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东河
编辑/小C
六月盛夏，袁寒开着车，驶入了京港澳高速。
在服务区停留的时候，他拉了一个微信群，捋了下被风吹乱的头发，然后拿起手机拍了张照，留给朋友们一句话：我走了，再见。
袁寒走得决绝，都没来得及跟朋友吃顿散伙饭。他开玩笑说，赚钱的事儿，得抓紧。在广东待了4年之后，他选择回老家创业——做助贷。
助贷业务示意图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助贷，可以简单理解为，帮助有需求的借款人拿到贷款，也帮助放贷机构获客和拓展业务。
袁寒告诉锌财经，他只需要招几个人，买一些用户数据，然后催着员工做电话销售，搞定一个用户，就能收一笔服务费。
据锌财经了解，一家两百人规模的助贷公司，一个月净利润可达数百万元。
“有时候挺恍惚的，就好像这一切从来没发生过”。这是四个月后，袁寒的感受。
从今年7月份三四十个员工，到如今不足十人，袁寒每个月的收入也从十万元下降至四五万。对他来说，巅峰的日子，只维持了一个多月。
助贷行业相关监管文件列表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用户对助贷机构的投诉日益增多，加之6月份起地方金融办的多次约谈，令袁寒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像我们这种公司，原本就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袁寒说，政策随时可能变化，他嗅到了一丝风险的气息，开始做转型的准备。
和袁寒一样，原本散落在一二线城市各个角落里的助贷公司们已经听到了“风声”。
他们当中，有的开始计划转型做别的相关联业务，有的从一二线城市向更“隐蔽”的三四线城市转移，有的则在捞完了第一桶金之后开始准备“做点别的”。
不管愿不愿意转型，助贷的冬天还是来了。
1
盛世下的阴影
徐蔚是袁寒的偶像，也是袁寒进入助贷行业的引路人之一。他在民间金融圈里，颇有名望。
今年除夕前，徐蔚创办了公司成立以来最不低调的一次年会。
在公司所在地最顶级的酒店，徐蔚订了一个300平米的宴会厅。年会以喜庆的红色为主色调，摆了十几桌，公司200多号员工，各个盛装打扮，悉数出席。
徐蔚平时总是一身T恤加牛仔裤，这一次他特地去买了一套西装，系上深蓝色的窄版领带，神气十足。
在年会上，除了最基层的业务人员之外，徐蔚公司的核心骨干几乎都拿到了“优秀员工奖励”。奖品很粗暴，一个厚厚的红包，5000块起步。除此之外，公司的高管还轮流上台，自掏腰包给大家抽奖，每人至少都贡献了5000块。
年会最大的奖，是两万块现金，最后被一个业务主管拿到了。小伙子拿着钞票，笑得合不拢嘴：“明年，我一定继续跟着老板好好干！”
从去年年中开始转型做助贷以来，徐蔚的助贷公司半年间赚了至少一千万。
在做助贷之前，徐蔚也做过现金贷。2016年底“裸条”事件被曝光。当时女大学生用裸照获得贷款，但当发生贷款逾期时，放贷人以公开照片等手段迫使借款人。暴力催收，一时间现金贷，尤其是校园贷成为众矢之的。
从2017年上半年开始，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现金贷的态度也变得不再暧昧。徐蔚敏感地察觉到，现金贷也做不长久了。
那时候，徐蔚的公司已经有了将近100名员工。原有的业务不能做了，转型成了头等大事。
“做现金贷的时候，我们的业务团队主要也是面对C端用户，谁有借钱的需求，谁就是我们的获客对象，这和做助贷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徐蔚告诉锌财经。在他看来，团队、数据和业务形态都是现成的，从现金贷到助贷，只需要转变一个身份：从放贷机构变成信息中介机构。
作为一个信息中介，助贷公司一端面对的是有借款需求的用户，一端对接的则是放贷机构。助贷公司通过了解用户需求，将其匹配到合适的放贷机构，从中收取信息服务费。
徐蔚摸索出了一个基本的业务模型。公司从相关渠道获取用户数据，销售团队通过两轮的转化，将有明确借款需求的用户筛选出来，再推荐至放贷机构。
在这个过程中，徐蔚的公司会向借款用户收取一笔199元的服务费，并给予用户一个期限，承诺在服务期限内成功放款。
对于助贷公司来说，要做大营收规模，只需要“多买数据，多打电话，多收服务费”，人手不够就招人，没动力就多给提成。
这看上去就像一个电销公司。
