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拾柒 薇薇安 从浅

编辑/九月

谁还会相信戴威？

这位ofo创始人得到了“老赖”的待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披露，法院对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出了“限制消费令”，该公司和戴威不得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能在星级酒店等场合消费，不能买房、买车、旅游、租赁高档写字楼等。

图片来源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曾经骑ofo小黄车的用户们，也对ofo失去了最后的信心。

戴威或许都想不到，退押金的用户短短几天内突破了1000万。按照99元押金算，需要退还的押金超过10亿元，以199元算，需要退还的押金高达20亿元。这可能是这个寒冬压倒ofo的最后一根稻草。

ofo线上退押金排队系统

昨日，戴威发布全员公开信，称不逃避，将会对欠着的每一分钱负责，为每一个支持过ofo的员工负责。

从这封全员信中，看得出戴威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他提到，这几天他经历着巨大的煎熬和压力，在痛苦和绝望中坚持着。公司面临巨大的现金流压力。“退还用户押金、支付供应商的欠款、维持公司的运营，1块钱要掰成3块钱花。”他写道。

ofo创始人戴威

他感到力不从心，多次寻求融资无果后，他甚至想要解散公司、申请破产。

信中对已经离职或是将要离职的ofo员工表示感恩，但很多人已经不愿再被提起。

ofo一位前城市经理梁欢告诉锌财经，他曾卷入一次内斗，“被莫名其妙开除，也没有给赔偿。”

和他有同样遭遇的同事已经将ofo告上了法庭，前不久案子已经开庭。

梁欢曾以为ofo是值得倾注一切的地方，后来的变化太快了，他说对ofo有感激、有爱，也有恨。ofo给了他很多东西，也剥夺了他对这份职业的热情和理想。

同样被伤害的，还有ofo的供应商们。去年年底开始，无法拿回尾款的供应商，陷入了资金链可能断裂的危机中。

供应商向法院提起诉讼

飞鸽的前高管薛斌告诉锌财经，因为ofo尾款未付，很多小车厂已经倒闭，大的自行车厂也资金紧张。

这是三波对ofo失去信心的人，ofo曾经陪伴他们左右，给了他们希望，但如今他们对ofo只剩下一个共同的情感：失望。

大势已去：“我的钱凭什么不能要回来！”

12月17号上午，华北电力大学学生吴轩起了一个大早，换了两趟地铁、一趟公交，来到位于中关村互联网金融大厦的ofo办公点。

退ofo押金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ofo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他9点20分就赶到了。而现场早已经是人头攒动，“人太多了，挤到我都害怕出踩踏事故。

当日值班的保安对媒体表示，排队人数最多时达到千人。场面看上去像演唱会进场一般拥挤和喧闹。

ofo退押金现场 图片来源于网络

“都是来退押金的，楼梯间不让排，楼外的人行道上密密麻麻排成了S形。”北京冬天的寒风让吴轩瑟瑟发抖，但他没有离开。

他打了245个电话才接通客服电话，对方冷漠地表示押金将在11月15日到账，然而拖了将近一个多月，他终于没有耐心来到了现场。

排队等待的队伍 图片来源于网络

等了一个半小时终于轮到了他，出示身份证、核对ofo账户信息、登记支付宝，过程简单快速，ofo表示三日内将会退到支付宝账号。

12月20日凌晨12点8分，他拿回了99元押金。他发了一条微博：开心，小黄车押金竟然退回来了，一个小时的队没白排，ofo再见。

吴轩拿回了押金

更多的人还在线上等待退押金。ofo退押金排队系统人数，甚至成为一个热搜词出现在微博上。不少人提供了自己的排队数字，有用户提到，他始终不相信小黄车要完了，直到看到自己的排队数——11794667。

从用户在微博上分享的进度来看，ofo这两天退押金的速度在一天一万人左右，按照这个速度，这一千多万用户全部拿回押金，需要近三年。

ofo还能活到三年后吗？押金能不能拿回来？

浙江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夏谨言告诉锌财经，ofo公司没有能力退还押金，资产也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公司可以申请破产。破产就是把ofo公司的资产拍卖、变卖来偿债。

未拿到押金的用户是ofo的债权人，如果ofo破产，根据《破产法》的规定，破产清算时按照先后顺序进行清偿，首先偿还的是破产清算费用、有担保的债权、员工工资等，应该归还客户的押金排在清偿顺序的后面，很难拿回。

