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李约瑟

原标题：重启，李约瑟

挺意外的，最近居然看到又有人开始尝试“回答”李约瑟。这是个老话题了，放在现在的语境里，其实略微有点不合适，毕竟近几年，我们可见的科技进步远超想象，中国也正在科技复兴这条大道上展现出一骑绝尘的速度。

好在，笔者这篇是很多年以前写的文章，重读之下，还有一点点意思，姑且做个简单的回忆吧。

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很多问题的研究与再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某一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其影响有时甚至超过了某一学科本身。我想，“李约瑟难题”应该就是这类问题之一。对于“李约瑟难题”这一问题， 国内外学者争论已久，并且众说纷纭，百花齐放，但实际上又很难有一个真正系统、真正合逻辑又合实际完全解释得通的答案。但不可否认，由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和讨论所触发的一系列思考和启示，才是真正深刻而久远的， 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何谓“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其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李约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难题”的最初表述。

从李约瑟著作中的表述来看，“李约瑟难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具有辉煌历史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为什么会没落？二是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二、几种说法

鉴于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和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由他提出的所谓“李约瑟难题”自然引起了中西人士的普遍关注，也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大概可以将这些研究成果分为——政治决定论认，经济决定论，地理决定论，官僚体制说，思维决定论，哲学一元化畸形发展论，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整体研究方法说，高水平均衡陷阱说，社会制度和观念形态说等等，不一而足。下面笔者仅仅介绍介个较为流行的说法，不做详细综述。

（1）官僚体制说

这是李约瑟本人破解这个难题的答案之一。

李约瑟认为，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而中国则是官僚体制，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

因此，李约瑟认为，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从达·芬奇时代(经验型试错)向伽利略时代(现代科学)的过渡，或许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

（2）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说

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这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依靠经验，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

而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

（3）其他学说

80年代后，国内学者提出了各种观点来解释“李约瑟难题”，都各有各的道理。

比如政治决定论认为，封建统治者不甚重视科技，除与统治密切相关的农、医、天、算有所发展外，其他科学在中国几无市场；经济决定论认为“重农抑商”国策直接阻碍商品生产和交换，进而导致对科技的需求不足，不能进行机器大生产，阻碍科技发展；文化决定论认为，儒家崇尚“学而优则仕”，重视形而上的做人做官之“道”，而轻视形而下的“器”——科学技术，鄙视工匠和艺人，导致中国缺乏科研氛围；地理决定论认为，中国四面为山脉、沙漠及海洋所环抱，形成封闭体系，缺乏国际交流，导致科技落后等等。

三、为什么工业革命出现在欧洲？一个制度经济学的框架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三大传统柱石是资源禀赋、技术与资本。

而新制度经济学派通过研究表明，制度是经济学的第四大柱石，并宣称制度至关重要。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资源禀赋、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只有在一定的制度中才得以发挥其功能，成为现实的生产要素。因此，制度应当成为经济学分析的核心，正如诺斯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所言，“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

众所周知，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1000多年里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而中国的经济和科技从繁荣走向衰退，其实是一个历经数百年之久渐变的过程，而并非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偶然性事件。由前文我们不难发现，现在已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关注某一个范围或领域的原因，而缺乏整体性思维。笔者认为，要有效解答这样一个复杂现象，应该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深入到经济、科技、文化或者社会等现象的背后，从制度层面作出更深层次的解读。

按照道格拉斯·诺斯和托马斯的观点，科技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基础条件，没有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在道格拉斯·诺斯和托马斯看来，工业革命的发生是与有效的产权激励制度联系在一起的。那么由此回到“李约瑟难题”的第二个层面，即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而没有发生在中国？

我们知道早在14世纪我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从一定意义上说，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所需的主要条件我国在当时几乎完全具备，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而并没有真正在发展中产生出资产阶级呢？这其中有个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当时并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

