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经济ke】据说,这几个地方的财力在“供养全国”?)
最近,关于地方财政的话题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比如GDP“挤水分”,内蒙核减了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天津滨海新区,则将2017年预期的1万亿GDP直接挤掉1/3,调整为6654亿元。对于这件事,我岛已经写过分析。
不过,就这问题,舆论也有一些讨论。比如,有的文章称,中国有25个省份在负债,只有6省1市在赚钱;从2014年到2016年,25省份合计的财政缺口从3.2万亿元,上升到了4.88万亿元,补上财政缺口的能力堪忧。
那么,是否真的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只有东部几大省份在供养全国,而其他省市都在“拖后腿”和“吃老本”?如果一个地方对国家的财力贡献靠后且需要中央大额补助,是否就意味着这个省份的债务压力或者隐性债务压力的比重就很高?
为此,经济ke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详细计算了“十二五”以来(2011—2016年)全国31个省份财力贡献排名。同时,我们也请这一领域的专家对数据进行了解读。虽然本文可能存在一些不太容易读懂的经济学分析,但读后各位应该会有收获。
省份
经过计算,我们得到了一份如下的数据,跟网上流传的版本可能不太一样:
“十二五”(2011—2016年)以来各地财力贡献排名
实在不好意思,限于手机展示的情况,这个表,呃,可能看起来有点费劲。直接说表中读出的结论吧——
“十二五”期间的五年中,全国31个省区市,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的为9个,依额度从大往小排序为: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福建、辽宁,共计为国家财政“贡献”了14.76万亿元;
剩下22个省区市,显然,则是需要中央财政予以“净补助”的。根据补助额度从小往大,排序依次为:海南、山西、宁夏、重庆、陕西、吉林、河北、湖北、青海、云南、西藏、江西、安徽、内蒙古、新疆、甘肃、广西、湖南、黑龙江、贵州、河南、四川。“十二五”期间,22地共获得中央补助收入12.09万亿元。
光看名字可能有点晕,我们可以按照粗略的华北、华东、华南等“七大地区”来划分。其内部对国家的“财力贡献”,其实是呈现不均衡态势的。
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华东、华北、华南3个地区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其他4个地区(西南、西北、华中、东北)整体上需要中央财政予以净补助。
其中,华东地区(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贡献最大,净上缴额达到6.8万亿元;本地区除安徽外,其他五个省均对国家“有财力贡献”;
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则不太平衡,只有北京、天津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其他3个省份均需接受国家的净补助;华南三省份(广东、广西、海南)中,“十二五”以来累计净上缴资金2.3万亿元,其中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则贡献最大,全国排名第二;
与之相比,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在七大地区中接受净补助最多,西北地区(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5个省份,以及华中地区的四个省份(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则全部需要国家净补助。
最有意思的是东北,情况比较复杂。跟我们目前讨论热烈的印象不太相同,2011-2016年,辽宁进入了对国家财力有“净上缴”的阵营,吉林接受净补助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黑龙江累计接受国家净补助则比吉林多了将近一倍。有意思的是,正是有贡献的辽宁,是全国第一个主动给GDP挤水分的省份。
这些看上去略显枯燥的数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制度
的确,单看各个地方的财政情况,我们似乎很容易产生一些朴素的情感倾向,认为只有对国家财力有净上缴的才对国家有贡献,对国家财力没有净贡献的就是在“拖后腿”。
事实并没有简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德华给经济ke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答。他的文章写得很专业,有兴趣的岛友可以(点此阅读)。我们给大家简单普及一下这里面的知识。
总体而言,在汪德华看来,我们通常所习惯的,按照各地公布的财政收入数据去判断这一地区对国家的“贡献”,或者从财政是有贡献还是接受补助,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或者说衡量一个地区对国家的贡献程度,是不准确的。
这是因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精细的一套财政收入和分配系统。
我们知道,94年改革之后,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分税制。什么意思?企业和个人按照属地原则,给地方政府缴税以及税以外的收入(比如大企业的总部在北京,就给北京缴税);我们也知道有国税和地税,按照法律规定,税种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央地共享税。各地需要把这些收入上缴国库,之后再由中央进行分配。
这其中其实有两次分配:第一次,按照分税制的比例规定进行划分,形成中央财力和地方财力(比如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基本上是七三开);第二次分配,则是中央统筹全国,看情况,再对各地进行“补助”。补助的方式,最常用的就是转移支付。比如给偏远地区、农业补贴、财政困难地区,中央都有转移支付。这也就是“补助”的来由。
而一个地方真正具有的“财力”,也不光是来自于这些。除了央地之间的分配之外,地方政府还有一些财政来源。比如我们知道的地方债,就是收入之一;上一年存留的资金,也可以进入下一年的财政;此外,还有财政稳定调节基金等一些具体操作手段。像广东这样的经济大省,2015年的上年结余资金、调入资金、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资金,就占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0%以上。
说这么多是为了啥呢?是为了更清楚地看清各地区的财力差异,以及在简单的数据背后的国家运行逻辑。
理解
国家治理是一门精细的学问。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说,中国古代王朝经常陷入财政困难,历代改革几乎都由此而生;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缺乏“数目字管理”,不知道真正有多少农田在耕作,不知道有多少人口,也就不能精确管理经济状况,最终往往落入土地兼并、贫富差距、国家捉襟见肘的局面。
事实上,第一,少数省份对国家财力有净贡献、多数地区需要中央补助,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从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存在。这很好理解,中国的改开本来就是“先富带后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一结果,受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人口规模、特殊因素等影响很大。
第二,中央财政给各地“补助”,本就是国家性质的职责所在。为什么要从中央层面进行财力调节、给地方补助呢?经济发展需要效率,生产要素要自由流动,不平衡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从国家的层面看,即使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也需要让各地的老百姓享受基本均衡的公共服务,这就需要中央调节。经济落后的地区,也要修路建厂,也要医保社保,财力不够,中央调节。“天道者,损有余而补不足”。
第三,对国家的财政贡献程度,并不必然等于“对国家贡献程度”。一些欠发达地区,虽然需要中央补助财力,但其在人力资源、能源资源等方面为发达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些地区还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为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河南、黑龙江、吉林、四川、安徽等,都是农业大省,给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商品粮的粮食补贴都需要国家拿钱,所以这方面的“补助”也就所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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