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视昔：历史深处的借贷是如何影响国家经济命运的？

文章转载自：行业研究报告（微信ID：report88）

很少有人注意到，民间借贷是皇族和官僚集团利益冲突的核心议题，是政治矛盾的经济投射。

大明政体失去弹性，是对民间借贷的放纵造成的；而大宋政体失去弹性，恰恰是扼杀民间借贷开始的。对于金融活动的轻视和错误处置，放大了朝野矛盾，加速了政体的瓦解。在这片有着上千年统治经验土地上，本不该重复上演愚蠢的结局。

只是，中国史书从不乐于总结经验，却特别擅长扣帽子，在道德账本上去找替罪羊，回避矛盾核心。毕竟，官僚集团并不在意政体的风险是如何放大的，保持信息不对称，以祖宗之法来控制君主才是符合阶级利益的最佳选择。

资本意志与帝王心术

从商周时期，民间高利贷活动就一直存在。

民间借贷是经济的晴雨表，发展到高利贷和土地被收缴并存，其实就是生产资料开始加速向大地主阶级富集，民间经济饮鸩止渴，经济体失去弹性了，亟待纠偏。

如何纠偏，只能通过东厂，杀人。

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只对皇帝负责，不受司法约束。

朱棣明白，朱姓皇族与官僚共治天下，最大的敌人不是农民义军，而是官僚集团，成立东厂，一来是一体节制，独断专行，加强专制和对官僚的掌控；二来通过必要的牺牲，借人头换取政体弹性，消除矛盾。

所以，史书和戏剧里的东厂督主魏忠贤，被演绎得十恶不赦，其实，在自杀前的崇祯心里，魏忠贤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历代的帝王心术想的明白：皇权有两大敌人，最大的是官僚集团，不管脑袋洗的有多干净，还是不如下半身切割了的宦官来得更可靠，毕竟，他们从根子上确保全心全意为皇权服务。第二大敌人是官僚背后的大地主阶级，如果他们承载了太多的资产，就会选择背叛政体，遵从阶级意志，换一个好伺候的主子。

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最灿若星河的太监集团，从东汉的蔡伦造纸到郑和下西洋，再到魏忠贤事实上平定边患，为朝廷和百姓续命。官僚集团和地主阶级是不阉割的，他们的诉求极为复杂：他们试图将势力和财富固化在经济体系中，成为宗族资源——债权，股权，田产。他们通过民间高利贷和当铺，做成了事实上的资产交易所和农民收割机，通过高利贷，完成了对于生产资料的掌控和富集，不断巩固和扩大了自身势力，直到人头被借用。

王安石与青苗法

逆天改命的失败表达

一开始，皇族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并不尖锐，但是，天命难违，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几乎所有的王朝兴替，表面上是农民闹事，骨子里是财政破产导致政治破产。

皇帝心里也是明白的：太监的地位是向皇权租来的，皇帝的地位也是向老天爷租来的啊！大家都是提着脑袋过日子。

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间的出现了20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饥荒，史称『丁戊奇荒』。这期间，1000余万人饿死，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豪绅、贪官、奸商、高利贷者大发横财。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这场大旱后不到30年，清廷灭亡。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长时段』理论中甚至提出：战争、政变之类的事件大多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而地理气候、生态环境、思想传统之类因素，才是真正长期结构性约束历史进程的主角。【摘自Science论文，历史上的大禹治水是非常可怕的，当时的黄河泛滥持续20年，泄洪峰值流速高达40万立方米每秒，数十倍于人类历史其他洪水】在人口剧增且依赖农业生存的时代，一旦出现大灾，就会导致农民起义和战乱，加剧人口大减，建立在农业生态系统之上的社会系统也会面临崩溃。清末各种灾害，叠加了太平天国起义20年战乱，人口净减少1.5亿人口，接近40%。

王朝的命运，其实早就被命运轮回给写死了。谁也不想等着命运的裁决。

王安石是第一个尝试突破这种轮回的主政者，他试图建立一套对冲结构来降低系统性风险，期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通过建立粮食价格平准基金+官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即《青苗法》来降低风险，逆天改命。

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

革新派领袖，宰相，荆国公王安石

技术的局限与命运的轮回

王安石的愿景是好的，但是，是徒劳无功的。

没错，王安石得到了年轻的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但是，王安石的改革思路与核心法案《青苗法》，本质上就是大计划经济，将政府从平台（比如天猫）变成服务提供商（好比京东），主动参与到交易中来，成为借贷主体，变成『大宋农村信用社』。

《青苗法》的试点非常成功：每年冬春青黄不接，农民日子最难过时，由政府出面用低于民间高利贷的利率（20％左右）把粮食或者资金贷给农民，秋收后还款，是套很好的农村银行体系。但是，试点成功，不代表改革成功，政府出面做农村高利贷，赚钱是没得说。可是，副作用极其明显：

皇权与官僚集团彻底对立：

王安石变法让北宋度过了短期的财政危机。但代价是，让北宋统治阶层从皇室到官员分成变法与反对变法两派恶斗不休，一直斗到北宋灭亡。对于封建朝廷，统治精英的分裂是致命的，共识无法形成，是末世之象。

民间经济体失去弹性：

政府掌握了社会经济命脉，在工商业税赋无法取代农业税支撑国家经济的前提下，政府通过抢食工商业经营的高利贷蛋糕，支撑了当时的政体，苟延残喘了上百年。

错失了走向资本主义的机会：

王安石的改革本质上与汉代的桑弘羊一样，是政府垄断经营，垄断销售、垄断银行，这样的改革救急是可以的，却不可能长期有效，甚至经济改革讨论的深度、广度都没有超过汉代的盐铁论。强计划经济，是不符合当时技术发展水平的。