半年间，徐蔚的团队翻了一倍，团队的主干都是销售人员。这些员工，不需要多高的文凭，也不需要多丰富的工作经验，只需要懂话术、能吃苦。有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小伙子，每个月可以拿将近两万块。
就这样，徐蔚的公司从“奄奄一息”到风生水起，成了圈子里的一段“传奇”。
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商业模式。袁寒的助贷公司，便是复制了徐蔚的商业模式的一个例子。
2017年12月《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下称141号文）的正式下发。141号文提出，现金贷业务存在过度借贷、重复授信、不当催收、畸高利率、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十分突出，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隐患。
当时，P2P 平台等无牌机构普遍参与放贷。141号文下发后，银行不得为无放贷资质机构提供资金放贷或联合贷。无牌机构违规放贷属监管严禁的行为。
由此一大批做现金贷的平台不得不谋求转型。徐蔚说，跟风的公司接踵而至。
“我曾经去过一栋旧写字楼，里面几乎都是各种以‘XX贷’命名的公司，全是做助贷的”。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十来个人凑在一起，买上几台电脑，就开始干起来了。一个月赚个几万块，比起上班拿工资还是要有吸引力得多。
像这样的助贷公司到底有多少？这实在是一个难以精确统计的问题。他们就像小作坊一样，隐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闷声赚钱，是他们最重要的信条。
根据《2017年中国消费信贷市场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除房贷外消费信贷市场规模达9.8万亿。其中除房、车、卡外其他消费信贷规模约5.2万亿，五年复合年均增长率在45%左右；互联网消费信贷预计达4.4万亿，五年复合年均增长率逾350%。
巨大的消费信贷市场，促使助贷得以快速发展。这是一个双赢得诉求。对金融机构而言，助贷有助于帮助其打破地域限制、扩大获客群体。而对助贷机构， 助贷有助于其获得低息稳定的资金、借用银行牌照和征信渠道、培养独立 风控能力、掌握银行+互联网融合体系下制高点等。
2
寒冬来临
“我其实还算晚的，做得早的，早就赚嗨了。”袁寒面露一丝苦笑。
四个月前，袁寒背起行囊，远涉千里，到了一个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试图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今年7月，他有三四十人的团队，每个月光自己的进项就是十万以上。7月，是他公司的巅峰期。但他也注意到，周围做助贷的小公司越来越多，越来越“疯狂”。
“我们最初给到销售人员的底薪是3000块，加上提成，这在我们老家这样的二线城市已经算是不错了”，袁寒说，可恶的是，现在别的公司都给到了四五千。
在这个本来没有“核心竞争力”的行业里，人员开始频繁地流动。袁寒透露，有的员工，还没跟自己说过一句话，就已经跳槽了。而那些业绩表现好的员工，更是成为被挖角的“香馍馍”。“一个月换好几家公司，哪家给的价高去哪家呗！” 袁寒的语气里透着无奈。
“其它的成本也在涨，比如数据，半年以来价格涨了接近50%，而且质量越来越低。”但最让袁寒“揪心”的，是网络上对他公司的投诉越来越多。
“一打开百度搜索或者贴吧，全是说我们诈骗，发帖比我们删帖还快。”袁寒说，就连删帖的费用，也越来越贵。
6月份成立自己的助贷公司，一度让袁寒认为抓住了风口，但他抓住的，只是风口的尾巴。从141号文发布后，小贷公司转型做助贷业务是大势所趋。只是袁寒当时并不知道，但是看似繁荣的市场，其实已经乌云密布。
今年年初以来，针对徐蔚公司的投诉就几乎处于“失控”的状态，甚至还有用户打电话到了当地的金融办和公安局，控诉他们诈骗。
“3月份的时候，有金融办的领导叫我们过去谈话了，说的就是投诉的问题”，徐蔚透露。监管部门的意思，让他们处理好这些纠纷，不然也可能采取和现金贷一样的处理方式。
据锌财经了解，助贷公司被用户投诉，因为用户在交纳了服务费之后，助贷机构并没有按照承诺帮助其获得借款。由此一来，用户就认为是助贷公司“骗取”了他们的服务费。
也有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透露，有的助贷公司根本就没有对接放贷机构，只是“一门心思”地推销业务收服务费，至于用户最终有没有拿到借款，则被抛之脑后了。
