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贷大时代来临，金融科技洗牌将至

过去一段时间里，助贷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去年11月，据媒体报道，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预计助贷监管很快将落地。

本月早些时候，浙江银保监局下发了《关于加强互联网助贷和联合贷款风险防控监管提示的函》。

表面上，监管部门在收紧助贷，但从上述文件的精神来看，更多是立足长远、规范发展。

正因为如此，监管部门在抓紧制定助贷监管规则的同时，也打开了发展助贷的正门。

在去年底出台的《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175号文）中，监管部门提出，“积极引导部分机构转型为网络小贷公司、助贷机构或为持牌资产管理机构导流等”。

最新消息显示，在冻结长达一年多之后，有地方监管部门已着手重启网络小贷新设牌照审核。而网络小贷一直是助贷业务的重要推手。

综合上述监管动向，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助贷得到了监管的认可和鼓励，即将迎来规范发展的大时代。

或许监管部门已经意识到，在网贷业务被全面收紧之后，再不开正门，将很难遏止“超利贷”、“套路贷”等非法业态的蔓延，从而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宜疏不宜堵。只有通过规范发展助贷，让正规军有序进场，才能最大限度消灭不合规的金融活动。

更进一步，以金融科技公司作为辅助、以金融机构作为主导的助贷模式，将成为中国零售金融和普惠金融的主流。

我在近期多次提过这个观点：资产端的创新，或者说基于资产端的金融科技，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市场前景。

那些资产端能力突出的网贷平台，以及专业的金融科技服务商，有望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助贷大时代彰显自己的价值。

1. 助贷崛起：互金的历史贡献

关于助贷，尚没有统一定义。本文所探讨的助贷是广义的概念，囊括了纯粹助贷（不参与出资）和联合贷款。

梳理中国助贷模式的起源，往往会追溯到2007年。那一年，国开行与深圳中安信业开启了“银行+小贷”的助贷模式，阿里巴巴与建行、工行合作推出了“银行+电商”的助贷模式。

彼时，这两种助贷模式都有其局限性，无法大规模推广开来，主要原因是中国小额信贷与电子商务都在早期阶段，助贷的发展土壤还不够成熟，同时商业银行对这类业务的接受度偏低。

助贷模式的全面崛起，要等到2013年——互联网金融元年之后。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金融市场的面貌。在信贷领域，大量从未有过贷款记录的人开始从P2P、网络小贷那里获得贷款，征信空白被迅速填补，并催生获客、风控等环节的创新。

在此过程中，从业者很快发现，当被压抑的普惠信贷需求被激活之后，作为资金来源的P2P和网络小贷，越来越满足不了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毕竟，在数百万亿体量的传统金融机构面前，这些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资金量显得微不足道。

这时候，中国金融业相比2007年那会，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突破，而宏观经济下行与流动性泛滥引发了 “资产荒”，导致金融机构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

基于逐利需求而非政策要求，金融机构比以往有着更强烈的创新和变革的动力。

于是，引入金融机构资金对接互联网信贷资产，很快流行开来。而前期的实践早已证明，这类资产的风险没那么高，尤其在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之后，其收益足以覆盖风险。

通过助贷，一大批传统金融机构，自下而上，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加入了这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浪潮。

这场助贷大爆发，源于中国金融市场固有的失衡——金融资源高度积聚于国有企业和中高净值群体，通过助贷将更多金融资源分配到了从前服务不足的个人和小微企业那里，由此可以视为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一次自我进化。

我一直认为，从推动金融机构服务下沉与科技革新的层面来说，互联网金融的历史贡献远远大于过失。而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白璧无瑕。

2. 监管之忧：金融机构被掏空？

助贷与互联网金融的这种共生关系，使得互联网助贷成为主流。

扮演助贷角色的一方，主要是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或者说金融科技公司，包括没有牌照的P2P、现金贷平台，以及持牌的网络小贷和互联网银行。

作为资金方的金融机构，主要是一些中小银行以及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这些金融机构的零售业务普遍比较薄弱，通过助贷业务可以“曲线救国”，缓解经营压力。