和英国不同，明朝由于贸易发达，重商风气浓厚，导致明朝经济出现空前增长，随着货币财富总量的增加，明朝时中国商人们的财富日盛、地位日高，这直接导致了富商们对产权保护的需求。但是基于我国古代官僚制的固有特征，市场难以主动培育出产权清晰的产权制度，这些富商为了保护自身产权利益采取了向封建官僚寻租的方法，依靠政治庇佑来避免财产受损的风险，并借此积极寻求偷税漏税、打压对手等。

但这种非正式的产权保护行为，由于得不到国家的制度支持无法将其制度化，导致其具有巨大的不稳定性，使得他们很难在扩大利润规模的同时建立本阶级在国内的政治话语霸权，也很难在海外保持贸易的垄断优势。这不但妨碍了商人财富的进一步积累和集中, 对于民族国家实力的增长也是非常不利的。“财富与权力的分道扬镳导致了商人阶级和民族国家利益的‘双输’局面, 其最致命的后果是, 对国内的工业投资需求和融资市场的资金供给产生了长期的不良影响，最终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质变。”

而反观英国，为什么英国会首先爆发工业革命，在近代史上的经济绩效表现会如此突出？这主要是因为自13世纪初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到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时期的英国政治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对英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系列变革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增强了产权的保障，使得英国率先建立了鼓励创新和技术发明的专利保护制度。

结果，产权保障以及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导致了英国后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还成就了其政治上的霸主地位，并最终使英国雄霸世界。

1624 年英国颁布的《安娜法》，就是全世界第一部专利保护法。随着《安娜法》的颁布，科技发明开始大量涌现，英国经济出现持续增长，那些发明家也因此从自己的发明成果中得到巨大的物质利益。产权制度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威力，是因为产权制度的演变具有既改变收入分配、又改变资源使用效率的潜在可能性，从而能影响人类选择行为的功能。产权制度实际上为每一个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人设置了一整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为约束规则，这就为每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人规定了约束条件。产权制度的变化也表明这种约束条件的改变将会改变行为人的选择行为。产权制度正是通过改变交易规则来为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条件。产权制度创新可塑造出新的激励或动力机制，激发行为人参与交易活动、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与《安娜法》相联系，直到1700 年左右，英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整套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如鼓励资本流动的合股公司和存贷款银行等管理创新制度和金融创新制度；倡导市场竞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制度；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并享有宪法权威的财产保护制度等。随着这些制度的颁布和实施，英国出现了技术革命的浪潮，旋即又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产生了工业革命，带来了持续的经济繁荣。而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工业革命在时间上落后于英国，正是由于它们的专利保护制度以及相关制度颁布的比较晚。

对此，道格拉斯·诺斯曾经总结说，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制度，那么只要它合乎经济增长的要求，一个社会便会发展。就理想而言，通过提供适当的刺激，一个完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将保证每种活动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同，而且两者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都相同。这种情形要求每个人都希望最大限度地增殖其财富，并且他拥有利用他认为合适的土地、劳动、资本和其他财产的专有权，此外他个人有权将他的资源转移给其他人，而且所有权被规定为没有任何别人能从他对其财产的利用中受益或受损。

可见，正是完善的制度特别是完善的产权制度成为工业革命产生的先决条件，而这种制度化的具有巨大激励作用的产权制度恰恰是我国在当时条件下无法内生产生的，这种差别最终反映在了“李约瑟难题”上。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技革命固然是工业革命产生的基础条件，而有效的产权激励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乃是科技革命以及工业革命诞生的先决条件。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背后的那只“无形的巨推手”，正是制度。

相对而言，制度比技术更重要，更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但遗憾的是，14世纪的中国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下，无法内生出责权明晰、保护严格的产权制度，最终限制了市场上自发的技术创新活动，这或许就是中国的科技发明始终未能演变成大规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以上也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视角，老话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重启探讨李约瑟，重要的，大概也是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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