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混业经营是数金现状,应设一个数字金融监管委员会

7月8日,由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主办的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召开,中国央行(PBOC)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论坛上表示,现在很多数字金融机构都是混业经营,比如蚂蚁金服几乎什么领域的牌照都有,这样的情况下,现在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框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行业发展,他建议应建立一个横跨一行三会的数字金融监管委员会。

黄益平指出,最近三年以来,金融风险在不同的部门、行业之间随机游走,从股票市场到债券市场、影子银行、房地产市场,再到外汇市场,以及现在的数字金融行业,金融风险已经变成一个系统性问题。原因有三点:

(1)为什么原来不突出?风险一直存在,原来没有爆发的很重要的原因,一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二是有政府兜底。这两个因素,现在都在淡化,政府继续兜底的能力在减弱。

(2)从宏观上看,我国经济流动性增强。M2和GDP的比例,已经到了208%,同时可投资资产相对比较稀缺。所以很多流动性在追逐有限的可投资资产。不管到哪个领域,很容易繁荣,出现风险、泡沫,最后变成调整。

(3)从监管角度看,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监管政策协调不当以及定位不当的问题。监管对金融稳定的考量和行业发展的考量混在一起,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宏观经济政策混在一起,出现了很多权衡利弊的要求。我们的金融系统中,有一些没有得到恰当或充分监管的部门。比如影子银行、地方政府融资以及数字金融这样一些没有被看透的地方,金融风险的潜在威胁最大。

从系统性的角度来看,数字金融对未来的金融稳定具有相关性,对数字金融的监管值得关注,黄益平举了三个例子:

(1)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关注的是利率、货币供应量、银行贷款。但如果数字金融高速发展,比如蚂蚁金服的余额宝,现在额度到了1.5万亿,这样一个规模的钱放在余额宝,我们是把它看成M0,还是M1,还是M2?在数字测算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钱在余额宝里,是现金,还是资产?这两个是瞬间转移,有的时候会对货币总量的测度以及调控带来一些困难。这对货币政策框架提出了挑战。

(2)数字金融平台有两个很重要的风险特征。一是参与的人往往对风险的识别很承受能力比较低;二是出现问题时风险传导速度非常快,行业跨度比较大,甚至在很多区域之间不断游走。这个和我们过去对小规模金融公司的关注是不一样的。即便是一个小的数字金融平台,一旦发生风险,谁都不知道风险将传导到什么地方。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开始关注。

(3)现在我们都在说用大数据分析以及数字技术支持金融决策。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以智能投顾为例,大数据分析帮助几亿老百姓支持他们的金融决策,这样的决策结果会让市场变得更稳定,还是会让市场放大波动?会增强,还是会减弱市场的羊群效应?这是值得监管当局关注的。极端的情形,如果最后剩下一家最成功的智能投顾公司,由他给14亿人提供投资顾问服务,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无论是公司还是监管部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至于如何对数字金融领域进行有效监管,黄益平指出,目前银行业、保险业,都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在数字金融领域还没有开始。全世界最大的五家数字金融公司,有四家都是中国的,这四家公司对中国的数字金融行业的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对中国的总体金融稳定,会有什么影响?这牵涉到系统重要性机构如何监管的问题。现在很多数字金融机构都是混业经营,比如蚂蚁金服几乎拥有所有金融牌照,而中国的监管框架是分业监管,显然已经不适应数字金融领域混业经营的现状。

最后,黄益平表示对数字金融发展持乐观审慎态度,他提出了一些建议性的政策方向及监管方向:

(1)如果货币政策的框架开始改变,数量越来越难监测或调控,那就应当尽快转向价格型的政策工具。在市场上看利率水平,价格水平,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看M2或银行的贷款增长速度。

(2)现在的预期是短期内不会改变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框架。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面对已经是混业经营的数字金融的现实?我们需要想办法。行业之间、部门之间的协调是必不可少的,至于怎么协调,有很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方式是建议考虑建立一个横跨一行三会的数字金融监管委员会。第二是对数字金融和对传统金融,要设置统一的监管标准,标准要明确。否则,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互联网公司做金融、金融公司用互联网技术,出现了一个融合的趋势,假定监管标准不一样,很容易出现监管套利,这是应该避免的。

(3)我们应该允许创新。但允许创新的第一个前提是金融行业要有门槛。一个公司,不管做什么行业,只要做到一定规模,就非得拿一张金控的牌照,这是不健康的。实际也是我们今天经济、金融在明显的“脱实向虚”的一种表现。如果一个服装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做得很好,就应该在他的领域进一步发展。但现在,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得成功,就会梦想有张自己的金融牌照,而且不是一张简单的牌照,而是一个完整的金控集团。这不是未来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

附黄益平演讲全文(由活动主办方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提供):

黄益平:谢谢,很荣幸来参加科技金融外滩峰会。特别是我们作为学术支持单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我开始的时候想向大家介绍我们三本新书。

第一本黄色的这本书,是我们中心去年做的第一个联合的课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这是当时我们受央行国际司的委托,主要是为支持我们央行参与G20峰会,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过程的一个学术产品,刚刚出来。

