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可以为“中国制造”带来什么?
先说一个未经考证的逸闻,据说乔布斯在世时——就像特朗普将先进制造业回迁视作“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重要篇章一样,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劝说老乔:能不能把海外工厂搬回来?老乔的回复大意是:苹果在美国作出一个修改,修改稿会立刻传到深圳工厂,中国工程师会立刻开始行动,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会立刻作出相应调整,2小时之内,调整就会完成,工人会立刻进入生产线,24小时之内,新产品会立刻往美国发货,倘若美国也能做到相似的运转速度,我们愿意回来。
嗯,时至今日,没人会怀疑,从全球分工秩序层面,中国先进制造业是支持科技创新落地最肥沃的土壤——这些让奥巴马无言以对的“立刻”,即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兼具高效率,规模性和灵动性的真实脚注。
而从国家建构层面,在虚拟经济被媒体聚光笼罩的背后,是制造业作为国民支柱产业的稳定之锚。从最浅表角度,制造业雇用了更多劳动力,拉动上下游更多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动脉——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实物资产”的庞大底盘,相较于轻资产的服务业或者虚拟经济,制造业在社会土壤里的“扎根”程度要深许多,和各种社会资源有更密切的共生关系。
譬如经济学者李子旸老师就举例道:“制造业企业对各种基础设施的依赖性更强。如果没有可以充分保障物流的港口、高速公路、机场、铁路,很多大型工业企业就不可能开办。没有平稳的电力、水资源供应,很多工厂也无法开工,甚至没有足够大的场地或废弃物排放空间,工厂都无法兴建。相对来说服务业对社会基础设施的依赖要轻得多,落后国家的鉴别标志之一就是,在城市的一片破破烂烂中,却有非常高级豪华的消费场所”——换句话说,看似“粗犷”,实则“娇嫩”的制造业,实则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建构能力的晴雨表。
而这张晴雨表若想继续保持灵敏,这根稳定之锚若想继续保持稳固,继续充当智能时代的中流砥柱,需要社会多股力量的共同修筑。
更像是某种佐证,在刚结束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这一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工业盛宴上,除了2000余家全球知名制造企业的悉数登场,还出现了一个稍显意外的参展商:华夏幸福。夹杂在各种机械臂,智能数控机床和新能源汽车中间,华夏幸福的展位显得颇为轻盈,对外展示了智能制造装备,智能机器人和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三大产业方向的17个产业集群。
当然,相比于展位的轻盈,他们对自身的期许要恢弘许多:通过打造产业集群,促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核心环节的集聚,成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路途中的独特景致。
而倘若你深谙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发展史,就会知道,这种空间上的聚集效应,能释放出的经济潜能。
从“制造”到“智造”的跃迁
众所周知,在德国工业4.0的基础之上,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计划,希望到2025年,中国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而从本次工博会所展示出的精良“装备库”不难发现,中国先进制造业的现状,委实有很大的迭代空间。
本次工博会共设置8大专业展,涵盖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到先进制造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智能绿色制造全产业链,基本称得上是当前先进制造业关键技术的一次大规模巡演。
以备受瞩目的工业机器人为例,如你所知,在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人力成本不断上扬,机器人单价日渐下调等约束条件的合力之下,工业机器人在需求端连续多年迅猛增长:五年前开始,中国就已成为全球最大机器人销售市场;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8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7.4万套,同比增长23.9%;IFR近期公布的数据同样显示,去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为38.7万台,同比增长了31%,其中中国销量13.8万台,同比增长58%,占全球比例36%,较去年提高6个百分点。此外,包括《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在内宏观政策上的加持,更是让中国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重要的动力引擎。
事实上,本届工博会也印证了这一点。依我观感,机器人展区可谓是规模浩大的工博会最惹眼的展区。譬如,世界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之一安川电机,世界知名企业美国ATI工业自动化都纷纷展出了最新机器人,携手展现了自动化对先进工业生产的变革势力。
而令人欣喜的是,今年5月,安川电机与韩国都林机器人应用技术有限公司的合资公司——安川都林在香河投产,可同时进行100台以上中上涂机器人,50台以上底涂机器人的组装及离线调试工作。此前,美国ATI工业自动化、德国尼玛克等也落户香河。目前,华夏幸福已在香河吸引130余家企业先后签约进驻。不难预见的是,当这些企业齐聚香河,彼此之间可充分发挥在技术,设备和客户等方面的协同优势,也会让这里成为我国北方最具影响力的工业机器人战略高地。
当然,其实不只是机器人。诚如投资人王煜全所言,按照任务分解原理,中国若想顺利完成从“制造”到“智造”的跃迁,需要各个工序环节的齐头并进,通过大规模制造世界最先进的科技产品,不断完善每个制造节点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从过去的“作坊式”生产,循序渐进地向智能化生产转变。
“工业润滑油”
而如前所述,除了资本势力和技术力量,中国制造业的顺利转变,是社会多股力量的共振结果,譬如来自地方政府和产业园区运营商的齐力扶持——不难发现,在许多地方,产业链上的企业已不再是“零散”地野蛮生长,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高规格产业集群主导的协同发展。
以最具样本意义的华夏幸福为例,本届中国工博会上,除了香河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华夏幸福还集中展示了在和县、肥东、南浔打造的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在来安、溧水、江宁、舒城、长丰、金安、巢湖、新郑、双柳打造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在苏家屯、嘉鱼、博望、巢湖等地打造的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
某种意义上,工博会上的初番登场,可被视作华夏幸福产业集群的一次集体阅兵。近年来,华夏幸福坚持“产业优先”的核心策略,以产业新城为核心产品,持续打造先进产业集群为(截至今年6月底,已为所在区域累计引入签约企业超2000家,招商引资4300多亿元)。这种模式之于企业,可以提供“产业规划、选址服务、全球资源、行业圈层、金融支持、专业载体、一揽子政策、全程服务”等全流程综合解决方案;之于产业,则可以如同“工业润滑油”一般,减少不同工序节点的摩擦阻力,让不同环节的企业更具效率地释放潜能。
进化路上的主动蜕变
事实上,追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发展史,这种空间上的集聚效应,曾扮演过意义深远的历史角色。
就像学者施展在《枢纽》中所言:二十余年前,如同是某种命中注定,中国经济的崛起,与西方经济的转型几乎发生在同一时刻——中国之所以成为先进制造业的“世界工厂”,源于两股影响全球秩序的巨大变量的不期而遇:第一,西方走向创新经济时代,为了跟上产品革新的步伐,制造业开始产生大规模外包需求,为了在不确定性的时代迅速迭代,他们必须将生产流程转型的成本和风险转嫁到其他地方。
第二,土地财政的变化,使得中国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让无数专业化企业形成了一个不断动态重组的供应链网络,实现了制造创新产品弹性和效率的统一(可参照本文开篇乔布斯的回复),让中国成为承接先进制造的不二之选——而在这个过程中,各地方产业园区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倘若没有大量工业开发区等待企业进驻,在彼时的工业环境下,供应链网络会因基础设施不配套,物流成本过高等原因最终夭折。
嗯,二十余年前,中国的分税制改革意外造就了大量开发区的拔地而起,帮助中国先进制造业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如今二十余年过去,当中国经济不再以令人眩晕的方式增长,当“中国制造”已崛起为令世界受益又忌惮的大象,今天,以华夏幸福为代表的产业新城运营商,希望以更主动,更睿智的方式,推动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的创新实践,让这头大象轻盈起舞,完成向“制造强国”进化路上的主动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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