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奇葩”到“特别人类”，《奇葩大会》变了吗？

最新一期《奇葩大会》，清华化学工程专业博士，毕啸天，跟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众小实验、小发明：风雨型防雾霾可穿戴设备、手机带振电动牙刷、人力自行车自动洗袜机等等，还用严谨的实验得出了香蕉+枣的科学吃法，秋衣外穿比内穿更保暖——一些正常人不知道，哪怕知道了也不会去践行的结论。想到第一季《奇葩说》，同样一个清华博士生，却遭遇了高晓松“国之重器”的怒怼。

从《奇葩说》和《奇葩大会》第一季看过来的观众知道，这个节目包容，不同行业不同背景不同属性的人群声音我们都能看到听到，是特异者可以得到理解和宽慰的空间。这个节目理性，总是能切中当下生活的道德困顿，鞭辟入里地接近矛盾本质，这个节目温暖，在很多脑洞题中切近哲学，又在最终落地时给人以希望。

奇葩说上的辩题、奇葩大会上选手的分享，经常成为第二天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李银河关于婚姻制度终将消亡的那段演讲，第二天就刷爆了朋友圈。但新一季奇葩大会开播后，关于节目的评价，很多奇葩说粉丝觉得，它变了。

特别人类，在“别处”寻找生活

要说变化，与第一季《奇葩大会》相比，第二季在赛制上最明显的差异是投票权由导师转变成观众，选手到节目来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生活，再由现场观众投票，票数超过60 的选手可以参加最后的特别人类峰会。那么，什么是“特别人类”呢？

有人根据第一期节目，对《奇葩大会》第二季的选手进行分类：抵抗无聊的有趣人类，活出闪光的平凡人类和已知特别人类。其实这三个分类可以达成找到更高一层级的概括——他们都在“别处”寻找生活。

第一期节目里，北大考古学博士刘拓，讲述了他在伊拉克被误判抓进监狱的故事，监狱环境很艰苦，40 多个人一间，每天都有人热死，但尽管在这样的条件下，狱中人还是给予了他这个闯入者最大的帮助和善意，人性中的光明在这个故事中很耀眼，尽管刘拓的球鞋像刚从考古现场回来。

还有一位选手，吴悠，号称中国街球鳌拜，让人惊讶之处在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我就是要赢”。在今天以“佛系”、“虚无主义”盛行的青年文化中，尤其是在《奇葩说》受众内部，“玩世不恭”才是安全，“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正确”，很容易招撕。

但吴悠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要”但不焦虑，把自己完美封存在一个闭合的价值体系之中，并且通过这个体系自循环，获得有效的价值感。

上一期节目，马东让蔡康永用三个词形容“特别人类”，得到一个很精彩的归纳：“不自觉、不在乎、不甘心。”所谓“不自觉”，也就是不能觉知自己，一种忘我的状态，所谓的“痴”；所谓“不在乎”，并不是什么都不在乎，而是知道对自己而言什么是重要的、值得在乎的，大多数人所在乎的人和事，也就云淡风轻了；所谓“不甘心”，来上节目的选手都有一种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形成自己与世界的密语，且在这一方领地上，不容有失，比如吴悠的街球，如晶的辩论，还有范湉湉的hi-pa。

其实，无论是《奇葩大会》第二季，还是第一季，也包括最早的奇葩说，那些在这收获掌声的选手，都符合这三个特点。其实《奇葩大会》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并没有变化，变的是节目框架，也就是赛制，而赛制的改动会影响到节目中发生的事件。

换句话说，搭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进来后，会发生什么。而观众接收的，首先是发生了什么，受到震撼后，才去思考背后的价值。

马东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对综艺节目而言，欢愉度就是最大的审美。但可能这次，在让观众欢愉这件事上，《奇葩大会》需要思考的维度更多。

奇葩的观点就有趣，特别的生活却无聊？

除上述提到的以外，对“特别人类”还有一个整体感觉——他们都活得很有劲儿。第一期第一位选手“戏精牡丹”，以模仿中国大妈走红网络，惊讶于他对生活细节的捕捉，妈妈们的拍照姿势、家庭聚会常用语等等；第五期，有一位开了22 年出租车的北京的哥，业余时间自己录歌，业内时间听自己录的歌，顺便开车。他们都试图在丰富生活的层次。

刘拓提到他在伊拉克监狱中的一个细节，在最无助最恐惧的时候，他在狱友给的纸板上写汉字，在监狱里唱昆曲，在节目现场打动了很多人。电影《驴得水》中，张一曼在山村教书，不管条件再恶劣，她都一定要穿旗袍、烫头发，每天去采最新鲜的花儿。

