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的退隐路：一个不得已下海的“九二派”

（原标题：一个“九二派”的退隐之路）

“（他）笑哈哈地说，‘至少，我可以专心教书’”，1月7日，一位与毛振华相识多年的老友告知记者，联系到了毛振华。在因“雪地陈情”进入公众视野前，毛振华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诚信创始人、经济学家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除此以外，毛振华身上还有一个更为鲜明的标签：九二派——受邓小平南行讲话和经济改革浪潮影响，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

作为典型的“九二派”，毛振华行走在官商学三界之间，1992、1999与2007年成为其生命中重要的“转折三年”：24岁被破格提升为海南省最年轻的处级干部，26岁进入中南海；仕途看好之际转而从商，28岁创办中国首家评级机构中诚信，受调查8个月后“安全归来”；刚过不惑，宣布淡出一手创立的中诚信，回归学术。

正如陈海所撰《九二派》一书的副题“‘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由官而商，从商到学，“新士大夫”毛振华似在个体与集体价值的碰撞中，探寻着一条个人反思与价值实现之路。

【1992之前】

游移于仕途：“神童”的不愿等待

二十多年后，周伟思还记得1994年的初春，他从海南一路北上，来到北京成立尚不满两年的中诚信报到。彼时，中诚信的办公地址已从西苑饭店的一个普通房间，搬到了中关村友谊宾馆的一栋老楼里。

这里，有他的旧识——毛振华。

作为中诚信的创始人，毛振华与周伟思在上世纪80年代末相识于海南。当年，毛振华在海南省政府研究中心任职，周伟思是中心的特约研究员，两人脾气相投，遂成好友。1992年，毛振华“下海”创立了中诚信，一年后，周伟思应邀而来加入中诚信。

曾经，周伟思在中诚信的头衔是董事长助理，兼任中诚信自创杂志《中国证券评估》的总编辑。回忆起新生的中诚信的工作氛围，周伟思用了一个词，“创业激情”：“当时中诚信聚集的人才按照现在的说法都是高端人才，有大学老师，有中直机关干部，还有当时很少见的海归博士，90年代上半期这种人才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中诚信就把这些人都聚到一起了。”

作为这个具有“创业激情”的团队领导者，毛振华的经商选择带着更鲜明的时代色彩。

1979年，时年15岁的毛振华用一条扁担挑着行李，从老家湖北省石首县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船到达湖北省会武汉，入读武汉大学经济系。“许多人笑称他是一个神童”，周伟思评价毛振华是个特别聪明的人。

毕业后，毛振华被分配到湖北省统计局工作，随后被调往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

毛振华的升迁速度异乎寻常。1988年海南建省，毛振华作为特区筹备组的一员被派往海南，24岁的年纪被破格提升为海南省最年轻的处级干部。

海南省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即出自毛振华之手。

这段经历给予了他充分的自我实现感，毛振华日后对此的回忆是“每一天都是新的，自己写出来的文字，随时可以变为政策，随时可能成为现实”。

1990年，毛振华被调往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他在北京见到了自己的武大师兄卢建，彼时，37岁的后者是中南海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如无意外，副局级及以上的晋升之路也将成为毛振华此后的人生轨迹。

不过，对时年26岁的毛振华来说，亦步亦趋的11年时间太过漫长。

“我不想等11年后才有一个新的岗位去体现自己的价值，等待是最大的痛苦。”在2017年6月，《中国企业家》发表的《武大帮：持炬前行》封面文章中，毛振华对此时的心境做了总结。

【1992·政与商】

“不得已”下海的“九二派”

从80年代跨入90年代，毛振华的“大我”和“小我”首次发生了正面冲突。

陈海在其所撰《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下称《九二派》）一书中，引述了毛振华的表态：“那时我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就想当个头儿。在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里，我是大单位里的小干部，拍不了板。我想有个独立的舞台，自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在日后的回忆中，毛振华从不讳言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使命感，和对更大舞台的渴望。

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确立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加快改革。在2012年接受凤凰财经访谈时，毛振华形容其给自己带来的鼓舞“好像是开了一个窗户，或者是开了一片光”。

开了窗户，就意味着选择。继续从政，还是下海经商？

答案明确，毛振华下海了。只是，这并非是毛振华当时的优选项——“哪怕让我去西藏当个县委书记，我也许都不会下海”，《九二派》对这一细节进行了刻画。

2012年，毛振华在向媒体回忆曾经的下海经历时称，这是主动与被动的结合选择。“在机关里面经过了一些普遍的事情之后觉得没什么前途”，自己在寻找一个发展空间，“参与改革就应该去做企业”。

