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局外人”周航)
创办易到的七年,周航既在局中,又在局外。他知道,创业有“打高光”的时候,更多却是在低谷盘旋。
周航瘦了。
少有人知道,与易到渐行渐远的这一年他的内心世界经历了什么。
对易到、对贾跃亭,甚至对他眼中灰色的商业世界,这位易到创始人、现任顺为基金投资合伙人周航有过妥协、有过恐惧,最终只剩下无奈和失望。2015年10月,乐视入驻以后的易到,曾被周航解读为“重新做一个有情怀的野蛮人”。但终究,野蛮战胜了情怀,周航成了那个局外人。
早年的一次徒步经历让他顿悟,没有永远的强者,也不要试图做勇立潮头的那个人,做不到。他说,创业的确有打高光的时候,但其实更多是在低谷长久盘旋。
“易到是我第二次创业,我也经历过很多不同时期的困难,但是感觉最难受是2015年。”周航说,这种难受来自于竞争、弹尽粮绝,近乎崩溃的溃败感。甚至已经依稀闻到了死亡的气息,但是还心有不甘,一会儿觉得有希望,一会儿又觉得跌入谷底,心情很难平静。
他痴迷皮划艇运动,不同于大多数创业者,不仅有对户外极限运动的狂热;他混迹经济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圈子,对互联网的竞争充满距离感和恐惧。
今年8月中旬,《中国企业家》试图再次走近和走进他。采访前的拍摄,安排在酒店后院一片曾经的高尔夫球场。一阵雷雨过后,绿草如茵。一如周航描绘下现阶段的心境,“经历过易到这次创业,我的整体功力有一个提升。”
熟悉周航的人评价他,一个性格鲜明、有情怀而且文艺的理想主义者。他对自己的描述却是,一位赚过钱但不开心的商人。多位采访过周航的记者都说,周航和国内其他的企业家不一样。听到这样的反馈,周航自嘲,“很惭愧,我真的不想扮演成正常企业家,我更想做自己。”
“人在局中,你是非常不愿意否定自己的,总是试图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周航坦承,只有把自己放在局外,才有可能看到过去的自己干得实在有点蠢。可以说,周航的易到始于情怀,也止于情怀。如今对于成功的定义,周航有了新的解读,与时代同频,做接近于内心最热爱的事情。
创业者、户外旅行家、冒险者、以及热心公益身体力行的推动者,周航正在多重角色之间自由切换,也享受着多元而丰富的生活。毫无疑问,他的斜杠人生不止于满足。周航说,如果未来只能做一件事,他更想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每隔一阵子,他都会去拜访经济学家茅于轼,携程创始人梁建章是易到曾经的投资人、也是他的良师益友。
站在自己的gap year(间隔年),周航从未想过停止。正如已退休的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Phil Knight)在他的回忆录《鞋狗》里这样写道:懦夫从不启程,弱者死于路中,只剩我们前行。
恩怨
与贾跃亭的决裂,让周航一贯“情怀主义者”的形象彻底颠覆,但他不后悔,“外界总觉得我是在N多选择中,做了一个失误的选择。其实那会儿明知道它(乐视)不够好,乐视也是我最不愿选择的,但是其他人没有选择我,我也没得选择。”
他补充,“当初,我一定是做了我认为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即便是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周航也曾抱有幻想与乐视走过蜜月期,“当时对于易到来说是一个新的机会,婚姻不也一样吗?尽管你觉得不是最合适的人,结婚后你还是愿意抱着积极的心态去努力创造一个好的生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两个人根本不是一路人,很自然就分手了。”
2013年,周航和易到都在加速狂奔
但是这场分手,并非好聚好散。
易到联合创始人杨芸回忆,“乐视派来CFO之后,做了一件让创始团队感到震惊的事,就是把易到所有的U盾,全部给了乐视控股的财务。这意味着,易到已经没有自主财务的权利了。”当时周航很恼火,因为当初和乐视签合约的时候,就强调易到一直要保持独立运营的权利。2016年6月,周航完成了法人手续的转移,自此主动从CEO位置上彻底退出。