第二本蓝色的是《金融科技中国时代——数字金融十二讲》,我们请业内最著名的专家以及官员来北京大学做讲座,最后编的一本书。去年也有一本《互联网金融十二讲》,今年相当于是第二期。

特别向大家推荐第三本黑色封面色的书,《蚂蚁金服:从支付宝到新金融生态圈》,这是我们四位同事一起写的第一本关于数字金融企业的“学术专业畅销书”,主要目的就是为我们的著名数字金融企业做一个传,把过去几年的发展做一个忠实的记录,我们四位作者都在现场,大家可以进行交流。市面上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些关于蚂蚁金服的文章或书籍,我个人觉得,这本书是写得最好的,当然到底有多好,好多少,一会儿大家有机会可以请教蚂蚁金服的CEO井贤栋先生。当然,我更希望的是大家有机会看一下我们所做的学术研究,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大概20位兼职和全职的研究人员,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今天我展示两张图。

第一个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一个年度指数,2011-2015年。我们可以分解到各个省、市、县。(PPT)左边的图,是2011年全国各地级市的状况,右边的是2015年的状况,最近我们正在更新指数,到月底2016年的数据可以出来。我个人预期,总体来说,结构不会改变,从2011年全国平均指数40到2015年平均指数到了220,可见这四到五年之间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但更重要的,如果我们把每个地级市按不同发展水平分成四个梯队,可以看到,从红色到橙色到黄色,到绿色,2011年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的颜色差别,非常大。也就是说,发展水平的距离非常大。到2015年,颜色差距变得很小。这样一个变化,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巨大的潜力。颜色的差距缩小,说明了一个基本的状况,原来后进的这些地区,发展速度更快,在不断赶超。就是说,普惠金融有巨大的潜力。

第二个,就是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情绪指数,有两个分支。(PPT)左边是关注度指数,右边是正负情感指数。这是我们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从2000万篇新闻稿中采摘出来的一个情感指数。无论是看关注度指数,还是情感指数,基本可以看到,过去三四年情感在不断起伏。我们看到一个积极变化,我学生王婧一最近刚刚更新,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情绪指数一直在下降,但直到最近开始上来。很多业内人士看这个指数,说可能前段时间的下行跟风险增长、政府整治有关系。我说,为什么最近又回来了?他们猜测,可能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已经决定,把整治最后期限往后推延。具体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但这个指数本身告诉大家,公众对互联网金融或数字金融的情绪,确实在不断起伏。起伏的背后,除了数字金融有巨大普惠价值,同时,也反映了风险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风险问题是当今中国决策层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的“两会”,到最近的政治局学习,大家都可以关注到最高决策层最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什么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变得很突出?一个直观的观察,最近三年以来,金融风险在不同的部门、行业之间,随机游走,从股票市场到债券市场到影子银行,房地产市场,到外汇市场,到数字金融行业,确实看到风险在不断游走。那么,这个风险是不是已经把控不住了,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系统性问题?

具体而言,为什么今天这个问题很突出?我有简单的三点分析:

第一,为什么原来不突出?风险一直存在,原来没有爆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持续高速增长,第二,政府兜底。这两个因素,现在都在淡化,政府继续兜底的能力确实在减弱。我曾经借用国际清算银行一个所谓风险性三角的概念,来概括一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杠杆率上升,生产率下降,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收缩。这三条在中国,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现在增长速度在下降,政府兜底能力在减弱,系统性风险可能会上升。

第二,确实,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流动性。M2跟GDP的比例,已经到208%,同时可投资资产相对比较稀缺。所以导致一个结果,很多流动性在追逐有限的可投资资产。不管到哪个领域,很容易繁荣,风险、泡沫,最后变成调整。这是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游走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是一个宏观的问题。

从监管角度看,第三个因素,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现在有个监管政策协调不当的问题,还有监管政策定位的问题。监管对金融稳定的考量和行业发展的考量混在一起,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宏观经济政策混在一起,这里头出现了很多权衡利弊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我们金融系统中,确实有一些没有得到比较恰当或充分监管的部门。影子银行、地方政府融资、数字金融,这样一些没有看透的地方,金融风险的潜在威胁,是最大的。凡是你能看得清楚的地方,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防控,凡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往往是你看不清楚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把这几个因素放在一起,我们的数字金融对未来的金融稳定,是有相关性的。我并不是说这个行业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金融风险点,但是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关注的是利率、货币供应量、银行贷款。但如果数字金融高速发展,比如蚂蚁金服的余额宝,现在额度到了1.5万亿,这样一个规模的钱放在余额宝,我们是把它看成M0,还是M1,还是M2?在数字测算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钱在余额宝里,是现金,还是资产?这两个是瞬间转移,有的时候对货币总量的测度以及调控,造成一些困难。这对货币政策框架,其实是提出了挑战。

