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实践中如何消灭“套路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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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文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于资本的逐利性有细致的描述：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这些年国家顶层设计上一直致力于推动向弱势群体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而只要给与远超市场平均的利润激励，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难推动。

2016年下半年，现金贷在国内市场的井喷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打着普惠金融的幌子行高利贷之实的所谓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比比皆是。

在2017年下半年现金贷受到监管整顿后，“超利贷”又死灰复燃，比如借1500元，砍头息500元，实际到手1000元，七天期，每周利息高达50%，而年利率36%的借贷行为就不再受法律保护。更有甚者，一些放贷个人和机构通过阴阳合同和制造银行流水等手段，故意让借款人逾期，然后再介绍其他渠道继续放高利贷，让借款人拆东墙补西墙，最终将借款人吸干，这一运作方式被形象称为“套路贷”。

缺乏对社会价值有效评估

无论是“超利贷”还是“套路贷”，都可以视为市场扭曲中产生的行为，背后体现了当下普惠金融的市场化实践普遍缺乏社会价值导向的劫症。

2015年，国务院制定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对于“数字普惠”的定义是：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

然而，实践主体们更多把普惠金融落脚为向“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上面，“可负担的成本”由于在差异化普惠金融客群中难以有效量化而被忽视。部分机构们一直自诩在服务弱势群体，干的是普惠金融，有意或者无意忽视了对如下问题的审视：所服务的这个群体是否能够承受起这么高的利率？他们又是从哪来的钱还款？在债务负担下，他们的生活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呢？

正是因为没有对于可负担成本的有效衡量，没有对于社会价值的有效评估，才使得一些做“超利贷”“套路贷”的机构都自诩为“数字普惠金融”从业机构，这是对于“数字普惠金融”概念的扭曲。

商业利益主体在扭曲的概念包装下过度介入普惠金融实践，资本的逐利性带来普惠金融的乱象，已经造成一系列金融风险以及社会风险。

2010年，印度爆发的一场小额信贷危机，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本身带有一定公益性的小额贷款公司获得风险投资、挂牌证券交易所后，在资本市场的激励下强化了逐利性特征，在商业银行、私募机构给与的资金助推下，忽视风险把控拼命追逐借款客群获客以及放贷规模的增长，最终导致了借款人无力还款、借款人自杀逃债、地方政府介入鼓励借款人逃废债，引发了整个印度的小额信贷危机。希望现在介入“超利贷”“套路贷”的个人和机构资金一定要清醒认识到这种贷款的不可持续性，沾染道德污点的收益最终也必然为道德准则所吞噬。

今年6月，普惠金融教父尤努斯教授的《普惠金融改变世界》在内地正式发行，笔者是中文版的译者。在尤努斯教授的新书中，重在讲述普惠金融从业机构如何树立正确的“义利观”：要做商业可持续的“不唯利”“讲究义”的社会企业；真正的社会企业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而非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

数字普惠金融从业机构由于其切入的市场和服务的客群的敏感性，从定位之初就不应当是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导向。因此应当坚决抵制诸如“现金贷”“超利贷”“套利贷”等为“利”失“义”的诱惑。传统的线下小贷公司这些年无论机构数量、从业人员，还是放贷余额都有所萎缩，而扎根农村地区的村镇银行也在被各大银行密集抛售，这都是传统的普惠金融实践在商业可持续性上的困顿。“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出路，绝对不简单是在“普惠金融”加上诸如作为修饰词的“数字”二字，而更多应当是基于“数字”技术实现普惠金融在商业可持续性和社会价值导向实现两者间的更为有效的平衡。

创新应守住“义”的底线

缺乏社会价值导向的创新将会导致市场上大量出现逐利性创新，只会催生以普惠金融之名进行的各种监管套利，“超利贷”“套路贷”等层出不穷，针对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产生的金融乱象伤害的最终是最缺乏承受能力的弱势群体，社会问题尤其突出。

而没有商业可持续的创新将会导致市场上出现大量的贴着“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标签的“伪创新”，当资本热潮退却，创新故事无法维系下去时，留下的将是满地鸡毛。没有明确的社会价值导向、商业可持续性的支撑，最终产生的金融风险只能由监管擦屁股，全社会来埋单。

那么，现在的数字普惠金融创业大军中有没有能够较好地平衡社会价值和商业可持续性的企业呢？

自2018年9月以来，笔者组织了百舸新金融智库的专家团队对于头部平台开展了以“合规发展和社会价值评估”为主题的走访体检活动，第一站就是深圳投哪网。

我们很惊喜地发现，在诸多平台近些年不断蹭资本市场热点、追逐商业利润的大环境下，投哪网从2012年成立以来就一直专注在车抵贷资产的开拓上，其授信金额的90%流向了个体工商户的创业融资和流动性资金周转需求，目标客群定位很明确。基于持续的科技研发投入，投哪网运营成本持续降低，相比较传统的线下车抵贷动辄月息四分、五分的贷款利率而言，已经降低了借款人50%左右的成本，解决了个体工商户获得授信的成本可负担问题，同时平台自身也实现了很好的盈利，这是在坚守“义”的基础上实现了“利”，这样的“利”才是可持续的“利”，这是数字普惠金融从业机构在平衡社会价值和商业利益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的一个例子。

在投哪网等正能量案例的激励下，智库专家酝酿推出站在整个金融市场视角下针对网贷行业的社会价值评估报告，素材来源不仅来自平台自证，也来自包括银行、数据服务商以及合作资产端在内的多元化合作机构，以及出借人、借款人在内的相关利益主体。

我们想让诸如“超利贷”“套路贷”等自诩“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社会毒瘤在普惠金融浪潮中无所藏匿。我们认为，真正的数字普惠金融从业机构多多少少应该带社会企业的一些基本特征，为了守住“义”的底线，我们呼唤整个数字普惠金融行业迎来一场公司治理层面上的深刻变革。

对于网络借贷从业机构，我们期待各家机构把出借人委员会、借款人委员会建立起来，给相关利益主体与平台高管直接进行对话的渠道；创造条件让出借人、借款人成为董事、监事，让出借人、借款人能够真正参与到平台董事会的决策、监事会的监督中来。也只有这样一场深层次的变革，才能在数字普惠金融实践中彻底杜绝“超利贷”“套路贷”这些伪创新诞生的可能。

(作者系百舸新金融智库创始人、北京大学新金融和创业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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