此后乐视与易到“生态化反”中的种种细节,冲突不断、矛盾升级。由于乐视的投资款不能全部及时到位,乐视入股易到一个月后,开启了长达227天的“100%充返”活动。截至2016年6月30日结束时,为易到带来总金额超过60亿元的充值,共有超653万人参与,人均充值918元。也就是说完成所有订单服务,易到要花费120亿元,也就是自掏腰包60亿,不管是对于易到还是乐视,这都是一个巨大的资金压力。
而其中充返的手机、电视、会员等部分乐视生态产品,乐视要求以市场价结算。在得到没钱的反馈后,乐视提出将这2亿美金算作增资,折算为易到10%的股权。
这样的增资方式,还有其他更多的分歧矛盾,彻底激怒了周航。那是周航和贾跃亭第一次将矛盾公开化,也是最后一次面对面的沟通。
更关键的是,“贾跃亭用境内的股权做各种质押,严重影响了所有股东的权益。因为易到是VIE架构的公司,例如携程的股份在境内主体是不体现的,他们的股份分摊到境内股东持股人、代持人名下。正常情况下,境内的股权是不能动的。”一位接近易到的知情人士称。
双方冲突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是期权。最初乐视对易到的新老高管有期权方面的正式和书面承诺,但高管进入易到一年多,期权都不给兑现,周航的压力特别大,直到现在都没有落实。
今年年初,成百位易到司机开始在易到办公室聚集讨薪,公安局副局长、治安大队大队长每天到易到“上班”,情况持续长达数月,直到有关部门找到周航,要求配合调查,说明实情。
“我当然不愿意承受这样的骂名。不是我做的,为什么由我来承担责任?而且在当时易到是有选择的,可以尽量化解易到危机,可他(贾跃亭)就是不干。”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他决定把问题公开化。4月17日,周航一封亲笔信把易到、乐视甚至自己一起推上风暴中央。
有人说,前一晚周航和乐视的交易谈崩了;也有人说,周航想要抄底重回易到……
彼时的易到,司机提现困难已经长达两个月之久。涉事其中的所有人都心照不宣,“一方面,乐视的回应中,从来没有说过资金的问题;另一方面,用户还在继续充值,潜在的危险很多。”周航回忆。
摆在易到面前只有两条路,乐视解围,易到自救。周航发现第一条路走不通后,开始和创始团队为易到寻找“接盘侠”。几乎所有潜在投资人的共同诉求都是,“希望把乐视清出去”,但是贾跃亭提出“要N倍于当初乐视投资的价格才肯走”。
周航曾撮合携程投资,携程创始人梁建章和CEO孙洁亲自从上海飞到北京,但是双方见面过程中,贾跃亭岿然不动,丝毫没有表现出易到开放接纳新资本的意思。最后不了了之。
融资的路子走不通,周航只能孤注一掷。一封信掀起的风波,以周航出局、易到易主(韬蕴资本接手易到)收场。“易到有了新股东,对易到来说,是一次新机会。”周航如此评价这次风波。
此后周航频频被问及,当初选择乐视入股,后悔吗?周航依然重复着那句话,“还能怎么样呢?我没得选择。”
乐视的入股,在周航看来,“可能就是宿命。易到一个有洁癖的公司碰到另外一个很极端的对象,本身也充满戏剧性。如果没有乐视注资,易到会有不一样的命运。如今网约车行业也有了变化,神州专车、首汽约车等都回到了易到早期的轨道上来。”
但是,历史不容假设。
“我的做法在中国商家比较少见,中国商业本身是一个灰色的世界,有灰色的默契,不管怎样,不会把很多东西放到台上来。我的立场是易到相关利益者。对我而言,要做对易到最有利的事情,而不是做观感最好的事情。”周航说。
如何评价贾跃亭?周航将身体后仰,摇摇头说:“我不愿意评价别人。”
甚至易到与乐视之间的恩怨,他也不愿深谈。曾经,徐小平邀请他写一本书,回顾易到那些是非。周航同意了。
“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慢慢咀嚼它,甚至我在不同阶段读到的过去,得到的结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沉淀了很久而没有着急写,就是我意识到自己还在局中,还在情绪中。我要沉淀足够久,确认自己已经从局中出来了,确认我在易到这件事情上没有情绪了,我才会动手去写这本书。”
恐惧