王安忆也曾提到，她到女子监狱采风，发现女犯人都私下藏着些小镜子、小皮筋，她把这看作是“丧失生活实感的自我呈现”。也许这种努力，只有在作为基层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才显得迷人，一旦将这些置于普通人的生活中，当它们不再易碎、脆弱时，观者似乎很难被吸引。发现并欣赏琐碎中的闪光，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今天的人们慢慢达成一种认识，看综艺的实质，其实就是消费，而消费就一定伴随着快感的获得。回想前几季奇葩说，几乎每一期我们都看得酣畅淋漓，选手们新奇的观点要么说出我们不敢说的，要么刷新三观和知识，部分小有名气的选手被怼，那种尴尬也会为观众带来生理上的快感。

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著名的戏剧理论，悲剧的“Katharsis”功能，这个古希腊语词汇译作“净化”，也译作“排泄”。大概意思是说，在看戏的过程中，观众通过主人公的情感体验宣泄庸常生活中无可投递的情绪，使灵魂得到净化。

很多电影爱好者会发现，艺术电影往往不走商业电影的原型剧情结构，也正因如此，导致很多人看不下去，因为观影永远不是被编剧牵着鼻子走的被动过程，而是一个主动发掘细节和情感的过程。也许真的需要一颗“特别人类”的心，才能让人在他人平实琐碎的生活中，抓住一刻光明吧。

我们很愿意听到这句话在歌词里唱，但却不愿意看一眼别人田野里都开出了什么样的花。说到底，是我们对他人的生活没那么在意。我们点开节目，从来不是来看别人是怎么把日子过好的，他人的“丑”和苦难才是我们快乐的来源。其实每个人都一样，看着跟自己差不多的人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看着成功的人继续讲述成功，这事可能没那么享受。

所以也许，不是因为《奇葩说》变了，而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因为这个节目发生过多大改变，哪怕每期都看，哪怕那么喜欢。

抛开历史包袱，“奇葩”IP 的扩展？

第二季奇葩大会在节目一开始就声明：本季奇葩大会不再为奇葩说选人，而是寻找特别人类，共同抵抗无聊。但有观众却觉得，反而是节目无聊了。

新玩法意味着选手们不是准备来打辩论的，当奇葩大会不再有海选的性质，节目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选手的观点是否足够新奇、足够犀利了，而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是否有特别之处。从表达观点到分享生活，也就相对削弱了节目的冲突性，观点有上下，生活无高低嘛。

但是，冲突性小，是不是就意味着奇葩大会试图传递的价值发生了变化呢？关于这个问题，“奇葩”与“特别人类”的差异，也许能提供一些解释。

肖骁第一季《奇葩说》海选的时候，说他想不明白怎么会有节目起这么个名儿，就算有人拿了冠军吧，还得被叫“奇葩”。但正是这群“奇葩”们，凑在一起，观众不断被新的观点冲击着，他们总能说出我们羞于或害怕说出来的话，所以在观看节目时，就会产生一种“快乐”。在四季节目的建构之下，“奇葩”在观众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形象，要敢怒敢言、要语不惊人死不休。

第一季《奇葩大会》里，有一位选手印象很深——冉高明，他在两年前就参加了第一季《奇葩说》，当时马东让他两年之后再来，从此，上《奇葩说》就成为他心中的一个执念。

在听完他的辩题后，马东说了这么一番话：“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肖骁，甚至看到了一丝马薇薇，恰恰是看不到冉高明自己的那个东西在哪。”或许他认为在奇葩说上出现过的表现形式他身上都有，但这可能恰好是他的问题所在。

也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节目组要提出“特别人类”这个新概念，可能正是为了避开观众对于“奇葩”的刻板印象——都得能言善辩，也是为了避开为上节目、搏出镜而可能出现的复制。当“奇葩”成为一个刻板印象，那这档节目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话不惊人，不代表活得不鲜明，这也许是提出“特别人类”这一概念的原因之一。

某种程度上来说，《奇葩说》的“奇葩”，其实是边际效益递减的一种驱动，当下一二线城市的一些青年群体，对诸多先锋话题早已脱敏，对他人的生活方式包容度也大大增强，继续按先前的玩法，估计又会有个别弹幕出来：这也算奇葩？所以，节目组必须获取新的资源，进一步扩展“奇葩”这个IP。

《奇葩说》的拥趸，与喜欢看《奇葩大会》的不一定是同一群体，但无疑都延续着马东这位60 后试图与90 后世界交流的风格，只不过形式已经有了一定分野。前者注重辩论的对抗性，后者更倾向于讨论人如何自处。“奇葩”这个IP 已经走出了一条特立独行的综艺之路，《奇葩大会》是时候摆脱其刻板印象，抛开“历史包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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