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颁布了两个关于设立企业的规范性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毛振华照着报纸抄下了企业章程的每条内容。

5个月后，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中国第一家从事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与评价的独立中介机构正式诞生。毛振华希望把它做成“中国的穆迪”。

据《九二派》一书描述，彼时毛振华只是偶尔在报纸或广播上了解到穆迪这家公司，“穆迪公司调高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之类的语句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和毛振华相识十数年的金融评论家贺江兵向新京报记者评价毛振华的创业选择，“他跟别人的想法还不一样，他是比较有意思的人，创业做了个中国都没听说过的评级公司，结果现在发展也挺好”。

发展好是后话。为了让新生事物中诚信合法落地，他每天上班一样去中国人民银行连续游说了四个月，最终拿到央行所发的金融许可证。不久，毛振华在国家工商总局也顺利拿到了执照。随后由毛振华请来的16个国资背景股东和第一期资本金陆续到位。

选择做信用评级，或许从深层契合了毛振华性格中的某些特质。

在周伟思的印象里，毛振华是个规则意识“特别强”的人，偶尔的“犟脾气”也会发作：“有一次我陪着他争执了快两个小时，就为一个路边停车收费的事，交警都来了。我劝他算了，他不，你破坏了规矩我就要跟你较真，干什么都得讲这方面的规矩。”

“他这个年纪的人很多都很圆滑了，或者都把利害关系搞得很清楚了，他不是，他有时甚至有些认死理。”

除了“认死理”的性格，同窗也对他的创业方向的选择产生了影响。

嘉德拍卖创始人陈东升是毛振华在武汉大学经济系的同班同学，后来两人又一起投入经济学家董辅礽门下深造。下海之前，毛振华曾常常蹬着自行车，从中南海的办公室骑到陈东升在东单的家，彻夜畅谈。

“美国今天最火的，就是中国明天将要红火的”，受陈东升影响，毛振华将创业的方向定在了评级制度。

1992年10月9日，在中诚信成立第二天，作为中国第一家评级公司，央视新闻联播对其予以了报道。

这一次的“实践”，成就的不仅是中诚信。

受邓小平南行讲话和经济改革影响，90年代初一股商业浪潮随之而起，众多企业家纷纷下海，毛振华连同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等在内，被贴上了同一个标签：九二派。

后来，陈东升曾对“九二派”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

自此，毛振华成为了人所共知的一代企业家中的一员。

【1999·内与外】

从“升官了”到“远离官场”

两年，毛振华完成了他以为要等11年的自我证明，站在了更大舞台上。被人问起心境变化，他的回答是“相当于我换了个岗位，并且升官了”，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毛振华这样评价。

但他自称没觉得是私人老板，“我还是给国家干”，这样的认知却在数年后，被“距离国家越来越远”所替换。

而在当时，热忱尚未退却。

90年代，辞官并不意味着与官场完全割裂，毛振华的人事关系依然放在机关里，他曾想过，如果有一天从公司回到政府，自己的职称就是局长。用陈海的话说，毛振华“不是两只脚义无反顾地跳下海，而是第一只脚迈出去，第二只脚才抬起来”。

要做债券市场评级的中诚信成立后，发现万事俱备，东风未起——中国的债券市场还未起步。

于是在刚开始几年，中诚信转为做财务顾问和上市咨询，先后为三峡工程设计融资方案、为杏花酒厂、中国有色金属、武汉中百、伊利实业等做过财务顾问，山西华能成为其第一个在纽交所成功上市的项目。

1994年下半年，中诚信迎来首个冬天。彼时中国资本市场走向低迷，不满的股东们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发起投票，不持股的毛振华几乎被赶出这家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他自此有了股权意识，并在1998年国企改革、中诚信股东退出的契机下逐渐买回了中诚信的多数股权，成为实控人。

私人持股确保了毛振华在中诚信的位置，但伏笔也就此埋下——自己“距离国家越来越远了”。

“买（股份）的时候我还挺兴奋，但是买完之后，就是觉得我给国家做事的人，怎么成了私人老板了，觉得也没有什么意义，好像不是我的理想”。2012年，毛振华在接受凤凰财经访谈时表达了当时的困惑。

在《九二派》中，毛振华曾言“我们胜在有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他没有否认过自己体制内的背景为创业带来的优势，似乎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彻底脱离体制。毛振华创办中诚信落实了陈东升的建议：所办企业一定要带有“中国”字眼，最好还是体制认可的“局级单位”。