直到现在,周航依然对自己的《贪婪与恐惧》这篇文章念念不忘。他说,人是贪婪的,没有对更多更好欲望的执着,人类就不会进步,因此,贪婪是人类的驱动器。但是,人性又是恐惧的,恐惧变化,恐惧不确定。
易到的这七年,周航的表现既不够贪婪,又充满了恐惧。
不够贪婪,让周航刻意回避战争。
在网约车这个赛道上,周航的易到是无可厚非的“开辟者”,曾经独自狂奔了一年多。“对创业公司来说,快比完美更重要。”周航说,如果把时间放回到2010年、2011年,易到刚刚起步时,当时还没有O2O的概念。易到是移动互联网早期非常完美的一个创业公司,确定存在的需求、明确的商业模式、收入模式清晰,非常完美的创业。
创办易到的七年,周航既在局中,又在局外
也正是因为过于完美,或者是刻意维持它的完美,导致它跑得不够快。周航复盘,“我们有很大的先发优势,起码比竞争对手领先18个月,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独自奔跑一年半甚至更长时间没有竞争对手的存在。比如,那时候没有足够好的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我们要直联银行的信用卡中心,一家家去直联,光是一个招行,为了安全,我们拉专线去联,光这一个谈判花了7个月,1个专线每个月花7万。最开始想把易到和出租车区别得很清楚,出租车是计程车,我们是计时车,设计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计价模型。我们试图构建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他强调,现在的状态就是追求完美的代价。
对于融资,周航同样不够贪婪。“易到从天使轮、A、B、C轮都拿到了全世界那个轮次最合适的投资人。创业者应该清楚,第一,融资要来干什么;第二,业务需要什么样的资本。2014年,有六七个投资机构联系我们,但是我们犹豫股东选谁。现在看起来,当时自己设的问题多么愚蠢,还选谁?应该全要。”
恐惧,更是从创业第一天起就伴随着周航和易到。
2014年8月12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下发《关于严禁汽车租赁企业为非法营运提供便利的通知》,“易到被认定非法”。
周航回忆,那是他创业20多年来,压力最大的一次。中国创业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不安全感让他无力。尤其政策层面的因素,一直让他摇摆不定。
比如补贴这事,易到要不要跟进?周航最初的判断是不会持续很久,政府不能接受,一定会干预。所以他们不愿意制定一个比出租车更低的价格,易到对专车的定位,就是出租车之上的业务。但是没想到,政府是两年后才出手,而竞争对手已经把市场全部拿下。
对于竞争,周航也有类似“洁癖”的抗拒。
曾经,滴滴和快的、滴滴和Uber中国的那场烧钱大战几近癫狂。但是,身处其中的周航,似乎在扮演一个局外人,走商务定位、走高端路线的易到坚持不补贴,而Uber中国几乎跟易到同时起步,定位相似,都是做高端车。Uber中国却很早就看得很清楚,比出租车便宜70%,然后马上放量增长。周航自问,“当时对手已经放量了,我们为什么不跟进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携程创始人梁建章曾建议周航按理想规模模型来定价,周航一算账,短时间亏损规模太大,不敢干也不想干。时至今日,周航说,如果能回到过去,一定会听他的建议。
周航承认,本质上是易到对竞争这件事情就是厌恶、回避的,包括他本人,抗拒竞争。但是,很不幸的是网约车行业本质上是一件高度运营驱动的事情,就是得面临非常残酷的竞争,这很难通过创新来解决。而周航却一直在用所谓的创新来不断的逃避竞争。
他反思,“竞争是一个公司、企业永远不可回避的话题。我经常会问创业者,怎么看你的竞争对手,答案总是,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他们还差得很远。他们的回答让我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正确的心态是,当我们面对竞争,宁可过激也不要忽视。”
