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的政商关系启示录：是非越多 财富越少

（原标题：冯仑的政商关系启示录：是非越多，财富越少）

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该往何处去？

这是中国企业家眼前不能不深入思考的课题。一方面，“企业家精神”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激励人们创业创新创富，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另一方面，执政者对于政商关系持严肃态度，强调“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在此形势下，应该怎样理解和倡导企业家精神？在3月16日于江苏南通举办的“张謇大生论坛”上，众多来自政商学等领域的嘉宾给出了他们的答案，那就是：实业兴国。

“是非越多，财富越少”

江苏南通人张謇（1853-1926），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张謇1895年在南通通海地区创办了大生纱厂。在倡导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30年的身体力行中，成功地创造了包括轻纺、重工业、垦牧、运输、金融等企业体系。被誉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

他一生与时俱进，所开创的“南通模式”是中国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有益尝试，他所主张的“棉铁主义”曾被视为实业救国的良方，在历史上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在论坛上提出，“张謇精神”留给当代中国企业家的是这三点启示：一是，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冲破技术和资本壁垒，夯实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二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须依靠实体经济，企业家应当自觉推动中国制造的科技创新转型升级，不能醉心于玩空手道、制造泡沫，成为操纵市场的金融寡头；三是，塑造中国特色商业文明，既遵循现代工商业逻辑又秉持传统义利原则；既追求企业经济效益，又讲求社会责任担当。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张謇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在大变局中积极参加，我们今天叫社会责任，实业报国，把生命、企业、和国家、社会的前途捆在一起，非常好，令人尊敬。另外一点也有遗憾，就是个人的财富看不见。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张謇也好，那个时代的企业家，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启示，让我们去琢磨这个事情。是非利害，怎么去权衡？你要更多地财富积累，那么要少介入是非。这是一个规律。但是财富积累很多，是非介入很少，但社会评价又很低，你的历史地位又难以达到张謇、卢作孚的地位，所以功名和利益是非怎么去权衡。仍然是需要完成的作业，而不是已经有答案的问题。

冯仑认为，管是非和个人的利益需要平衡，在早期近代史上，像张謇这一类企业家基本上是牺牲掉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法治环境越来越完善的时代，民营企业家应该更多地专注企业治理、业务发展上，使自己少陷入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是非。“我们有一些企业家也陷在是非里，这几年的反腐斗争当中，也有少数企业家在政商关系中有模糊，有错误判断，也有不当行为，导致了自己不断地‘配合司法工作’，有的至今还在休息当中。这种纠结，也就是说为了个人利益陷入是非里。”“是非越多，财富越少”，冯仑说，“这两件事情的平衡，变成民营企业在今天不能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实业兴国：张謇的启示

冯仑的看法仅仅只是代表了一种声音，在论坛上，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倪建达专门对此作出回应：“我认为冯仑说的只是有形的财富。张謇还有很多无形的财富。今天我们之所以会聚在张謇故里南通，就是要讨论张謇的精神传承，这不仅仅是南通人的财富，更是中国企业家的财富。”

倪建达认为，张謇还有超越于物质之上的其他财富，比如“那个时候就探索股份制，当时还没有公司法，这是需要何等超前的眼光。我们作为现代的企业家，更多地要从当时的实业救国去感受到他的格局。能够传承下来的不是有形的财富，而是无形的精神。当代企业家应该追求的是这样一种精神。”

倪建达十分忧虑当前的经济结构，“现在虚拟经济正在越来越成为经济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部分，金融的部分超过了第一产业。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在经济运行中越来越着眼于顶层的结构调整。所以实业从日常生活中、在媒体频率中都被淡化和弱化。这将给我们民族未来的发展，带来深刻的伤害。所有的人都知道，虚拟经济并不产生GDP。中国的企业家，能不能坚持当时我们的初心，为实业发展的配套服务和支撑？我们需要张謇的探索精神和不忘初心的执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养分。”

时代需要张謇精神，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认为，张謇不只是商人、企业家，不只是企业家的精神，他是个实业家，有别于资本家，实业家是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张謇做工农商学，真正实实在在的做实业，为国为民为一方，默默的成长。

再辩“在商言商”：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是非越多，财富越少”，这可以视为柳传志“在商言商”论的延伸。

2013年，中国“企业家教父”柳传志，因为一个小范围的谈话被卷到舆论的尖锋。导火索是被媒体广泛转引的“在商言商”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这一言论因此被一些人士视为企业界的犬儒主义，经受严厉批评，柳传志本人遂因此饱受责难。

在“张謇大生论坛”上，冯仑用自己的方式来注释“商言商论”：“有一些企业家说要‘在商言商’，有他的道理，那就是做好企业家的本分，去营商，积累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创造个人的财富。

尽管如此，冯仑还是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对我们来说是长期的事情”，“张謇身上开放、创新、变革的精神、社会责任的精神，是我们特别愿意吸取的。”

冯仑说：“我们要像总书记讲得那样，处理好政商关系，两个字，第一是“亲”，亲密，亲切，第二是“清”，干净，要清爽，干干净净，但是要清切自然。只有把握好这个政商关系的尺度，民营企业才能走向未来。只有当民营企业解决好未来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发展出超越当年包括张謇企业家事业家的新的事业，才能不辜负老一辈企业家在100年前所做出的努力，无愧于后人，而且保持这个时代更大的活力和进步。”

众多观察可能只能聚焦张謇的一面，张謇一生均在思考国家富强和统一之道，以实业为母，以教育为父，采用经济和教育及社会改良的办法，其产业收益全都用于当地的社会福利建设、教育建设、基本建设，系统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相比于企业界对是非的避让与实业的强调，学界的看法似乎更为自由。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全喜指出，张謇精神不只是企业家的精神，张謇还是他那个时代伟大的政治家。

政商关系是勾肩搭前还是背对背，这可能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常常是一个灰度实时变化的灰色地带，转型期则尤其如此。企业家精神和政治参与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又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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