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贷会被杀死吗？

在消费金融行业，助贷大名鼎鼎。不过，助贷似乎遇到了麻烦。近期，无论是网上传出的联合贷款征求意见稿，还是地方监管机构业已出台的管制规则，都在向市场释放一个信号，监管已经盯上了助贷。

助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助贷是连接银行资金和互联网平台流量的主要纽带，也是这两年商业银行零售转型的核心推动力，某种意义上，没有助贷，就没有银行零售转型的成功；另一方面，助贷的发展，深化了金融产业链分工，也会逐步模糊金融与非金融的界限，届时，监管赖以施展影响力的牌照监管，或将遭受根本性的冲击。

正反两面，监管会如何抉择呢？

所谓的错，不过是工具被用错了地方

直白地理解，助贷就是为放贷机构的贷款业务提供支持和帮助。早些年，这种支持是浅层次的，近两年，随着金融业务的场景化和金融科技化，外部机构的支持越来越深入，从获客深入到风控环节，这才让助贷这种行为获得了“助贷”这个专有名词。

分工协作能显著优化资源配置。在讲究专业分工和发挥比较优势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协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比如在制造业领域，分工的细化恰恰是产业链成熟的最主要标志。在金融行业，类似助贷这样的分工协作，也是趋势所在。

就现阶段而言，监管并不反对助贷，反对的是助贷被用错了地方。先来看一则监管规定。

2019年1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要求农商行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原则上机构不出县、业务不跨县，应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重心，当年新增可贷资金应主要用于当地。

乍一看，好像监管挺反感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这件事。如果真是这样，五大行、全国股份制银行不都在跨区域经营吗？监管反对的是不具有跨区域经营能力的农商行跨区域经营，而非反对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本身。

同样的道理，监管并非反对助贷，而是反对助贷被用于协助农商行实现了跨区域经营。

助贷是好事，有助于推动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信贷融资的覆盖面，降低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不过，助贷也有其自身的边界，根据协议安排，银行是最终风险的承担者，对银行的风险评估和贷后管理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若银行不满足这些基本条件，靠助贷做大规模并跨区域经营，会造成相关银行的信用风险过载，给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带来潜在风险隐患。

这是第一点，助贷与跨区域经营。在这个问题上，助贷没有错，所谓的错，不过是工具被用错了地方。

心腹大患：模糊的牌照边界

对助贷的管制中，还有一条，就是不允许将核心风控环节外包，并要求助贷机构向放贷的金融机构开放必要的风控数据。

这一条，则涉及到牌照监管问题。牌照监管的有效性，以持牌业务边界的清晰性为前提。监管禁止持牌机构将核心风控环节外包，就涉及放贷牌照的边界问题。

在牌照监管的现有体系下，类似的规定比比皆是，比如在对聚合支付商的管理中，就明确要求聚合支付商不准碰触“商户资质审核、受理协议签订、资金结算、收单业务交易处理、风险监测、受理终端及网络支付接口主密钥生成和管理、差错和争议处理”等业务，一旦过界，就是非法从事持牌机构业务，这些业务就是收单持牌机构与非持牌机构的边界。

问题是，从消费金融行业发展的趋势看，牌照边界的模糊化似乎是大势所趋，反过来就会消解牌照监管的有效性，成为监管机构真正的“心腹大患”。

分工的细化与合作的深化，达到一个临界点，就会模糊所有权的边界。当你90%的业务来源于单一客户时，你究竟在为老板打工，还是为这个客户打工，某种意义上没有区别。正如《在平的世界中竞争》这本书中提到的一句话，“如果你购买一个工厂100%的产品，那么你在法律上是否拥有这家工厂还有任何意义吗？”

金融业也在经历一个分工细化与合作深化的过程，巨头在搭建开放平台、为银行获客导流的过程中，角色也在发生着变化。当开放平台为某家银行供应90%以上的客户时，银行牌照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巨头在法律意义上是否拥有一家银行牌照，反倒不再重要。

当一家家互联网非持牌机构，以助贷的方式，成为一家家中小银行最核心的客户、风控和科技供应商时，非持牌机构不持牌却胜似持牌，基于牌照的监管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监管而言，这显然是个值得警惕的新变化。本能地反应，或许应该将趋势扼杀在襁褓中，以维系现有监管体系的稳定性，但这种做法有效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段历史，一段美国银行业与监管机构的斗争史。