思维的局限性,也曾让周航错过机会。“错过共享单车,就是我思考的局限性,我们怎么可能没想过短途交通的问题呢?一定想过。连小牛电动车、9号平衡车我们都想过,但是就没想过自行车。因为,我的假设是人已经懒到不想骑车了。”
去年5月份,摩拜单车CEO王晓峰把第一代摩拜单车拿给周航看,他觉得很棒。但是当听到每台车的成本几千块的时候,他觉得不可持续,选择了放弃。
这样的错过不止一次,“曾经有个投资人对我们感兴趣,最后没有投。过了若干年,在媒体上看到他对易到的看法,他说易到做的事情和创始人团队的性格和气质不那么匹配。我第一次听到其实心里挺不服气的。但是后来冷静下来,他说的有对的成分的。”
清零
若干年前,周航和哥哥有过一次谈话,关于创业、关于失去和拥有。
“那时还在做天创(周航和哥哥一起创办的公司),我说未来再做一件事情,肯定能做成。哥哥说做事情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不见得能够成功。”周航和哥哥是两类不同的创业者,哥哥希望保持现在,不愿意冒险,因为冒险就意味着失去;而周航面对冒险,想的更多是能够创造什么、得到什么。
这位自诩“天生创业家”的中年男人,几乎从来没有职场经历。早在1994年,21岁的他就开始创业。当年拿着从亲戚手里借来的五万块钱,与哥哥周洲一起创立天创数码集团。财务自由后,周航移民加拿大,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段子是,周航坐在温哥华别墅的院子里,想着“每天过着打打高尔夫的悠闲生活,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决定回国继续创业。
创业的种子是何时被埋下的?周航不加思考,“从小就有。”
周航的成长轨迹并非既定轨道,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同学和同事们的孩子大多都是好学生,人生轨迹无外乎读大学、出国、再读完硕士、博士之后成为一名工程师。相较之下,周航父母对兄弟俩的教育比较宽松,尊重他们的意愿。
不到三十岁,周航和哥哥就拿到第一桶金,但是演绎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哥哥依然经营着兄弟俩第一家公司,只想过一个富足的好日子。而44岁的周航已经经历两次创业。
第一次创业成功后,七年前周航经历了第一个gap year,充满了对成功的焦虑和恐惧,“那时候急于证明自己,我不能再休息了,我37岁了,要赶紧再去做一件新的事情。”易到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也是最喜欢的。
如今从易到上岸,周航正在经历第二个gap year,他不再急于证明自己。自我更新、重新思考、重新建立,是他现阶段的三大主题。
他正在效仿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创作《江村经济》,写一本关于农村形态的时政类书《脚里生活》。他知道,应该不是当下主流IP,但是内心想做的。
周航还打算制作一部话剧,描绘一帮癫狂的企业家群体和一帮居无定所的北漂群体之间的黑色幽默。此外,他加入了一个公益性质的艺术基金会做理事合伙人,资助当代中国的艺术。
如今的周航对于创业、对于商业多了一份轻松感。
最近一位朋友去参观Facebook很有感触,下午六点的办公区就一个人都不见了。朋友回国后告诉周航,他们太不勤奋了,我们太勤奋了,我们超过他们是迟早的事情。
同样的现象,周航有了新的解读,“我的感觉恰恰相反,只需要工作到下午六点,几万人可以把公司做到6000亿美金的市值,说明做正确的事情比勤奋重要太多了。苦逼创业俨然是一种政治正确。喜欢夜里12点发微信朋友圈,天天奋斗加班,九九六是日常功课的创业者。我越来越感觉到,在做正确的事面前,勤奋毫不重要。”
虽然中国互联网圈将暂别周航,但是时间并不会太久。对于中国互联网圈的“网红们”,周航依然保持着敏感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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