排队拿回了押金的吴轩在短暂的开心后，又有些感慨。

三年前，小黄车是唯一能在高校里通行的共享单车，当时的摩拜还只能停靠在学校外面。

高校宿舍楼下的小黄车

那时候，吴轩刚上大一。他第一次接触到ofo，还可以凭借学生证办理免押金，但他没把这个优惠放在心上，直接选择了交押金。他没料到，这个校园里随处可见的小黄车，会陷入无法退押金的窘境。

ofo几乎贯穿了他整个大学生涯，他已经习惯了学校马路上穿梭的黄色车流。

骑ofo上课的女大学生们

今年年初开始，ofo频繁被曝出欠供应商款项、内部贪污、资金链断裂、裁员等负面消息。

吴轩偶尔会听到这些消息，但是并没有放在心上。在他眼里，ofo只意味着楼下好骑的黄色车子。但最终他选择了退押金，因为“坏车越来越多，体验很差。”

99元，是他一周的食堂餐费，也是他和朋友两小时的KTV狂欢，他想拿回来。

ofo总部的退款队伍里，有银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搭上三五百块误工费的上班族。“值当吗？一群傻子！”网上有人这么评价，底下马上有人反驳：“我的钱！凭什么不能要回来！”

关于排队，微博上众说纷纭

假冒外国人、更换手机号注册账户申请退款、转保险报案方式......网上有了“ofo讨要押金非常规攻略”。

“人在北京，代现场排队、押金退还再交钱”，风波刚出现，就出现了人肉代排模式。还有人推出代打客服电话的业务。

闲鱼上收费代退ofo押金的卖家

闹剧背后，是用户对ofo的极度失望。

12月4日，锌财经发布的《前员工深度揭露ofo败局：挥霍、贪污、站队、大裁员》文章，剖析了ofo为何从资本宠儿走到穷途末路，这一切离不开内部管理的问题。这篇文章的评论中，出现了一片讨要押金的用户。

在ofo微信公众号的文章《ofo小黄车退押金政策提醒》中，ofo放出的评论，全部是为ofo加油打气的。这个公众号的问候语“从今往后，本黄罩着你”，现在听上去反而有些悲凉。

ofo公众号留言墙

对于为何ofo走到今天，今天下午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朋友圈评论中表示，ofo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一个veto right（否决权）”的问题。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与此同时，欢聚时代董事长兼CEO李学凌也在朋友圈发言呼应马化腾。他表示：ofo的真正死因在于“一票否决权”。目前，戴威、阿里、滴滴、经纬都拥有一票否决权。5个一票否决权，啥事都通不过。

图片来源于网络

被辜负的员工：有爱也有恨

戴维昨日发布的全员公开信中，提到已经离职或是将要离职的各位同学，曾经用自己的感情和力量撑起过ofo年轻却沉重的身躯。

看到这封内部信，梁欢不像刚进入ofo时那么受触动。

2017年下半年，刚升职为城市经理的梁欢无意中卷入一次内斗。他成为了内斗的牺牲品，被开除后没有拿到赔偿，他通过各种方式希望让高层知道这次内斗的真相，但最后的结局是他自己失望地离开。

与他有着同样遭遇的同事站上了法庭，他们跟ofo打了一场官司，“这事全公司几乎都知道”，梁欢没有参与，在他眼里，辞退的赔偿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他觉得ofo最后辜负了曾为它奋斗的人们。

“我离开后，再也不相信小黄车，在街上见到小黄车我都不骑。”梁欢说。

他告诉锌财经，他曾为ofo狂热过。刚入职时，他在北京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培训。这个公司给他的感觉是“牛逼，有很多很牛的人。”

他认为这个公司很有发展前景。被派去北方一个城市做运营人员时，他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改变整个社会的事情。“这件事可以改变周围很多人的出行方式。你不觉得这很厉害吗？”

梁欢跟着当时的城市经理一起开拓新城时，充满了干劲和归属感。他觉得这个公司是值得付出的，把它当成了一个家。

梁欢加入的时候，正是ofo发展最巅峰的时期。在ofo大规模扩张时，他所在城市遍布单行道，为了不造成交通拥堵，他们选择在晚上投车，梁欢几乎每天加班到晚上12点，他强调这是“心甘情愿”。