按照王安石的愿景，真正推动改革需要三大『根本无法成立』的前提：

技术革命：以较低的管理成本，支持全国性上万节点的连锁机构。

成本效益：在大一统集权体制下，建立具有较低营业成本的国家信贷网络。

优秀人才：需要一大批有行政能力、十分清廉自觉受儒家观念束缚的官员，兢兢业业。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首先，第一个条件就不满足，其他更是镜花水月。《青苗法》的本意，就是打击强势阶层，保护弱势群体。具体政策的执行，依靠的就是强势阶层啊。一厢情愿的政策被大面积扭曲执行，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更加弱势，甚至还不如从前。

从历史上看，垄断、专卖所得越多，对于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

所以，我们今天看，王安石的逆天改命是违背规律的。民间借贷恰恰给予了社会以弹性，逼迫农民卖儿鬻女不是地主阶级的核心追求。但是，当朝廷介入，国有专营时，官僚集团就会选择利用朝廷力量来加速收割农民，变相侵吞『国有资产』，这是他们的最优选择。没有技术进步，农民的宿命不会变，官僚和皇帝的命运也是注定的。

信用的重建 赋予政体以弹性

今天已经是互联网时代，农业时代的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但是政体对于民间借贷的态度却惊人一致，依然是让民间借贷专门负责背黑锅。互联网金融这一波来的蹊跷匆忙，消失得仓皇失措，好像一条落水狗。

当然，今天看民间借贷，如果仅是借钱毫无新意可言。但是，如果站在数据的角度，站在政体弹性的角度，站在资产的角度，真是功德无量，财源滚滚。

中国一直缺乏强有力的主权信用货币，使用金属货币的时间长达2000年，中间使用过大明宝钞却得不到支持，这导致货币政策无法实施。

此前，我们根本无法为用户的信用定价，没文化、没身份、没资产、没质押、没信用。有几亩薄田和担保的还好说，一般农户只能选择铤而走险，或者走向死亡。

因此，并非士绅们心黑手辣，而是根本无法定价，无法追讨，也无法评估风险，放贷也是一种赌博。在一个平均寿命30多岁的社会里面，借钱的人和准备去死的人有多少分别？高利贷天然就是合理的。

只是，统治者看不明白，官僚集团的人都个个心如明镜，闷声发大财。历史上，有过很多信贷机构，多数是官僚集团内部人主办的：

国营贷款：《周礼》记载了最早的借贷机构——泉府，主营业务是丧葬、祭祀和生产生活借贷，属于国有机构。

贷款连锁：春秋时代，齐国出现过许多『称贷之家』，资本雄厚，有『贷钱千万、贷粟五千钟』，『受息子民三万家』。这样的机构遍布全国。《史记》记载，『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曾贷款给薛邑农民，一次就能『得息钱十万』。

战争贷款：据范文澜《中国通史》，『凡是大工商业主尤其是大子钱家大囤积商，正当商人每年取息十分之二，高利贷囤积商取利息至少是十分之三，有时竟取十倍。』所谓『子钱家』，就是高利贷商人，当时比较出名的有长安的樊嘉、王孙卿，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成都的罗氏、临淄的伟氏等，资本动辄几千万乃至上亿钱。『钱』是汉代的基本货币单位，太平年景一石谷物的价格通常在30钱至50钱之间。

汉代最有名的子钱家是汉景帝时长安的无盐氏。《史记》记载，当时爆发了『七国之乱』，政府要平息叛乱但财政困难，向子钱家们借钱，『子钱家以侯邑国在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而无盐氏借给了政府1000金，约定『其息什之』，也就是利息按本金的10倍计算。结果『七国之乱』平定了，政府兑现约定，按照10倍的利率归还了本息。

僧侣贷款：南北朝以后不少统治者皈依佛教，寺院得到了大量的赏赐和布施，发展为经济体。北齐僧人道研资产丰厚，大量经办高利贷业务，对借钱不还的人他还能调动官府势力帮自己追讨。敦煌有个净土寺，根据敦煌文献的记录，某一年其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高利贷。宋代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长生库。

官员贷款：也叫京债，唐朝公务员待遇低，大量中下级官员10年薪水还是买不起房，加上大量『轮岗』和『异地任职』，需要大量借入安家费。

信用贷款：宋代经济大发展，高利贷业务也更加兴旺，不仅有私营的高利贷机构，还有官营的放贷机构交子会。另外，有信用贷款，还有抵押贷款。抵押物可以是田契、地契以及金银珠宝，甚至还出现过拿妻女进行『抵押』的情况。

整体来看，民间借贷越兴旺，利息越低，经济越好。大部分情况下年利率保持在30%－50%之间。元代利率最高，是100%，朝廷寿命也就越短。民间借贷背后，是乡绅士族和官僚阶层的利益基本盘，也是民营经济早期最重要的形态。

民间借贷是经济的毛细血管，是民生疾苦的温度计，更是体制的弹簧和缓冲区。大家都能从国有银行借贷，自古至今都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事实上，只有市场化的机制，才能做到真正为大众的信用定价。

今天，我们再回头看互联网金融，和小微贷款，功夫都在借贷之外。凡是通过数据来重构个人的信用账本，能够给个人信用定价的，我们都要高看一眼。

因为，这实质上给全社会的个人增加了一份资产负债表，眼下再窘迫也可以向未来索取资源，这给了个人以更大福祉，也给了政体以更大的执政弹性，未来才能真正的走出大乱大治的恶性循环，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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