“也不排除有忽悠的成分。助贷公司的销售人员在跟潜在用户交流的时候，一般都给足了承诺，目的就是让你赶紧把服务费交了，但最后放款的事不了了之，用户肯定是不满的。”他还透露，有的公司给的放款期限比较短，收取的服务费也不退给用户，是否涉嫌诈骗，值得商榷。
市场中，有千千万万家像徐蔚、袁寒经营的助贷小公司。随着公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这些公司正在被监管部门盯上。
徐蔚透露，今年6月份，金融监管部门就已开始行动，对辖区内的助贷机构进行摸底排查，对涉嫌违法放贷、诈骗等行为的机构，给出相应的处罚。
锌财经了解到，目前多个互联网金融平台聚集的地区都已经有所行动。
从6月份开始，徐蔚更多地参与到了公司运营的各个环节。“几乎每个月都要被叫去谈几次话，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好像回到了打击现金贷那会儿。”徐蔚向锌财经表示。
3
挣扎求生
10月底的秋风时刻在提醒着袁寒，冬天就要来了。
“成本高了，招人也越来越难，监管部门盯得越来越紧，不好做。”袁寒叹息道。
离袁寒1000公里之外，徐蔚的公司至今还保留着近300人的团队，但是他一直控制着业务规模，也时刻警惕着潜在的政策风险。
在一个科技园区，他租了一间办公室，作为他尝试转型的根据地。
“具体怎么转其实我也没怎么想好，同行们都说可以转去做贷款超市”，徐蔚透露。
贷款超市，顾名思义，就是把各类金融产品（主要是借款类产品）聚集到一个互联网平台，供用户选择。其主要盈利来源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收取的服务费，二是为金融机构（主要是放贷机构）提供拓客、营销等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在贷款超市这个行当里，最知名的当属融360。2017年11月，融360已成功登陆纽交所。
根据融360招股书披露的数据，2017年前9个月，融360平台上共有金融产品17万多个，有超过2500家金融服务供应商在融360的平台上提供产品。
同时，融360平台上发起的贷款和信用卡申请数量从2015年的约850万增长到2016年的约2330万，2017年前9个月约为6440万。
看起来，助贷转型做贷超，似乎是顺理成章且前途光明的。
但徐蔚还没下定决心。在互联网的战场上，用户已经愈发向头部平台聚集，相比之下，徐蔚并不能确定自己的贷款超市能走多远。
这也是袁寒“纠结”的地方。助贷转型，已成定局，但该如何转型，他仍没有思路。
袁寒的同行李吉宏则认为，既然在政策上没有发生新的变化，那就不要自己先乱了阵脚。他在老家附近的一个四线城市开了分公司，目前已经有了40个人的团队，每个月净利润接近30万。
“小地方相对隐蔽，没那多人盯着，人力成本也比较低，再说，越是这样的地方，越讲人情，好办事”，李吉宏说。
他觉得，助贷还可以继续做，只是在产品设计上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比如如何避免诈骗嫌疑，服务费怎么规范，以什么名义来收更合情合理……”
但光大证券在研报中指出，小贷公司是否可以从事网络信贷、以及网络小贷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方面，监管层是否会出台进一步的规范措施还有待观察。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金融证券部合伙人律师张丹此前则发文表示，目前助贷领域的风险已经暴露，质疑的声音也将推动监管部门的监管动作。助贷机构应审视其自身业务，梳理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并及时整改，才能避免监管政策落地时的无措。
监管政策的变动，成为众多助贷小公司头上一颗随时会炸的雷。寒冬之下，如何生存，又该如何前行？他们在挣扎着、摸索着。
曾经信心满满的袁寒，又翻出了4个月前在服务区拍的那张自拍照。
照片中，盛夏的阳光透过他凌乱的头发，折射出不一样的光泽。他目光坚定，咧着嘴笑。
“还真像个有为青年。”他自嘲道。
注：文中袁寒、徐蔚和李吉宏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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