投入使用的ofo新车

为了与当地政府沟通，顶着酷暑烈日，他在政府门口蹲点，蹲上一天。出现丢车、损坏车辆的情况，他也蹲点，“我得弄清楚这车到底是谁给我弄坏的。”

他提到一个细节，当地有一个大学生经常坐着公交车追偷车贼，“追到之后再给我们打电话，说他又在哪找到自行车了。”他感叹，用户的行为，也是为什么他把这份职业看得很重的原因。

那段时间，他干劲满满，“当时谁不知道小黄车啊，出去谈事情很有底气。”他时常跟下属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工作，而是能够影响很多人的事业。

ofo租用页面

在这座城市，梁欢看着订单从“从零到有”。“平均订单量等各种数据很快涨起来。”那段时间，他和团队每天投入1000到3000的车辆，总共投入车辆7万以上。

没过多久，梁欢得到了一个机会，被派往这座城市的下级市，负责开拓市场，但没想到，这个城市经理还没当多久，他就莫名其妙地卷入了内斗。

他提到，HR有一天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给原来的老领导“泼脏水”，之后新的城市经理会上任，“如果你不愿意，你就跟着一块滚蛋”。被找上的不只有梁欢，还有之前的一批同事。HR甚至让他们立“军令状”，要求他们签字表决心。

梁欢不愿意 “他特别正直，别人给他塞钱他都不收，这样的人被黑了，良心上过不去。”

“这是北京总部某位总监的势力。”根据梁欢的描述，新来的城市经理和北京总部的某位总监有着上十年的交情，因为他进来ofo较晚，当时北京总部已经没有令人满意的职位，只能先在二线城市做城市经理，再慢慢接管整个省，往区域总监发展。

在梁欢看来，这场内斗发生的不是时候。当时ofo还在大规模扩张，与摩拜争夺地盘的阶段。他看着原来工作过的城市换了一批不干实事的人上来。“正是开市场的时期，他们不做市场，怎么捞钱怎么来。”

这是他无法理解的事情。他想到自己和同事每天起早贪黑，才把这个城市的业务做起来。结果却被后来的这批人毁了。

说起这件事，梁欢的情绪变得很激动。“自己的工厂闲置着，全部车辆直接进外包的维修厂，不花钱吗？找兼职也胡找，甚至还有初高中生，有时凑齐人拍个照片，管你干活不干活，只要有兼职的钱报下来就行。”

堆积成山的坏车

那时候，梁欢觉得，ofo这个公司可能最终会死。近期梁欢写了一条朋友圈——其实结局很久以前就已经注定了。他告诉锌财经，最早有这种预感，就是在内斗发生的时候。

“干活的人都被开了，剩一群草包在里边，这公司能有长期发展吗？”梁欢说。

他不知道的是，这样的故事一直在ofo上演。

“爱怎么花怎么花，爱买什么买什么”。此前锌财经采访的ofo前员工李铭提到过，ofo内部存在贪污和浪费的情况。

戴威知道这一切。有媒体报道，2017年年中的一次内部会上，戴威对在座的高管说，大家业绩和报告都很出色，但是对金钱没有概念，这是一件严重的事。

同时，内斗或多或少影响着ofo发展。李铭提到，公司在后期管理很混乱，他在短短时间里，换了三个领导，每个领导的管理方式都不同。

小黄车“坟场” 图片来源于网络

梁欢和十几位前同事，对ofo依然有感情，他们希望让ofo高层注意到这件事，并且得到更加正规的管理。他对锌财经描述了当时的心态：“我觉得很多人是在为公司发展努力的，像养一盆花一样呵护它。但现在看到有人在破坏这盆花，我肯定要拦一下。”

他们放弃了“泼脏水”的机会，而是集体给总部风控部门发送了举报邮件。

风控部门的负责人来到了这座城市，“查完了所有事，拿到了行贿的证据，他们说处理结果已经拟好了，就等着上级领导签字生效。”

这位负责人和梁欢说，湖南发生了一起城市经理私自建立自行车组装厂牟利的恶性事件，那位城市经理就被他开除了。

这番话让他觉得有希望，但他们等了快2个月，没有消息。

工资自那天被HR约谈后，已经不再发放。这两个月，他们停工等待着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梁欢对ofo感到绝望，他曾认为事情终究会解决，最后却不了了之。“硬生生被压下来了。”