但在助贷的繁荣背后，一些监管层担忧的问题暴露出来，一是金融机构借道助贷突破了经营区域限制，存在合规问题。

根据浙江银保监局近期下发的《关于加强互联网助贷和联合贷款风险防控监管提示的函》要求，城商行、民营银行开展互联网联合贷款业务，应坚守“立足当地、服务当地、不跨区域”的定位；辖内城商行分行原则上只能经营省内的客户。

1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 该文件强调，“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当年新增可贷资金应主要用于当地”。

另一个问题是，在助贷业务中，由于助贷方普遍承诺兜底，许多金融机构将这项业务变成了一项固定收益业务，也就是纯粹的资金生意，而非需要承担信用风险的信贷业务。

这不仅使得助贷业务的真实风险被人为掩盖，还令金融机构在此过程中淡化乃至放弃了属于自己的风控责任，全部甩给助贷机构，这反过来又提升了风险。

长此以往，如果助贷业务在金融机构的业务占比中越来越高，而金融机构又远离核心风控环节，其将丧失最核心的风险管理能力。

与跨区域经营相比，这才是监管部门最担心的问题——助贷不能成为部分金融机构的“鸦片”。因为一旦核心能力下降，还会影响到金融机构其他业务的健康发展，最终威胁金融体系安全。

这可以解释，不管是2017年末《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141号文），还是银保监部门的相关文件，都强调了这样一句话：

“不得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外包。”

金融是经营风险的生意，如果金融机构连风控都外包出去了，其存在的根基也就被动摇了。监管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3. 规范发展：金融科技公司迎来洗牌

基于上述忧虑，为了整个金融行业的长治久安，助贷必然要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

从目前来看，监管的指向是明确金融机构的主要放贷人定位，压实风控责任；同时，要求各类助贷方老老实实扮演好“助”的角色，不能越俎代庖。

这意味着，只有真正具备专业的技术服务能力，能够为金融机构起到实质性辅助作用并创造新价值的金融科技公司，才能在助贷大时代占得一席之地。

在行业里，一些机构较早领会到了监管意图。以中腾信为例，2014年以来曾为多家信托公司及银行提供风控技术辅助服务，合作方包括外贸信托、中航信托等持牌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控制水平同业领先；在2017年底 “141号文”出台之后，这家公司进一步调整助贷模式，明确为金融机构提供“辅助风控”，通过技术驱动赋能金融机构。

中腾信的一位高管告诉我，“一个趋势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主动管理的角色会越来越强，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方向将会是——逐渐后端化，中腾信最终变身为一个纯粹的技术服务公司。”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金融科技to B服务在2018年成为了一个新的风口。

去年10月，中腾信正式推出了to B服务平台“小花科技”，这家公司聚焦纯线上化资产，为合作机构提供一站式、模块化的消费金融科技服务，主要风控产品为“小花金融云”。

作为中信产业基金控股的消费金融科技公司，过去五年来，中腾信先是通过自营业务形成并验证了其金融科技能力，之后再开放给金融机构。

这条成长之路，事实上也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向金融科技跃迁的典型路径。

可以预期的是，在助贷监管尘埃落定之后，普惠信贷将成为金融科技的主战场。基于此，未来金融科技公司将分化为两类玩家：

一类是平台型金融科技公司，背靠互联网巨头，提供综合性的助贷业务，不仅提供技术服务，同时输出流量和场景，其代表则是蚂蚁金服、腾讯、度小满金融等。

另一类是独立型金融科技公司，通过技术连接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它们自身不掌握流量和场景，但可以通过技术服务帮助金融机构接入场景，尤其是互联网巨头尚未覆盖到的长尾流量和细分场景，其代表是中腾信、萨摩耶等。

那些既缺乏核心技术能力，又没有掌握足够规模的流量和场景的金融科技公司，将很难在市场上生存下去。

洗牌将至，金融科技终于要迎来去伪存真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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