他后来总结“九二派”的特点，一是受过良好教育，二是属于社会精英阶层，“像我在中南海工作的，都是在接触经济的层面比较高，所以他有一些社会资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毛振华在2012年的访谈中，做出了如上评价。

没有想过彻底脱离体制的毛振华，最终还是离开了。

1999年，中纪委对毛振华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调查。据与毛振华相识的朋友透露，毛振华受到中纪委调查是遭到当时备受关注的康赛股票大案牵连。资料显示，毛振华在接受调查期间还被询问有关中诚信在改制过程中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虽然最终的调查结果证实了毛振华本人没有问题，但他曾经设想过的局级干部的身份如今似乎再也无法得到了。

转变，从这时开始。

“他有很多官方资源，但是后来居然一反常态，跟众多官员朋友几乎私下不来往了。”一位和毛振华私交不错的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毛振华自此从一个善于聚拢资源、利用资源的人变得不再在意人脉、远离官场。

2000年后，毛振华的种种发言中开始透露出他对政商关系的反思。

不到一个月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2018新年论坛上，毛振华在演讲中告诫企业，不要攀附：“现在很多成功的人都是面对千家万户市场的人，不是说跟国企跟政府做生意就是高贵的，我们为人民服务是最高贵的，为消费者服务是最高贵的。”

【2007·商与学】

不愿攀最高峰,回归学术的“实话人”

“被调查对毛振华个人来说是个灾难，但对中诚信来说，挺过调查而没有发现问题，相当于无形中打了一次广告。”一位接近中诚信的人士向新京报记者评论道。

调查过后的2000年，毛振华将公司资本由2000万增至8000万，要求入股的投资者纷至沓来，他们的共识是毛振华经受住了调查，很安全。

中诚信在2005年等来了东风。

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开放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并颁布《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规定：“企业发行融资券，均应经过在中国境内工商注册且具备债券评级能力的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并将评级结果向银行间债券市场公示。”公告还宣布认可中诚信在内的5家评级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评级结果。

2006年，毛振华创业时的学习对象穆迪买入中诚信49%的股份，中诚信国际正式成为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成员。毛振华没有对这项合作表示出太多喜悦，他曾向媒体透露，穆迪入股是应监管部门要求，“穆迪的进入没有给中诚信贡献什么，它的窍门就是一个财务分析方法，我早就摸透了”。

毛振华开始了第二次转型：这一次，他选择了退出。

中诚信成立15周年的2007年，43岁的毛振华宣布自己淡出公司的日常经营退居幕后。他的头衔变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9年后，他在接受《英大金融》杂志专访时称，“我应将商人生活告一段落，而回归一直挥之不去的学术梦”。

“他在去（高校）之前提前跟我说了，我还有点意外，我说你坐得住吗，你这么多年搞公司搞得风生水起。”周伟思回忆道，毛振华给他列了几点因素，其中一点是中诚信的业务已经较为成熟，且评级业务总量就那么大，自己亲力亲为与否没有太大影响。

前述接近中诚信的人士告诉记者，毛振华选择淡出可能也是出于公司长远发展的考虑，“中诚信有高管曾提过，毛振华敢说，对公司并不一定会有好影响”。

“敢说”也是贺江兵对毛振华的第一印象：“他比较敢说实话，敢说直话。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中诚信的董事长，对监管对象，比如他经常打交道的一行三会也都是直言不讳”，“我想，这也成为他2007年回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归学术，或还深植于毛振华早年的从政经历。

《九二派》一书中提到，毛振华早在湖北省统计局时就以报告写得好著称。调至海南后他继续负责各类报告的撰写，稿费颇丰，“当时千字的稿酬为10元，他每月能收到几百元钱稿费，这笔收入甚至是他工资的两倍”。

据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官网信息显示，毛振华在2008年和2009年带过企业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生，2015至2017年连续三年指导过世界经济方向的硕博生，2018年将继续担任世界经济兼职博导。

一名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告诉记者，学院的宏观经济论坛毛振华多数会出席，自己也时常会去旁听。

周伟思总结说，毛振华看到了自己各方面前景，选择做“教授里面最有钱的，有钱里面最有学问的”，“他（指毛振华）有个理论挺好玩，他说我不可能将一个高峰登顶，但我能攀登到三个高峰的半山腰；我虽然不如你们站得更高看得更深，但是我看的风景比你们更宽，我领略的风光比你们更丰富。”

退隐后一年，毛振华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表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决定是去人大经济学研究所做研究，“从上大学算起，已经30年了，我还可以活30年，面对未来，我应该有一个很适合的人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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