而那位他看来“很正直”的风控负责人，在梁欢离职不久后，也选择了离职。

梁欢知道，当时ofo的一位联合创始人也知道了这件事。“但是没用，治不了了。”他表示理解戴威一直以来的坚持，但也觉得戴威选错了人。

走了以后，梁欢觉得辜负了那群和他一起开新城的人。因为他的离职，原本的下属们工作也不是很顺利。“今年还有一个伙计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想过来和我干。”

他对ofo情感复杂，他觉得ofo给了他很多，但是他和同事们付出的东西都被毁了。

被欠款的供应商：共享单车伤害了整个行业

最早对ofo失望的，可能是它曾经的合作伙伴——供应商。

从去年被曝出欠供应商钱款以来，ofo不断被供应商告上法庭。

12月14日，ofo收到了一张新的判决书。针对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起诉ofo运营主体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拖欠服务费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令东峡大通支付服务费8111896.38元。

服务商和物流商纷纷通过法律武装抗战，同样受欠款拖累的生产厂商却显得很被动。

曾经为ofo生产小黄车的飞鸽自行车厂也深陷无法拿回尾款的窘境。薛斌告诉锌财经，飞鸽和ofo的合作，ofo先付30%的货款，70%的尾款在30天到60天内到期。据他所知，其他车厂和ofo的合作也是如此。“任何一个工厂的自行车利润都不会达到70%这么高，一旦货款出问题，都可能影响到自行车厂的资金链。”

据他介绍，能不能拿回尾款，只能听天由命。因为自行车厂和ofo签订的协议并没有什么法律约束。“真的收不回来的话，很多车厂就关门了。”

飞鸽自行车厂 图片来源于界面

薛斌提到，2017年开始，陆续有同行倒闭的消息传来。天津市的自行车小镇王庆坨曾经由于共享单车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但去年年底，共享单车寒冬之际，那里的工厂至少关闭了三分之一。

他告诉锌财经，飞鸽在2016年和ofo建立合作关系，把所有的生产线都给了ofo，自有品牌的加工线全迁移了出去。为了赶制ofo自行车，甚至推掉原有客户的单子。

“共享单车是好，体量大、增速也快，但这个生意做不长，当时也有其他员工和公司提过这个问题。”薛斌曾经向公司提议要两条腿走路，不能放弃原本的订单，但没被采纳。

为了迎合ofo大批量投放，集中采购的模式，上游供应商必须大批量的备货，一旦货品无法消化，对于供应商而言相当致命。薛斌提到，ofo的车型，决定了它的利润空间不大。30%的预付款，甚至还不够采购下一批单车的配件成本。

如果大量欠款无法追回，飞鸽也无法结算零部件供应商的货款。“到时候你想做别的产品，供应商们还会不会给你货？会不会在原有的价格基础上给你加成本？”薛斌担心，连锁效应将拖垮飞鸽。

大批的自行车厂已经被拖垮。锌财经上网查询了天津、深圳、平乡等各地生产厂商，正如薛斌所说，不少厂商的官网页面上已经出现了“ofo一比一同款车型，低价销售！”的醒目字样。

低价出售ofo同款车型

在薛斌眼里，ofo的败局是必然的， “这些做共享单车的创业者没有几个是真的想做自行车，或者真的喜欢自行车。”

据薛斌了解，ofo最早的时候没找一线的工厂，只是在王庆坨那边找一些很便宜的工厂生产产品。压价非常低，甚至和工厂达成过口头协议，无论你质保一年还是两年，只要保证小黄车半年内不坏就行。

王庆坨倒闭的自行车厂

他还和飞鸽的员工保持着联系，得知飞鸽的ofo订单中，大多数的尾款都没收到。飞鸽目前也面临着资金链随时断裂的危险。

“共享单车原本应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情。但是企业疯狂的投放和竞争，不是促进了这个行业，反而伤害了自行车行业。”薛斌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梁欢、吴轩、薛斌、李铭均为化名，上述内容来自锌财经对ofo前员工的采访，已备份录音。）

©本文版权归“锌财经”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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