是“没有终点”的原因所在。特别是国内的智慧城市逐渐有了集群的趋势，不同场景的客户对智慧城市运营有着不一样的需求。

如果是省一级的智慧城市，立足点在于数据资源的整合、治理、调度以及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重心自然落在了数据整体运营层面；如果是市一级的智慧城市，出发点在于城市的管理和控制，以及市区县三级职能部门的整合；到了县一级的智慧城市，聚焦的需求端在于县域的综合治理，要给居民带来看得到的智慧化。

鉴于顶层设计和长效运营的平衡，数字孪生城市逐渐成为智慧城市的新兴路径，先打造一个与物理城市匹配的数字城市，再通过物理城市和数字城市的协同交互，以一种可视化的模式将城市里的停车场、红绿灯、高速公路等资源实时呈现，重塑智慧城市的规划、管理、协同机制。

03 “平台+AI+生态”的华为模式

潜藏在智慧城市建设背后的，是又一轮从蓝海掘金的新契机。

大约从2016年开始，诸如百度的智能城市、阿里的城市大脑、腾讯的WeCity、大华的城市之心，乃至是金融巨擘、AI独角兽和房地产厂商，一众不同身份的参与者正积极的参与到城市智能化的浪潮之中。

当门外的野蛮人们涌入智慧城市赛道的时候，以华为为代表的IT巨头们也给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比如华为在2019年提出的“1+1+N”。

第一个“1”是沃土数字平台：是集合了底层IOT、GIS、大数据、视频云、融合通信、5G、AI等新ICT基础设施打造的城市数字底座，也可以理解为华为的数字平台能力，在平台层之上为城市里的不同行业、不同伙伴、不同需求赋能；

第二个“1”是城市智慧大脑：基于华为数字平台，综合不同行业的数据和能力，构建成所有智慧应用的中枢大脑；

第三个“N”指的各种智慧应用：是生态伙伴基于华为沃土数字平台开发的各类智慧应用，诸如智慧政务、智慧城管、智慧应急、智慧教育、智慧水务、社会治理等等。

之所以要提出“1+1+N”的解决方案，与华为智慧城市的“平台+AI+生态”战略不无关系。作为数字孪生城市的推崇者，华为主张与合作伙伴共建智慧城市的生态圈，同时智慧城市在演变过程中也出现了两个新变化：

一是技术取向的平台化。按照业内普遍认同的观点，从顶层规划出发的智慧城市全生命周期管理，可以说是突破智慧城市陷阱的关键方法，直接导致政府的采购模式逐渐从以渠道为主转变为以平台为主。作为平台方的华为，并没有选择一揽子全包的模式，而是联合生态伙伴共同开发满足智慧城市的业务应用，也符合华为一贯的“黑土地”哲学。

二是商业结构的生态化。智慧城市进入深水区，意味着建设中不仅要满足政府的需求，还要衔接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商业诉求，正逐渐形成一个双边网络的新型商业模式，让智慧城市有了更多的机会节点。对于擅长平台运营和底层技术的华为而言，俨然需要更多的合作伙伴来满足城市服务对象的业务需求。

华为在江西鹰潭打造的数字孪生城市，不失为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

华为帮助鹰潭布局了110万个传感器，覆盖地上、地下、天空和水体，构筑了城区80平方公里的矢量数据，主城区10平方公里的三维数据，打造了一个城市的信息系统、数据模型和数字孪生城市的大脑。

即便鹰潭智慧城市的建设还在路上，所释放出的红利却早已显现：90%的城区安装了智慧路灯，达到30%的节能效果；物联网智能水表投入使用后，鹰潭城区自来水管网漏损率从20%下降到12%，年节水240万吨；通过5G+远程医疗平台，实现县级以上医疗全覆盖；鹰潭的支柱产业铜产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15%，成本也降低了10%……

诚然，华为在鹰潭的智慧城市尝试，巧妙实现了善政、兴业、惠民等目标。甚至可以预见，随着智慧城市的进一步渗透，越来越多“数字孪生智慧城市”的落地，诸如华为的生态圈模式将逐渐成为标配。

04 写在最后

安东尼·汤森曾在《智慧城市》一书中这样定义智能城市：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的智慧化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高效、和谐、可持续成长。

可能安东尼·汤森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智慧城市还是一个空洞的名词。短短几年的时间，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推动下，智慧城市俨然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同时也留下了更多的挑战：需要自上向下的顶层设计，也需要自下向上聆听市民的声音，以及一个有生命力的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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