趋势可逆转吗？从一段80多年前的历史讲起

20世纪30年代，为根治银行业恶性竞争乱象，美国推出了“Q条例”，禁止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定期存款利率也不得超过2.5%。

“Q条例”有效降低了银行资金成本，对于大萧条后重建以及战后经济恢复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1940年之后，美国CPI开始飙升，CPI与存款利率的倒挂，使得银行存款步入负利率时代。储户开始用脚投票，银行业则持续面临资金流出压力。数据显示，1946-1960年，非金融企业金融资产中，活期存款占比从29%降至16%；1951-1960年间，银行存款增速环比上个十年下降近50个百分点。

在严峻的竞争压力下，1961年，花旗银行推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实现了定期存款的活期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活期资金的计息问题，变相绕开了Q条例，引发同行纷纷效仿。

顺应市场变化趋势，监管机构不得不放松存款账户管制。1970年，监管当局正式取消对10万美元以上大额存单的利率限制，10万美元以下的小额存款依旧实施利率上限管制，结果又导致对小额存款人的利率歧视。

存款不到10万元，就不能享受高利率吗？这个时候，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创建了一只基金，以100美元为单位卖给投资者，专门投资于大额定期存单，变相消解了对小额存款人的利率歧视，受到市场追捧，史上第一支货币市场基金就这么诞生了。

渐进的创新容易得到监管的认可，但当金融机构高歌猛进地直接冲击监管规则时，矛盾就出现了。1970年，马塞诸塞州一家互助银行创设了一种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本质上属于一种可计息的活期账户，直接挑战Q条例关于不准对活期存款账户付息的规定。监管机构出手制止，银行则选择对簿公堂，1976年，法院判断监管机构败诉，其他商业银行纷纷效仿；1980年，《放松存款机构管制和火币控制法令》生效，NOW account被监管机构正式认可。

之后，美国存款账户管制放松开始加速，1986年，美联储取消了对非活期账户的利率上限管制；2011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出台，取消了不得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的限制，彻底废除了Q条例。

以上，是美国银行业与Q条例的斗争过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美国银行业依靠产品创新，逐步消减了Q条例的约束，成为推动美国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力量。

最大的启发就是，没有什么是亘古不变的。监管制度并非不可挑战，制度的兴废取决于趋势的变化，还是那句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尽快从牌照监管的框架中解脱出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CDO、CDS等复杂衍生品被视作罪魁祸首，反对金融创新成为国际和国内金融界主流的声音，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却在公开场合提到，“今后还是要鼓励金融产品创新，但同时要考虑这种创新是否能为实体经济服务，为资源配置、价格发现、风险管理提供服务”。

以助贷为标志，金融产业链在不断深化，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你可以说是突破了现有监管的框架，也可以说是一脚踏入了监管空白地带。但从监管与金融机构漫长的博弈史中不难发现，只要创新要有助于资源配置、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等金融基础功能的实现，监管终究会向创新“妥协”。

助贷是消费金融产业分工细化与合作深化的外在表现，能有效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属于金融行业发展中不可扭转的大趋势。对监管机构而言，要禁止助贷很容易，但要扭转这种趋势很难。趋势之所以是趋势，就在于趋势向来不可逆转，禁了一个助贷，必然有更多地“助贷”变种冒出来。

所以，中短期来看，正确的做法或许是，把助贷视作中性的工具，不禁用工具但禁止错用工具。长期来看，趋势消解的是牌照监管的有效性，顺应趋势的前提，是尽快从牌照监管的框架中解脱出来。

生成海报

免责声明：本网站内容主要来自原创、合作伙伴供稿和第三方自媒体作者投稿，凡在本网站出现的信息，均仅供参考。本网站将尽力确保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及可靠性，但不保证有关资料的准确性及可靠性，读者在使用前请进一步核实，并对任何自主决定的行为负责。本网站对有关资料所引致的错误、不确或遗漏，概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本网站中的网页或链接内容可能涉嫌侵犯其知识产权或存在不实内容时，应及时向本网站提出书面权利通知或不实情况说明，并提供身份证明、权属证明及详细侵权或不实情况证明。本网站在收到上述法律文件后，将会依法尽快联系相关文章源头核实，沟通删除相关内容或断开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