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公司可以迁移到另一个国家 对抗国家权力

（原标题：现代公司为何富可敌国）

之前谈到，要投资公司、要有资产才可以做到像巴菲特说的那样躺着也能赚钱。你可能会问，公司为什么值得我们投资？它们创造价值的能力比个人、家庭高吗？跟国家比又如何呢？

当今世界上，公司很厉害，甚至比绝大多数国家更厉害！以2017年6月为止一些公司的市值为例，苹果公司市值排第一，超过8000亿美元，跟GDP排全球第17的印尼经济相当，超过荷兰、土耳其、瑞士等国家。也就是说，如果把苹果当作一个国家来对待，它的规模要超过世界180多个国家的GDP！

谷歌的市值6670亿美元，相当于瑞士的GDP;　亚马逊市值4640亿美元，跟比利时相当。腾讯市值3300亿美元，超过菲律宾；阿里巴巴市值3100亿美元，跟马来西亚差不多……这些公司规模都超过世界160多个国家。

即使按销售收入算，沃尔玛一年收入4800亿美元，苹果2200亿美元……这些年收入也是远超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GDP！

由这些，你看到，我们以往喜欢把注意力放在国家上，讨论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其实，我们的视角或许要改变，更要把眼光放在公司上，公司比绝大多数国家厉害。哪怕不看市值和收入，就看对人类各社会的影响力，苹果、微软、谷歌、沃尔玛这些公司的影响力也是世界多数国家所不能比的。所以，你不觉得，分析公司的差异甚至比分析国家差异更加重要吗？我知道，至少从投资的角度、从判断未来走势的角度看，就应该这样。

那么，公司的力量为什么能这么大？就像国家是人造的组织一样，公司也是人造的组织，只是公司创立的目的比国家单纯，就是通过商业来盈利赚钱，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有不少学者就讲，正因为公司作为商业组织，其目标比国家单纯，所以，发展公司才比发展国家更容易，世界上成功的公司比成功的国家要多很多！还有就是，公司可以跨越国家到处投资、经商，改变众多社会的生活，而国家难以这样做，在现有主权体系之下国家之间不能相互渗透，但公司没有这种限制，这也使得公司更加有影响力！你可能会说“国家权力可以随便压制公司，公司算个啥？”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可是，公司可以选择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以这种方式对抗国家权力。

公司的力量

对于公司的这种力量，早在晚清19世纪末薛福成就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在于他们有汇集大量资本、召集众多才智、集中各种资源、分散创业风险的方式，亦即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他说，“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所以，薛福成一个多世纪以前就认准了公司的力量，认准了不搞公司就难以实现中国梦的！

那么，薛福成又怎么解释公司的力量会这么大呢？我们来看看他发表在《申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题目为《论公司不举之病》。这里，让我对他说的话一段一段分别进行解释。

薛福成说：“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也就是，西方国家要做什么事情，往往能调动千万人的力量；尚若有什么薄弱不足的地方，则能调动全国的力量来做到。你知道，薛福成所处的时期，中国刚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辱，所以，讨论起来自然以西方为参照。

薛福成接着讲，“于是有鸠集公司之一法。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由是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意思是说，这就有了纠集公司这个办法。不管官绅还是商人、普通百姓，都可根据贫富而适当出资买股。这样一来，众人的利益都捆绑在一起，就人无异心、上下相维了，而且能够集中众人的智慧、众人的能力以及众人的财力，难道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吗？！

薛福成进一步说，“其端始于工商，其究可赞造化。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有拓万里膏腴之壤，不藉国帑，藉公司者，英人初辟五印度是也；有通终古隔阂之途，不倚官力，倚公司者，法人创开苏彝士河是也。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这里他讲，公司的发明之初是因商业而为的，但后来不断延伸发展。就公司能做成的事情那真是无所不能，移山可以，填海可以，搞好风电、搞定水火，也没问题！比如，英国人就是靠东印度公司，而不是靠国家财力，拓展了千万里的富饶资源土地，取得印度各地；而法国人也是通过公司，不是用官力，造出苏伊士运河，打通了自古相隔离的两大海洋！所以，你看到，西洋各国之所以横行称霸四海、没有谁能抵抗住，难道不是因为公司的力量所致吗？

所以，薛福成除了讲解公司为什么厉害之外，也告诉我们，公司的力量不需要等到21世纪才展示出，而实际上，历史上西方殖民的过程也是公司唱主角，而不是我们以前说的西方国家所为。比如，17世纪去开辟美国、加拿大等殖民地的是几个英国公司，不是皇家军队，开辟印度殖民地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开辟印尼殖民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等等。

在薛福成感叹西方公司之厉害的19世纪末，西方公司“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的组织能力远远不如今天的公司。到19世纪中期，美国公司中股东数量最多的也就是2500个左右，到1929年美国只有三个上市公司的股东数量超过20万，其中最多的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将近50万股东。1900年全美国有440万股市投资者，1929年有1800万股民。

而到今天呢，大约60%的美国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股票、股权基金，也就是说有1.8亿左右的股民！而其中有17%的股民，即3000万人左右，直接间接拥有苹果的股票，谷歌、沃尔玛的股东数也是类似地多。在中国公司中，股东数超过百万的也不少。所以，今天公司集“众财以为财”的能力真是史无前例的高！

在集“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方面，19世纪的公司最多雇用上万员工，而今天的沃尔玛在全球雇员230万人，富士康雇用的工人就更多！腾讯有近万个工程师，携程雇用一千多工程师，这些都是19世纪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

如果薛福成今天还活着，他会惊喜地发现，虽然他讲的公司力量在19世纪末还不完全是现实，但21世纪是公司的世纪，不仅在西方如此，在他热爱的中国也如此。股份有限公司这种商业组织在中国也逐步生根了，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两种人造组织的资源调配能力最强，第一当然是国家，其次是公司，而家族和个人都无法比。

怪不得20世纪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Nicholas　Butler教授说，“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近代人类历史中单项最重要的发明；如果没有它，连蒸汽机、电力技术发明的重要性也得大打折扣。”投资者都不要忘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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