第二个,现在很多数字金融平台,相对还比较小。但也有一些比较大的,比如e租宝,涉及90万人500亿的钱,作为一个单个机构来说,已经非常大了。但不管是大还是小,数字金融平台有个很重要的风险特征。第一,参与的人往往对风险的识别很承受能力比较低。第二,一般出现问题,风险传导速度非常快,行业跨度比较大,甚至在很多区域之间不断游走。这个和我们过去对小规模金融公司的关注,是不一样的。即便是一个小的数字金融平台,一旦发生风险,你不知道它风险传导到什么地方。这样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开始关注。

第三,现在我们都在说用大数据分析,用数字技术,支持金融决策。其中有一个问题,不是特别明白。举例说,智能投顾,大数据分析帮助千千万万、几亿老百姓支持他们的金融决策,这样的决策结果,让市场变得更稳定,还是会让市场放大波动?会增强,还是会减弱市场的羊群效应?我觉得这是值得监管当局关注的。极端的情形,如果最后剩下一家最成功的智能投顾公司,由他给14亿人提供投资顾问服务,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无论是公司还是监管部门,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不知道结论是什么,也许是公司很多,所以每个人的建议不一样,最后市场波动就冲销了,也有一种可能,差不多收入水平的人给你建议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对市场的金融稳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监管框架是分业监管,短期内不太可能会有大的改变,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数字金融的机构,是以混业为主要特征。

不好意思,在这上面我拿了蚂蚁金服拿到的牌照去做例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新的图表,是我同事写作蚂蚁金服书的过程中编制的一个表。不管它是不是准确、最新,可以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蚂蚁金服几乎什么领域的牌照都有。这样的情况下,现在一行三会的监管框架,是不是还适合分业监管?我相信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系统重要性机构如何监管的问题。在银行业、保险业,都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在数字金融领域,还没有开始。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思考?看全世界最大的五家数字金融公司,有四家都是中国的,这四家公司对中国的数字金融行业的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对中国的总体金融稳定,会有什么影响?我相信有一些是会有系统重要性的,但对这样的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怎么监管、观察?现在还不知道,需要从一张白纸开始。

像这样一些问题,我今天主要是把这些我们思考的问题提出来,数字金融发展,我们一直是抱之相对乐观的态度,因为我们认为,它确实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服务。但同时,也带出来很多问题,有一些是风险,有些是新的挑战。刚才我给大家举的这些例子,就是我们在思考中认为我们需要面对、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对监管当局尤其重要。对监管当局新的挑战,过去我们说,监管者要懂金融,现在的问题是,监管者不能光懂金融,还得懂技术。如果不懂技术,只是懂金融交易,有的时候会赶不上。因为数字金融的风险,有的时候是金融风险,有的时候可能是技术风险。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断电半天,是什么情况?这就是一个技术可能会导致金融活动出现问题的原因。

我在这儿简单提了几个可能可以考虑的政策方向或监管方向:

第一,假如说货币政策的框架开始改变,数量越来越难监测或调控,也许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尽快转向价格型的政策工具。在市场上看利率水平,价格水平,而不简单是像过去那样,看M2或银行的贷款增长速度。

第二,现在的预期是短期内不会改变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框架。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面对已经是混业经营的数字金融的现实?我们需要想办法。当然,行业之间、部门之间的协调,可能是必不可少的,怎么协调,有很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方式,我们建议也许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横跨一行三会的数字金融监管委员会。第二,对数字金融和对传统金融,要设置统一的监管标准,标准要明确。否则,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互联网公司做金融、金融公司用互联网技术,出现了一个融合的趋势,假定监管标准不一样,很容易出现监管套利。这是应该避免的。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允许创新。但允许创新的第一个前提,金融行业是要有门槛的。一个公司,不管做什么行业,只要做到一定规模,就非得拿一张金控的牌照。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一个表现。实际也体现了我们今天经济、金融在明显的“脱实向虚”的一个具体表现。如果一个服装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做得很好,就应该在他的领域进一步发展。但现在,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得成功,就会梦想有张自己的金融牌照,而且不是一张简单的牌照,而是一个完整的金控集团。我不觉得这是未来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门槛是必要的,金融行业要有门槛。但门槛的前提下,我们还是可以尽可能在创新、风险之间求得一个平衡。

李会长刚才提到了国际上有很多做法,我们自己也有一些尝试,比如沙盒计划、创新中心,等等。我们可能也要开始学习识别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尝试一些监管办法,看有没有办法像传统金融机构那样,做一些压力测试,对资本金、流动性、业务的范围,做一些特殊的监管要求。

我们的监管,如果最后对数字金融有效监管,最后可能还是需要用数字技术支持我们的监管,也就是通常说的Regtech,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过程。因为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很多数字金融公司站在创新第一线,监管部门跟在后面学。这个时候,怎么样创设和尝试Regtech?可能需要有机构、监管部门之间更多的合作,共同尝试探讨有效的监管框架。

最后,加强投资者教育、投资者保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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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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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认为现在很多数字金融机构都是混业经营,一行三会的监管框架已经不适合,应建立一个横跨一行三会的数字金融监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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